“Rock n’Roll” 这个词诞生一个甲子了，崔健与它同年，都是60岁。
2021年9月，新专辑《飞狗》发布后，有人说“曾经那个生猛爱批判的老崔又回来了”，也有人将《飞狗》比作是崔健的“一步之遥”，说他“早就过时了”。
崔健不以为意。
“如果时尚是被操纵出来的，我还是过时为好。”
崔健从未放弃摇滚。在《飞狗》中，他的反击是“逆天行走”；在《时间的B面》中，他吼着“嘿！老子根本没变！”
无论时代的大戏唱到了哪一出，崔健都永远牢牢钉在那里，就像一根坚硬的、锋利的钉子。
只是，无论是《飞狗》还是其他，这些歌曲都再难掀起八九十年代那样山呼海啸般的共鸣声浪了。
他赖以成名的那个时代与氛围，早已远去。
崔健今年60岁了。
这是他的耳顺之年，也是他阔别录音室专辑的第9年。
媒体人说，在最初几张专辑大获成功后，他多多少少染上了一些“毛病”：他变得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日常喜欢谈论西方文明的内核，音乐上则变成一个过分依仗技术与细节的谨慎小心之人。
崔健的录音师李游说：“两种不同厚度的军鼓对于听众而言没有太大差异，但对于他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今天录了一种军鼓的声音，第二天他觉得它太厚了，便会要求换一个薄的再录。”
一套鼓的拆装很复杂，需要花费2个小时。同时，对着音响的话筒有十几个，摆在鼓的四周和中间，改变每个话筒的位置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便带来了十几万种可能。“一个鼓就要调整一个星期。”
崔健常常在录音棚提着话筒一个人满屋子走，直到找到他想要的声音为止。
在演出市场上，崔健同样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合时宜”。
在一个叫《欢乐中国行》的节目中，崔健的乐队当着现场观众调音足有40分钟，主持人在中间不断圆场，从此很少有电视台再敢邀请崔健。
面对市场的需要，众人称他身段明显不如曾跟他同属「京文唱片」的汪峰“灵活”。
时隔9年，“不太灵活”的崔健交出了音乐上的第7张答卷——《飞狗》。
崔健新专辑《飞狗》
崔健第一次唱起《一无所有》，是在1986年5月9日，于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
1985年，迈克尔·杰克逊领衔45位巨星合唱的《We Are The World》发布，该曲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公益单曲。
同年，在中国台湾，由张艾嘉发起、罗大佑创作的《明天会更好》群星演唱会，聚集了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62位歌星。
很快，“召集100名中国大陆当红歌星，并以同样的形式，来纪念国际和平年”的计划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两位年轻编辑张丹丽、吴海岗和当时未出名的作曲家郭峰的倡议下开始筹备。
崔健找到组织者王彦军和吴海岗，表示自己刚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参加这次演唱会。演出总监王彦军把崔健列为三十位独立歌手之一，上报给领导审批。
演出前一天，领导看过排练后，冒险给这首带有西北风的情歌发了“绿卡”。
在那时，三名以上歌手同台就很难通过审批，怕“把握不住方向”。主办方吴海岗这样说起演唱会的筹备历程——“兜了无数圈子，腿也跑细了，哪儿哪儿都是墙，鼻子都碰扁了。”
很多人将1986年定义为“中国摇滚乐元年”，将那个晚上称作是“时代的晚上”。
1986年，崔健首次登台演唱《一无所有》
那晚，当百名歌星唱完《让世界充满爱》后，一个身穿军装、裤脚扎得一高一低的愣头青登上舞台，如同一个时代的空降兵。
他仰天长吼一嗓子“我曾经问个不休”，问穿了所有人的不甘，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寂寞和苦闷。
某种觉醒，似乎定格在那一刻。
从现在看来，那场演出石破天惊。在当时来看，手心全是汗。
《一无所有》的采样灵感来自西北的信天游，崔健创造性地融入了民族乐器，如唢呐、古筝、笛子、箫，并大胆加入了朋克、爵士、非洲流行音乐、说唱的特点和节奏。
过去，没人能想到，以含蓄婉约见长的丝竹管弦，能够与激情澎湃的摇滚乐同台出现。
尽管大众知道《一无所有》只是崔健写给女友的一首情歌，但这首歌还是成为一个里程碑，也使得崔健成为一个符号。在邓丽君解禁、Beatles和Rolling Stone的声音零星由地下传来时，崔健被推到舞台中央。
崔健代表的已不只是崔健本人，他的音乐也不只是音乐本身。
街头怀抱吉他的青年，念完北岛的《我不相信》后，再高唱《一无所有》。他们不仅开始效仿崔健的嗓音、行头、姿势，也开始效仿那股“爱谁谁”的劲儿。
成名来得太突然，连崔健自己都觉得，太容易了，完全懵了。“好像被时代贿赂了。”
DJ李青是八十年代生人，他说：“我们的青年在八十年代遇上崔健，就和美国青年在六十年代遇上鲍勃·迪伦一样，都是在合适的时间，找到了给内心思考和认知周遭解密纾困的一个途径。”
后来，在采访中，崔健总要面对这些大同小异的问题：你变了吗？你还愤怒吗？你觉得自己还属于这个时代吗？
崔健的血是红色的，但骨头是蓝色的。他委婉告诉每一个记者：“我最好的时代在后面。”
八十年代终究是属于崔健的。
列侬说“我们就像是一个不知道去向何方的海上飘的一条船上的旗杆子”。一开始，谁也不知道要去哪，就在海上飘着。
崔健就是那根被海浪推上去的“旗杆子”。
1989年2月，他的第一张专辑，诞生在合适的时间，成为神话。九首歌，每一首都是经典，被传唱到大江南北。
崔健这个名字，火了。
这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原创摇滚乐专辑”，先后出现过七个版本，正版加盗版销量超过千万张。
1989年4月，它被改名为《一无所有》，先后在港台由当地的代理商发行。
1994年，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下属魔岩唱片同时推出了三张大陆摇滚歌手的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在商业公司运作下，“魔岩三杰”、唐朝乐队和崔健一起，终于被海峡对岸的年轻人听到。
90年代初，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已经非常发达，也有张雨生、赵传等摇滚音乐，但这些和崔健、唐朝乐队等摇滚乐里散发出的野生的力量，完全是两种视听体验。
中国台湾的乐迷听惯了西方摇滚乐，一下子听到了很有力量的华语摇滚乐，觉得“非常震撼”。
摇滚音乐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流行音乐形式，起初并不被80年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所认可。
直到崔健出现。
人们喊着“一二三四五六七”，摸着自己的心跳，等待着大时代的到来。
崔健的老友梁和平将他形容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而摄影师曾年为他拍下的那张红色背景的头像，在日后长久的岁月里，被赋予了堪比切·格瓦拉的含义。
它们相继被印上招贴画、书包、汗衫、大旗。
崔健演唱会第一排坐的永远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创业的艰苦时期，他们的工厂里放着他的《一无所有》。90年代的奥运冠军李东华在瑞士艰苦训练的5年里，听的也一直是崔健的《假行僧》。
上世纪80年代末，崔健的摇滚已势不可挡。
其歌曲在港台发行后，掀起了北京摇滚旋风。1988年，Beyond乐队来北京演出，黄家驹翻唱了《一无所有》。
崔健甚至火到了国外。1993年4月，他曾率乐队赴日本参加亚洲之声文化交流活动。
此后，崔健拒绝过伏特加的一个500万元的广告，这是中国摇滚明星第一次获得国际品牌的代言。
而第二次，则是2011年5月，汪峰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雪弗兰汽车帕萨奇四驱越野车打代言人。
在民间如此火爆的崔健，一直无法被主流音乐圈所接受。
在《一无所有》之前，崔健在北京歌舞团任小号演奏员。1984年，北京歌舞团民乐队（现为北京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员文博受国外摇滚乐队的启发，想成立一支自己的乐队。
“听说国外都是乐队，至少也是四五个人，什么声部都很全，有低音、节奏、主音这些东西，所以就想，干脆咱们也成立一乐队。”
乐队名为“七合板”。崔健，是这个乐队年纪最小的成员。
七合板乐队，右一为崔健
“七合板乐队”主要以翻唱英文、日文歌曲为主，专在北京的小餐馆演奏西方流行音乐，是当时北京最早成立的乐队之一。
乐队的成员都来自北京歌舞团，连乐队的乐器，都是文博向团里申请后，歌舞团购买的。第一场演出在政协礼堂。“里头白衬衫，黑领结，西服。”虽然打扮正式，但那是乐队第一次站着演出。
“原来我们演奏的姿态，都是坐着，不管民乐也好，管弦乐队也好，没见过这么站在台上，还溜达。”崔健回忆。
在唯一出版过的那张磁带《七合板演唱专辑》里，封底的照片中，“七合板乐队”成员穿着牛仔裤，造型颇有80年代的港台味道。懂行的人们听出，“七合板”时期的崔健，已开始模仿平克·弗洛伊德、Simon & Garfunkel和John Denver。
崔健曾把摇滚乐给人的感觉概括为三个“自”：自信——别丢掉自己；自然——别勉强自己；自由——解放你自己。
今年是中国摇滚诞生35年。你很难想象，这个曾穿西装打领结的温和青年，将引领中国摇滚乐坛走过跌宕起伏的35年。
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文艺版头条以一篇“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为题的文章，从社会性层面探讨了崔健现象。
这是摇滚乐歌手首次在内地的主流媒体上被报道。崔健的“火”，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1989年3月，《一无所有》获得由《人民日报》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颁发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奖。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崔健摇滚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又面临着尴尬处境。
崔健与乐队成员
就在崔健登上“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舞台的同一年，他与“七合板乐队”参加了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孔雀杯全国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
在一群唱伴奏带的选手中，他们演唱了两首原创歌曲：《不是我不明白》《最后的抱怨》。由于唱法在当时难以被主流接受，乐队在首轮角逐中就被淘汰出局。
一边是民间的火爆，一边是主流音乐圈的不接受，崔健的音乐自打出生便被烙上了不一般的痕迹。
据媒体报道，1992年，他的天津演唱会因为出现现场斗殴事件而匆匆收场，第二天的演出取消。从这年年底开始，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崔健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
无法演出的日子里，他打击盗版，大搞真唱运动，为慈善募捐作演出。他的新歌开始迷恋说唱，在《混子》里用长达70行的歌词表达批判。“就是面对世态，像新闻评论一样。”
60岁的崔健最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我周围都是90后的孩子，他们熬不过我。”
时至今日，这个鬓角与胡茬上都染上一层白霜的老人依然活跃在各大演出现场，一唱就是两三个小时。
别人都担心他会疲惫。“你只要唱个三四首歌就行了。”他反倒觉得这种方式对他的健康有益。
退休这事，在崔健的时间表里面也不存在。
“我觉得所谓中年男人，实际上是要工作的。只要你工作的话，你就在承认你自己还是中年。你做真正喜欢的事，我甚至觉得它是帮助你的器官去恢复的。”
摇滚的血液，是父母赋予崔健的。
1961年，崔健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受家庭熏陶，他从小就学习小号，并于20岁那年成为北京歌舞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
当年，北京“部队大院”是新潮东西的集聚地，年轻的崔健，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摇滚。
60岁了，崔健变了，好像也没变。摇滚对于他而言已经融入了血液，他自己的人生就是一曲经典摇滚乐。
他身材管理得当，依然瘦削，帽子上依然戴着那颗标志性的红色五角星。
他依然很享受自己的工作，时常熬夜创作，在家里安装了隔音极好的装置，除了架子鼓不能打之外，“吹弹拉”都不会扰民。对于发歌，他的要求是“自己听着不激动就不能拿出来”。
有时，崔健也会出现在年轻人聚集的 MAO、愚公移山等 Livehouse 。
在这些地方演出的，大多是被年轻乐迷追捧的年轻乐队。许多成名多年的歌手，如汪峰、郑钧等，现在已经很少像这样站在台下看别人演出了。
但是，崔健仍然对这个世界保持足够的好奇心。
崔健拒绝以时间为单位来提问，他说自己从来“没急过”，未来还要“优雅地老去”。
“如果有机会我在80岁还能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恐怕我也不会回避。如果有最高年龄纪录的话，我准备破这个纪录。”
崔健发现，时间和自己是一伙的。
“我就发现它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它会保护我的一些状态，保护我的一些信念，所以我就有足够的自信心，这样一直走下去。”
回过头去看摇滚35年，让崔健感到最高兴的，不是北京工人体育馆那晚，60后的中年在台下哭着喊着齐唱《一块红布》，而是90后的少年唱着《蓝色骨头》，在台下喊他“躯干”！
”崔健“的发音，在粤语里，音同“qu-g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