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府仆人周瑞的女婿冷子兴和朋友贾雨村聊天时，谈到荣国府的一个祥瑞，贾宝玉衔玉而生，“将来色鬼无疑”。贾雨村极为不赞同，从这个“祥瑞”出发讲了一段“历史哲学”：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
随后，贾雨村还阐发了他著名的“正邪两赋”之说，认为贾宝玉的性格是正气和邪气激荡所赋予的。
王莽出现在“应劫而生”的“大恶”名单里，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红楼梦》里出现。王莽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贾雨村所列的“大仁”名单很好懂，由三代圣贤和儒家道统人物组成，具有鲜明的程朱理学特征；“大恶”名单包括叛臣、暴君、已遂或未遂的篡位者、奸臣，看似驳杂，共同点是都强烈影响甚至结束了某个辉煌的朝代。王莽出现在这里，主要因为他是前汉的篡位者。重视人物的善恶对政治的影响，这也符合程朱理学的关注点。
由此可见，贾雨村（或者说作者曹雪芹）的“历史哲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即儒家经学的“宋学”。而王莽是儒家经学之“汉学”（不是清代朴学意义上的“汉学”）的一大关节，这就令人产生了联想：从历史形象来看，王莽和贾宝玉有何异同？是否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儒家信徒”？面对衰败的现实，他们的理想是什么？西汉的皇朝历史与贾府的家族故事可否对观？被视为古代小说巅峰的《红楼梦》是否继承了古代历史特别是正史的叙事方式？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祥瑞、灾异和图谶
在历史上，王莽在短时间内从前汉皇室的外戚一跃成为新朝的皇帝。除了他外戚身份、个人能力、宫廷权术以及当时的内外部形势等传统政治因素外，王莽的成功尤其借重了儒家经学在两汉的演进。用薛宝钗的话说就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简而言之，秦汉建立集权政治后，儒家提供了一套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并被统治阶层所认可、推崇，成为上至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下到日常生活的伦理基础。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多年、成于众手的漫长事件。
在这一过程中，儒家的“今文经学”也就是官方经学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描述儒家政治理想，依据儒家经典决策国家事务，并与社会上弥漫的浓厚迷信、战国以来的五德终始等相结合。于是，日食、地震、蝗灾等“灾异”，奇禽、异兽、露水等“祥瑞”，以及童谣、图谶、神符等“符命”都成了预示政治兴衰的天意。后来兴起的“古文经学”，则进一步对“制礼作乐”的一些制度给出了“操作手册”。
儒学的内在逻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规诫帝王、引导政治走向，并最终解决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等问题，实现太平。到前汉后期的元、成、哀帝期间，地震、日食等灾异越来越多，激进的儒家信徒由此要求汉朝彻底改制，调门越提越高，进而认为汉家天命已衰，呼唤孔子一样的圣王出来制礼作乐，建立全新的儒家国度。
王莽就是借助了这一思潮的东风，以儒家信徒的形象起家，过渡为儒家改革的主导人物，直至将自己制造为新的圣王，在没有发动战争的前提下结束了前汉的统治，建立新朝。
这期间，荒诞不经的祥瑞、符命为王莽的崛起提供了“言之凿凿”的证据，犹如上天的意志。
例如祥瑞，早在王莽出生那一年，据说王氏家族祖坟建筑的一根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叶。王莽称帝后，还记得这件事，并把其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类似的还有前汉的末代皇帝汉平帝死后不久，就有人给王莽献出一块据说白石，上面有红色的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例如谶语，早在王莽还年轻的汉成帝时，就有童谣唱道：“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按照当时人的理解，童谣是说皇室“华而不实”，后代凋零，将被王氏取代；还有图谶，王莽在称帝前夕，先是有大风刮来“铜符帛图”；不久，有人献上了据说是天帝降下的“金匮图”和赤帝颁布的“金策书”，都是有图有字，图文并茂。当然，这里的图可能不是绘画，应是描绘术数推演的图形。
同样，随着王莽和他的新朝走向覆灭，他一度神奇的祥瑞迅速褪色，出现了大量灾异，比如死去的黄龙之类。总之，这些绝大多数是人为造作的东西，在公元元年前后的时代，很可能大多数臣民会深信不疑，成为了贯穿王莽全部政治生命的重要内容。
有趣的是，《红楼梦》的情节也贯穿着此类图谶、祥瑞、灾异，而且是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的重要部分。
贾宝玉的玉因为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还有类似传国玉玺的字样，所以是真正的祥瑞，就像臣民献给王莽的带字的白石；第五回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了图文并茂、一图一判词的“金陵十二钗”图册，则是典型的“图谶”；谶语更是比比皆是，第五回里十二支“红楼梦”的组曲；第二十二回元宵节点的戏名和猜的灯谜；第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的行酒令，都透露了小说里主要女性命运的走向，特别是开篇第五回的“红楼梦”组曲可谓“事先张扬的悲剧”。
意味深长的是后四十回的第九十四回里海棠花在秋天开花，是家族即将败落的“灾异”，还是好事将近的“祥瑞”，贾府中人各自说法不同。按照《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情节，贾府确实先经抄家，险些败落，又“兰桂齐芳，家道复初”。这种吉凶含混的事，就好比王莽祖坟的木头长叶子，对汉朝来说就是“灾异”，对王氏来说则是“祥瑞”。
《红楼梦》的一大魅力，就是巧妙利用了这些祥瑞、图谶，使人物具有了浓厚的宿命感。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对小说的深远影响。在历史上，像王莽这样大规模利用祥瑞、谶语并得以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少见。除了刘秀建立的后汉尊崇谶纬外，图谶、纬书等在中古时期被朝廷严禁，逐渐沦为江湖游士的民间话语，虽然在上层政治中依然不绝如缕，但总体上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一度被视为天意征兆、预测未来的神秘学说，跌落成妖言惑众的旁门左道。
正是占卜、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化收留了这些“妖言”。《水浒传》里，宋江之所以有资格“替天行道”，是有九天玄女送给他的三卷天书；在隋唐演义里，程咬金当瓦岗寨的山大王，也是靠天书。这些都是祥瑞、图谶的变体。但这类小说依然没有超越其政治性，依然在历史叙事框架里打转。
唯有《红楼梦》实现了超越，拿来塑造个体、塑造人，既贴近大众心理，又营造出了悲剧感；同时，也拯救了这种“妖言”，将其雅化和美化为诗性。这是祥瑞、灾异、图谶等最好的结果。
乌托邦和大观园
一直有人把王莽和《红楼梦》联系起来。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对王莽的印象是“王莽谦恭未篡时”，所以有的读者很自然地去扒拉《红楼梦》里谁最虚伪。王夫人、薛宝钗、花袭人等都曾不幸入选。这既误解了王莽，也给小说丰富的角色扔了“二向箔”。
王莽以鼓吹儒学起家，并不是只开动了“宣传机器”，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痴心妄想。众所周知，“汉承秦制”，前汉的统治秩序和制度基本沿袭了秦朝；在自身发展中，随着承平日久，前汉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土地兼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怎么解决？儒家认为只要进行儒家性质的改制，这些社会问题都会解决，天下将成为理想国度。
从刘邦时期的陆贾开始，包括汉文帝时期大名鼎鼎的贾谊、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以及后期名臣京房、贡禹等，持续鼓吹儒家改制，例如汉元帝时期的贡禹曾说“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就认为钱是万恶渊薮，是造成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根本，应该取消货币。
王莽可以视为前汉历史上一连串鼓吹儒家改制的最后一人，也是最成功的，更是真的试图落实儒家改制。他的改制在前汉的晚期已经启动，一直持续到他建立的新朝灭亡前夕，包括了宗庙、祭祀等国家制度，货币、税收等财经体制，以及著名的土地改革。
篇幅有限，抛开其他的改革措施不讲，王莽最核心、最典型的就是“王田制改革”。根据史料中留下的非常稀少的资料推测，这一改革的核心是“1个男口100亩”的限额，1个家族最多800亩，再加上房屋、公共用地等100亩，总共900亩，也就是儒家认为周代理想的“一井”之地，多余的要分出去。但王莽只是名义上宣布将天下田收归国有，并没有掌握和分配土地的实际能力，所以这一改革迅速沦为具文。作为儒家理想实践核心的土地改革失败，意味着此次儒家改制的失败。
总之，王莽的政治成败，是儒家轰轰烈烈地试图建立理想国，到迅速失败并宣告“此路不通”的过程。当然，王莽个人的性格、能力、心理因素也比较重要，他留在史料里的事迹也反映出他残忍、嫉妒、虚伪的人格。但从他敢于改制并至死不悟来看，他基本上是笃信儒家政治理想的。
《红楼梦》有没有政治性格？贾宝玉有没有儒家理想？这个问题在“红学”领域并不新鲜。
贾宝玉作为小说中最具理想主义的人物，他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了对儒家的态度。一方面，他对贾雨村等官场中人极度厌恶，称之为“禄蠹”；从而对劝谏他读圣贤书走科举之路的亲人也大为不满；另一方面，前人多有指出，他对“四书”本身是认可甚至推崇的。例如：
第三回，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第十九回，由袭人侧面说他：“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第三十六回，宝玉在家里“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此外，第七十三回里宝玉对自己的读书情况做了总结，“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孟子》“有一半是夹生的”，“五经”里只有《诗经》读过一点；此外还有“《左传》《国策》《公羊》《谷粱》汉唐等文，不过几十篇”的古文。
由此可见，贾宝玉主要的“思想背景”“理论基础”，就是“四书”，而且很认可“四书”。他的道理其实很浅显，认为四书所描绘的人格理想是很好的，一个人追求“明明德”的大学之道也是对的。四书就是他的道德理想，所以他才会对身边的人有较高的尊重，对自己也有相对高尚的道德追求，他所厌恶的是拿着四书当功名利禄敲门砖的庸人。这和魏晋很相似，许多魏晋士人愤世嫉俗，嘴上批判儒教，内心却颇为认可并亲身实践。例如阮籍母亲去世，丧期之中，他赴司马昭的宴请，饮酒食肉照旧，在座有人向司马昭进言，批评阮籍在重孝期间，公然饮酒吃肉，违背儒家礼教，应当惩治。而司马昭却反驳说：“阮籍因为巨大的悲痛导致形销骨立，你不能和我们一起为他担忧，什么意思？”看似违背礼法的阮籍在别人看不见的场合，为母亲哀恸至吐血数升；与打着儒教旗号的“举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汉儒最重要的经典是“五经”，其中对王莽改制尤为重要的是今文经学的《公羊传》和古文经学的《周礼》。这些经典聚焦的是国家制度和政治理想，很少关注到个体的精神境界。到《红楼梦》的时代，宋明儒学主要依托的是“四书”，正好和汉儒调换了顺序，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的“明德”，不再直接去创造理想国的政治实体。所以宝玉以四书为理想很自然，王莽时代最重要的《公羊传》在贾宝玉眼里是和《战国策》等量齐观的“古文”，其经学性质已经失落。
总之，王莽等汉儒的理想世界，是追求政治的理想国；贾宝玉则是追求个体的理想世界。大观园既是小说里的一个花园实体，也是少男少女的一场美丽的梦，亦是贾宝玉个体道德唯一能维持的乐土。
这也是为何《红楼梦》全书在弥漫佛道气息的同时，同样在多个关节处强调了家族的责任，例如第五十五回贾探春在大观园搞“改革”，虽不是王莽性质的政治改制，却是理学家所喜谈的“齐家”；再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谈了一番“好了”之理后，依然不忘吩咐要为家族盛衰做准备。种种这类避免家族败落的责任感，当然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佛道所推崇的，其源头亦是向来重视家族治理的程朱理学。
家族叙事和历史书写
《红楼梦》的索隐派在学术领域早已式微，但在大众领域仍然颇有市场，时而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索隐“成果”。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红楼梦》的家族叙事，确实有很多来自正史的历史书写。
正史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但正史在被书写的时候，往往是作为政治文本被撰述的，因此充满了隐喻、影射、褒贬等修辞术。《红楼梦》里很多被拿去索隐的情节，在正史中普遍存在。前面所提到的祥瑞、图谶等，都是正史比较多见的内容；小说第二十五回著名的王熙凤、贾宝玉中了马道婆“巫蛊”之事，在两汉史事中亦出现过多次。
再举一例，正史和小说里的“外戚政治”。
王莽得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外戚身份。他的姑妈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皇太后，随后即位的汉哀帝和她没有血缘关系，但她仍然是地位尊贵的太皇太后。依靠王政君，王氏家族才开始染指前汉的统治权。王政君的兄弟轮流辅政，直到轮到王莽。
前汉帝王之所以要依靠外戚辅政，一是汉家“故事”也就是惯例。皇帝没有父亲，又对叔伯、兄弟存有戒心，自然会依靠母亲的力量。二是儒家主张“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强调孝治天下，因此皇帝必然会尊崇母亲及其家族，以显示孝道。
皇室并不担心外戚篡位，因为前汉尚没有外戚篡夺皇位的事情出现，而且皇太后只要去世，她的家族就会逐渐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由新的外戚取代，因此一般情况下，外戚很难长葆权力。
王莽在王政君的儿子汉成帝末期，已经成为大司马辅政，主要依靠的就是皇太后王政君，皇后赵飞燕并无实权。但汉成帝很快去世，即位的汉哀帝将自己的亲祖母、生母都接到长安，王政君、赵飞燕迅速被冷落，王莽也被迫离开长安，回到封地。但王政君罕见长寿，一直活到汉哀帝去世，并重新掌权，王莽这才彻底掌握了汉家的政权。
此后为避免重蹈覆辙，历代皇朝大都努力防止外戚执政，但紧随王莽其后的东汉，恰恰是以多位皇太后临朝而闻名，而且出现了历史评价极低的外戚梁冀。直到帝制中国后期的明、清时期，也就是《红楼梦》写作的时代，这一问题才基本避免。
简述王政君、王莽作为外戚与前汉皇室的关系，是想借助这一“外戚”的视角来看贾府。贾府以贾氏为中心，地位最高的就是荣国府的主人贾政之母史太君，就地位、作用看她和王政君很相似；但贾府真正“执政”也就是管家的人，是宁国府主人贾赦的儿媳王熙凤，她能够得到这个地位，一个重要因素是自己的姑妈、贾政的妻子王夫人。“四大家族”里的薛姨妈则是王夫人之妹。总体来看，贾政虽然有官职，但他不理家务。贾府内部的权力由史姓母族、王姓妻族两家“外戚”所掌握，贾府的兴衰与“外戚”的行为密切相关。
《红楼梦》的作者不论有意无意，显然具有某些历史书写的技艺，将家族故事讲出了治乱沧桑。《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不仅在内容、人物上超越了时代，也在叙事上极尽历史书写之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