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长期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了许多关于经济建设的宝贵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比如，实事求是、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稳中求进，等等。深刻总结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弘扬其时代价值，对于我们当前做好经济建设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在制定中国经济发展方针时，陈云始终遵循和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

早在延安时期，在思考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时，他就总结出十五个字的体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是陈云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高度概括。陈云指出，“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在制定政策前，陈云都会到各地开展调查研究。例如，1955年，为完善统购统销政策，陈云先后到松江、苏州等地开展调查研究粮食统购办法要继续研究，他指出，不论是“民主协商”“连征带购”“划片定产，依率计购”哪一种办法，“都要考虑到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企图用统一的、简单的、公式化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再如，1961年六七月间，为调整农村政策、探寻解决农业困难的具体方法，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开展调查。经过细致的调查工作，他撰写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

陈云的调查报告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陈云还要求，各部门“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他强调，“掌握真实情况很重要”。“要掌握真实情况，就要到你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中去了解”。

“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是陈云对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概括。陈云指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为什么要反复？因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陈云认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经常运用该方法，以求对某一具体问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例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人口增加和人民购买力的增加，粮食和布匹等消费品出现了供应紧张。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吃穿问题。陈云经过分析后指出，解决吃穿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发展农业。

那么，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农业、使农业增产？陈云指出：“一个是化学工业，一个是水利，这两项，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就是大规模发展化学肥料、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这四个关键问题。然而，这四个问题在“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

对此，陈云表示，对于不同意见，要回过头来重新研究，不应急于定案。“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中国农业如何发展，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也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经过准备之后，应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让党内党外各界人士都发表意见”。同社会各界人士不断交换意见，充分吸收好的建议，反复比较经济政策和决策是否符合实际，把方案搞得更妥当一点，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农业，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时制宜，与时俱进。陈云能够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此前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加上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国内一度出现粮食紧缺、经济萧条、物价上涨的局面，陈云领导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保粮食供应、稳物价、稳财政、稳金融，促进国民经济恢复。

经济恢复后，陈云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在经济结构上应侧重发展重工业、农业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在取得伟大成就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重工业投入比例过大，增长速度过快，而农业发展速度缓慢。

为此，陈云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农业的投资比重，以保障农业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为保证改造顺利进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定的限制性、引导性措施。例如，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及时总结改造中的经验，对比改造前后的不同形势，对经济政策作出新的调整。他认为：“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比如，“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允许“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等等。改革开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1984年，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

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进一步与时俱进，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改革。“现在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确实是有利时机”，“政企职责分开很必要”，“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时期，陈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云指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实事求是，是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

二、综合平衡

什么是“综合平衡”？陈云指出“综合平衡，就要研究比例关系”，“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他主张，在制定国家经济建设的政策时，要依据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重点注意保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

民生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平衡。陈云把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他提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需的民生（当然不是大吃大喝），有余再搞建设。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业和工业被破坏得很严重，人民基本温饱得不到满足。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将粮食生产放在开展经济恢复工作的首位。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为 2000亿斤，到了195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 2400亿斤，恢复了14%。

1951年7月3日，陈云在主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时，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几条道路，主要包括：“设法防止水、旱、病、虫等灾害，力求农业生产得到相当的保障”，“调整经济作物面积，主要的是棉、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培养技术干部”，“保护农民利益与保证国家需要必须统一起来”。

1949年10月，广州粮食告急，陈云指示从湘南、赣南粮食南运以济广州之急。1950年，上海和华东粮食告急，他指示华中、东北、四川短期内运粮济沪应急。加强物资调配以保障人民的粮食供应。陈云一边抓经济建设，一边解决粮食问题，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农业、重工业、轻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陈云在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时，就提出了四大比例（即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的指导思想。

例如，从农业与工业的比例看，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发展，“农业生产同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对此，他提出开荒、修水利、合作化三个方法；从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看，“轻工业有很大的潜力”，“也有很大后备力量”，“只要稍加调整，就可以增产很多”，“短时间内就可以搞起来”；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看，“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因此，他提出要寻找石油资源，“只要发现了新的丰富的资源，就必须大力开发”；从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看，“铁路运输是紧张的。铁路方面的投资也还不够”，他提出，要为修新线做好准备，必要时将在年度计划内增加投资。

陈云针对“一五计划”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贯穿着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陈云提出，在制定五年计划时，“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

1957年，陈云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特别讲到：“过去七年，我们有几条经验教训”，“重工业多些，轻工业、农业少了些。特别是农业比轻工业更重要”。对于如何安排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陈云指出：“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

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比例平衡。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审慎地观察并分析改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提出了“在巩固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许可存在自由市场”的方针。

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小计划、大自由。他们是大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而小的方面比如一个工厂却是有计划的。我们是大的方面有计划，小的方面常碰头。我们要大计划、小自由”，采取大计划，是对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的基础。

他指出，要重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允许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事无大小，统统计划不行。个体生产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这种自由市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国家统购。如果没有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由就搞死了，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由是必要的”，“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又不要把市场搞死”。陈云认为，统统计划，把市场卡死，是行不通的。他对如何综合平衡计划与市场之间比例的思考，为后来进一步提出并系统论述关于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作了重要的准备。

财政收支平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单一，财政十分紧张。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就是增加税收。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后，经过努力，“一九五〇年度财政概算中，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点四，税收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两项几乎接近平衡”。他进一步表示，“我们还要求在一九五一年内二者取得平衡，并要税收超过公粮收入”。

随着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多，陈云前瞻性地指出，“我们的对外贸易今后必将发展起来，那时关税的收入将是可观的。估计在一九五二年公粮、税收、关税将成三足鼎立之势，那末一九五三年将要求关税等于公粮与税收”。

陈云认为，财政收支平衡可以防范市场风险、保障人民生活。“应该看到，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他坚决反对财政上冒进和保守两种错误倾向，“必须一方面保有一定数目的预备费，另一方面又准备在年度计划中增加可能增加的投资”，“但这种增加，也必须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陈云关于财政收支平衡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困难的状况，也为“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

城乡负担平衡。新中国成立初期，税收主要来源于农村，国家征税的对象中，农民所占比例较大。

陈云指出，“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农民负担重于资本家的几倍，这是不应当的”，随着情况的变化，我们有了大城市，已经能在新解放的城乡增收工商税，因此 ,“在平衡负担上，首先应取得城乡负担平衡，然后城市要超过农村”，“过去农业税比重过大，今后要增加城市税收，使它在三年内与农业税取得平衡，甚至超过农业税”。

陈云采取增加城市工商业税收的政策，既实现了城乡负担的平衡，又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困难的局面。

综合平衡是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要义是通过综合协调、平衡各要素、结构之间的比例，实现经济建设速度、结构与质量的有机统一，保持新中国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三、统筹兼顾

“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面考虑，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在领导新中国开展经济建设过程中，陈云总是能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坚持全面、发展、系统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统筹轻工业与农业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工业底子十分薄弱。为摆脱这一局面，必须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在发展重工业同时，还应统筹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因为后者直接影响到民生问题。

陈云指出：“我们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照顾到人民生活日用品的供应，也就是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要下决心搞重工业，搞工业建设，搞不好一百四十一个项目，一切都是失败，但是也要看到人民生活日用品的供应。”在工业建设与轻工业、农业发展中，在优先发展前者的前提下，“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稳定民生、稳定市场。如果将两个并重是错误的，但是这两个之间又不能相差太远”。

在统筹轻工业发展方面，陈云指出：“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运输这些重点的生产和建设，是必须加以保证的，但是，对于石油、化工、重要建筑材料和市场迫切需要的轻工业品，也应该切实加以照顾。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

在统筹农业发展方面，陈云提出要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实行农业合作化，加大农业投资，使农业跟得上工业发展的需要。

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1950年，陈云开始集中精力调整工商业。4月12日，他在中财委委务会议上指出，调整工商业“解决的是‘公私兼顾’，把过去不适当的要加以修正”（《陈云传》（上），第 700页。）。

5月25日，他在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提出，解决公私问题，要以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的精神为指导。那么，如何做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

6月6日，陈云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统筹兼顾五种经济成分的要义。陈云指出，“毛泽东同志讲的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即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条是我们全体干部都必须注意的”。私营工厂和商业可以帮助增加生产和促进商品流通，解决失业问题，是对人民有好处的。

因此，“我们更应该注意统筹兼顾，既照顾到我们这一边，也要照顾到他们那一边”。他同时强调，统筹兼顾并不意味着各种经济成分地位等同，“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陈云对调整工商业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和具体问题都处理得十分得当。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全国经济情况大为改观，市场得到了进一步恢复。

统筹短期发展与长远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陈云强调：“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当前的生产和建设是重要的，决不能忽视。但是，也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因此，陈云一方面积极化解短期矛盾，促进短期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做好长远规划，谋划未来发展。

例如，1957年1月，陈云在谈到解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时指出，“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还必须看到，今天把原材料的供应限于最低限度的生产的需要，挤出一点力量用于基本建设，正是为了将来生产的发展”。

又如，1959年，为了落实钢铁生产指标，陈云指出：“用于重要轧钢机和四大高炉配套的钢材同其他方面所需要的钢材发生矛盾，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为长远打算，宁愿暂时削减后者，保证前者。”因此，他指示，必须保证武汉、包头、太原、石景山四个钢铁厂四大高炉建设提早完成，以提高生铁产量。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早在 20世纪50年代，陈云就十分关心我国的水资源建设，提出过不少重要意见。改革开放后，他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水资源问题和工业污染问题。

1990年4月，在看了著名水利学家张光斗和陈志恺合写的文章后，陈云作出批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根据陈云的意见，党中央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时，将水资源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四、稳中求进

开展经济建设，既要看速度，更要保证质量，速度与质量是辩证统一的。要使之达到辩证统一，必须追求稳中有进，先求稳，再求进。

陈云一贯主张经济工作中不能盲目冒进，应脚踏实地，稳中求进，少走弯路。他指出：“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可以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

在对待快与慢的辩证关系上，陈云认为，盲目快反而慢，脚踏实地、按步就班的慢反而快，“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

经济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陈云指出，“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

以钢铁生产为例，1956年12月15日，陈云在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分析了钢材和其他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他指出：“国内钢材生产的情况是增长的，例如今年全国产钢四百五十万吨，已超过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生产的指标四百一十二万吨。

但是，今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和过去几年比，又是特别大的一年，增长的速度很快。今年基本建设大部分是正确的、合理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超过了应有的规模。”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呢？陈云明确指出：“明年基本建设的规模不能增加，大体只能保持今年规模或略有缩小，要能够做到建设规模的大小和原材料的供应相适应。”

生产方式的改革必须同生产实际相适应。以1956年全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例，为尽快完成改造，不少地方过度追求工商企业合并和集聚生产，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效益降低，甚至出现亏本现象。

为此，陈云要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从企业生产的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追求企业合并、集中生产。陈云指出：“在四百万户私营商业中间，有百分之六十即二百四十万户的夫妻店和小商贩，如果每户以四口人计，就有一千万人。在商业中不解决小商小贩的问题，商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当时在对个体小商贩进行改造时，确实出现了一些过分追求速度的做法。为此，陈云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要求改造不能盲目且急于求成，而是要有“充分时间去逐行逐业地顺利地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对于合营或尚未合营的小商业，“应该按照全行业统筹的原则，安排他们的营业”，“对于大部分肩挑小贩现在的经营方式需要长期保留，不要采取把同类肩挑小贩都组成为统一资金的合作经营方式”。

同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指出，“所有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企业改组，都不应该受时间的限制，都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对各行各业分批分期地逐步改造”，结合生产安排有序推进。

7月，他进一步指示：“如果因为参加了合作企业，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但是绝对不准强迫他们退出。退出的时候，他们的股份包括生产资料和现金应当退还。”陈云提出的这些举措合情合理地解决了大量的私营业主在公私合营后遇到的问题，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加有序顺利地进行。

坚持先试点、总结经验，再推广。陈云在制定各项政策前，总是要找几个地方做试点，积累经验，等条件成熟后再推广。陈云认为：“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

这种大胆试验、谨慎推广的做法正是陈云稳中求进思想方法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后，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陈云认为，做试点、总结经验、再推广的做法是稳步推进改革的关键。

他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总之，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坚持稳中求进，使他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面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总是能够及时有效地调整经济政策，引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得出的宝贵经验，是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验证的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环境、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进一步研究和学习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对当前我们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彭庆鸿，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吴晓荣，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