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余廿馀岁，读寄庐先生所著书，一时兴发，乃致书商搉之。先生不以为迕，手覆一札，凡六纸、长三四千言。自是遂往复通函。余性既好问，下笔不自休，先生亦乐于假借，为详答之。三数年间，往还之书札，凡数十通，可订成一小册者。后负笈海上，又时往先生钦州路寓处，抠衣晋谒，追陪谈麈，获聆嘉言快论，往往为之拊掌。循览彼时所记，先生之谈锋，犹能仿佛也。先生性好奇，于学无不窥，而为人直而无隐，绝不作矫饰语，称心而谈，为月旦评，爽利中肯綮，如并州之剪、哀家之梨者，间见层出，得未曾有，余从旁闻之，以为至快事也。惜先生操龙游方言，语速又迅，纚纚而下，余聆而不能谙者，居十之三，兼之日记无恒，退而书之者，又十不得三，此至可为追惜者。先生视余为小友，见赠之《寄庐杂笔》《寄庐茶座》，题款并如是，实则先生长余五十岁，于余为太老师也。今检所闻诸先生者，比而次之，著为一篇云。古之记人者，有记事，亦有记语，记语固亦记人，与记事无异也，故曰《记寄庐先生》。

刘衍文、刘永翔父子先生云：清诗超迈唐宋，名大家辈出，骎骎突过前人。一般之心理，习于贵远贱近，以耳蔽目，故未能知耳。

先生云：余于有清一代诗人，私心所好者，在吴梅村、舒铁云、王仲瞿、孙子潇、陈云伯、杨蓉裳、黄仲则、龚定盦等，晚近之诗人，如樊樊山、易实甫、杨云史，亦有偏爱，但仍尊重陈散原、郑海藏。

先生云：散原能营造气氛，为诗人之诗，范伯子只一味粗硬，了无意味，其所以有大名者，乃散原等捧之使然，并非真若何好也。（培军按：钱锺书云：“余最不喜范伯子诗，尝谓‘叫破喉咙，穷断脊梁’八字，可为考语。无书卷，无议论，一味努力使气，拖沓拈弄，按之枵廓。同调中前不如张濂亭，后不如姚叔节也。”见《中文笔记》第一册。可与参观。）

先生云：海藏诗好于散原，确有佳处。石遗诗却不好。若石遗门下之梁鸿志、黄秋岳，固为民族之罪人，其诗却少所匹敌，皆好于石遗，所谓“智过其师”者，此亦犹严嵩、阮大铖之“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也。

刘衍文手札，1996年1月16日致王培军。先生云：梁节菴极称道黄晦闻诗，以为三百年所无者，散原则不喜之。（培军按：张广雅誉海藏诗，亦云自明以来无其匹，见《郑孝胥日记》。其皆不足据，而语亦有本，盖沈约之誉谢朓，已云“二百年来无此诗”，宋人之誉梅圣俞，亦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

先生又云：石遗笑海藏好色，其本人却以好色丧身，此甚可笑也。刘石菴纳妾亦多，中且有能为之捉刀写字者，而彼乃大责袁随园好色，至欲逐之出境，“投畀豺虎”，而石菴好友纪昀，亦好色而不讳，石菴乃又与之过从甚密，若无事然。此尤可怪者也。

先生云：王湘绮为袁世凯写《劝进表》，章太炎为孙传芳作《墓志铭》，章士钊为川岛芳子、陈公博辩护，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先拜徐朗西，后拜杜，不为徐所认可。此徐子幼庚为余言者，幼庚“文革”中被打死）此皆“通人之蔽”，或亦为利害所驱耳。（培军按：扬子云作《剧秦美新》，蔡伯喈作《荐董卓表》，阮嗣宗作《劝进表》，陈伯玉作《大周受命颂》，陆放翁作《南园记》，盖亦犹是，皆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先生又云：前人言汉学家好货，宋学家好色（见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其实汉学家又何尝不好色？孙仲容有七房姨太，廖井研买妾之多，更不必论矣。章士钊、黄晦闻亦有数夫人，盖皆好内者也。（培军按：张际亮《张亨甫文集》卷二《两汉节义传序》记姚鼐已有此类语，云：“昔桐城姚惜抱先生有言：‘考据好利，辞章好色。’”又况周颐《餐樱庑随笔》：“相传经生黩财，名士好色，为有清一代风气。”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三笔卷一“翁方纲以妾为妻”条：“谚云‘名士好财，理学好色’，学士兼而有之。”语并相类。）

刘衍文手札，1998年3月3日致王培军。先生云：湘绮之诗，不能成家，其模仿之文之妙，则登峰造极。余本反对模拟为文，及读湘绮之文，乃改变此看法。章太炎最重湘绮文，陈石遗亦然，足见“此心同、此理同”也。

先生云：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一书，原拟在上古出，富寿荪为责编，乃越俎代庖，为增注甚多，皆从工具书可查得者。吕贞白告之徐，徐立撤其稿，命学生重为理董。时徐已病，住华东医院，富被一吓，连探视亦不敢往矣。

先生又云：富寿荪本学徒出身，仅小学学历，其学皆从自学而得，作诗颇佳，不喜用典。其“能写萧寥惟老柳，略分惆怅与斜阳”之句，为钱锺书所称赏。富与郭绍虞同辑《清诗话续编》，为稿费事颇有争执，据云郭得十之八，富才得十之二。《续编》出，富寄一部与钱锺书，钱作一札复之，并为其诗集题签，富乃遍示于人。吕贞白作一打油诗，嘲之云：“充钱作富户，倚郭筑寿楼。”嵌钱、郭、富、寿四字。又富请沈轶刘为定其诗稿，富作一后记，中之用语，乃又逢沈之怒，遂不许其登门矣。寿荪有弟铁耕，诗书画皆能，余尝至其家，交谈甚洽也。

先生云：吕思勉学问极好，但为人则颇邋遢。董圣功（名任坚，曾任光华大学教务长，“文革”中瘐死狱中）为余言：彼一日往访，见吕卧于床食鸡，鸡骨满其衣，食毕，且以被褥擦其手。（培军按：晚近之大学者，如章太炎、沈子培皆肮脏不堪，似未足为病也。）

刘衍文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张寅彭所购藏的《清诗精华录》作的批识，张寅彭提供。余睹马祖毅《皖诗玉屑》，有冒效鲁一序，中云复旦学侣有徐宗铎、赵宋庆二人，博洽不可及（培军按：马字士弘，江苏建湖人，为安徽大学教授。冒赠马一七律云：“故交徐赵各山丘，失喜跫然来马周。使笔如刀中肯綮，行文翻水取雕锼。超超元著破馀地，矻矻穷年争上游。抉隐表微追秀野，床前罗拜几诗囚。”此诗不见《叔子诗稿》，故备录之），以告先生，先生云：赵亦尝邂逅遇之，未及交谈，其人着长衫，披发至肩，一见即知为怪人。闻之听课者云，彼上课时，每手撑讲台，低头不语，良久猛一抬头，乃始授课，学生多不听也。又谓《诗经》为天文学，人多笑之。其居室一无所有，唯一地铺。后学校配与一床板，遂谓学生曰：“今吾升高一级矣。”以所卧较前为高也。徐宗铎为福建人，外文系教授，亦着长衫，为人手不释卷，而无著述，只与伍蠡甫合译一书，久已绝版矣。

先生又云：冒效鲁如是云云，或乃有为而发。旧日文人习气，于声名煊赫者必非之，于默默无闻者偏誉之，人情之嫉恨得志者与同情失意者，有以致之，或亦同病而相怜，或友其人而同调，往往揄扬过分，又好枪打出头鸟。平生所见多矣。（培军按：此意韩退之《原毁》已及之，云：“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退之因“动而得谤”，故慨乎言之。）惟亦有不为世俗左右，别具赏心者，则又另当别论。如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二《难博学》条，最推重之学人为屠湘，其书之序，乃请姻亲俞樾为之，俞为当时公认之大师，最有声望，陈却不举俞之博学，其所心折者，乃一为世不知之屠筱园也。又如王充《论衡》，使其信服之人为范长生，几认为为空前绝后之人，但此何人欤？徒令后人多所臆测也。

先生云：余在浙江通志馆时，有孙仲容之子延钊，字孟晋，为通志总纂，仲容唯一之子也。其目赤，与仲容正同。彼掌握资料甚多，以前为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文史足用，唯少识见。宋慈抱乃馆中学问最好者，骈文亦做得好，其《续史通》即用骈文撰成，诗则学人之诗，不及蒋宰堂（麟振）。蒋之诗、古文皆好，而牢落不偶，今知之者鲜矣。他如浙西办事处主任张天方（凤），为人近怪，能译《孔雀东南飞》为法文，与鲁迅亦相识，鲁迅尝讥之。

先生云：钱南扬彼时亦在通志馆，唯不为人所重，在吴梅弟子中，实当以彼为最好。一次余上楼，钱正下楼，相遇于楼道间，互不打招呼。只见彼戴一礼帽，耳边夹纸烟一枝，其状异乎学者，故印象极深云。

先生云：马一浮与熊十力本交好，后乃反目绝交，其故亦所谓“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之所致也。熊故意标新立异，言不由衷，多违心之论，非我所取，亦勿怪其卒前要念《往生咒》自忏也。马文甚佳（培军按：钱锺书《日记》中称马所译《堂吉诃德》，远出林琴南上，可为一证），学人中罕见，字亦好，但不能言其学沈子培，否则必与人性命相搏也。其为学则拘而不达，亦非我所喜，以佛学而论，其所知甚浅。浙江通志馆与马之复性书院比邻，常于路邂逅之，未趋谒。马少年丧偶，后终身不再娶，余所编《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中收其却人说媒一札，甚趣。

先生云：弘一法师人极聪明，有才华。虽出家，佛学却亦非其所长也。

先生云：马一浮有得意弟子刘公纯，于北京谣传大地震日住梁漱溟家，日日挥汗抄梁之著述，唯恐梁卒后不得其传。抄讫，即寄存上海潘雨廷家，故上海友人得以先睹。公纯名锡嘏，即《文史通义》之校点者。惟天下事实难逆料，刘南归后，不久即病卒，而梁却老寿无恙，十年后始下世。

先生云：潘雨廷之易学，非其他学者可及，惟过于好事，至拜唐文治、熊十力为师，虽彼不能文，论学问识见，高出二公多矣，故友人皆背笑之，云此乃孙悟空拜唐僧学法也。然潘研道教，却又多乱道，说太极拳、气功、中医学理论，亦天花乱坠，却无一中的，犹廖平之五变、六变后讲风水、讲天学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孟子此语，真颠扑不破也。

先生云：五十年代，钱仲联、龙榆生皆失业，至欲往东北考中学教师，后卒得入高校为师，亦云幸矣。又女词人张珍怀亦然，久在中学教书，不得入高校，退休后方往上海教育学院，事古籍整理，与吴广洋不合，吴亦夏瞿禅门下士。张为人傲甚，见余都不理也。后又至上海师大，终无名分，亦才人之可伤者。

刘衍文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张寅彭所购藏的《清诗精华录》作的批识，张寅彭提供。先生云：学问、文章为二事，往往不能兼善。有学问好而文不佳者，有文佳而无学问者。陈寅恪、郭绍虞文皆不佳，郭且思路不清，陈虽不顺，但文句尚可通。梁漱溟文亦不好，其病都在啰嗦。文之好者，李长之、刘大杰、陈西滢、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梁实秋、李健吾等是也。吕思勉、钱穆所作浅近文言都好。但邓之诚则不好，彼则自认为极好。潘雨廷文亦不佳，彼亦自认为好，讲课时至自许彼之文乃用庄子义法，闻者每为失笑。凡为文第一须清通，能清通，始可谈个性。吾文字亦不佳，越园师谓之“沉闷”。余问：胡河清如何？先生云：彼自说自话耳，谬误既多，根基亦浅，但为人则极好，亦极聪明。（培军按：后读寂潮先生《悼胡河清》，中一联云：“颇赏春风才子笔，尚期秋实学人功。”二语括之最覈。）

先生云：刘彦和《文心雕龙》、林琴南《春觉斋论文》，实皆我国古之《文学概论》也，有其特别之价值。姚永朴之《文学研究法》，虽以总结桐城文法风行，而抄撮各书，不伦不类，实不及琴南之书能独抒心得也。若王若虚之《滹南遗老集》，章实斋之《文史通义》，语虽偏激，而发人深省处独多，皆宜细读之。

先生云：刘笃龄学问甚好，考复旦研究生，陈子展最赏之，英文不及格，而专业课亦未通过，铩羽而归。而有一人只背得《辞海》文学分册，竟考取第一名。刘文理不通，但彼亦自以为佳，谓无人能识之。以无工作，为人介绍至某校古籍所，作一名宿之助手，不久辞去，云：彼学问太差，只好作我之助手，我岂能反为彼助手哉。

先生云：柳曾符读书亦多，然亦文理不通，不能及乃祖之能文也。

余问：若撰二十世纪之《学林点将录》，何人可居宋江？先生云：非胡适莫属。而晁盖必梁任公也。又问钱锺书可拟谁，先生略一沉吟，云：豹子头林冲。余又问鲁迅，云：至多可拟武松。

先生云：有人称钱仲联与钱锺书为“江南二钱”，二人闻之，皆大不乐。（培军按：钱锺书《伤张荫麟》：“夙昔矜气隆，齐名心勿喜。”亦此意也。又章太炎于他人比己于谭嗣同、黄遵宪，亦至为不快，龂龂置辩，亦同此心理也；见《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与邓实书》。）

先生云：夏承焘之词学考订，功夫甚好，非唐圭璋可比，惟彼自作之词，却不甚高明，篇什不多，而词意复沓者已不少，不及龙榆生着力之深，然亦已难能矣。

先生云：钱基博文章固佳，讲课却劣，且时读错别字（其诗平仄多不调，可见也），为诸生所暗笑。唐文治之讲课，人皆称之，又云吟诵极动听，其实亦不然。据听其课者云，唐讲课时，课堂内秩序极差，学生欺其目盲，多嬉笑闲谈，绝无人听。唐无奈，屡云：“诸君勿胡闹！我目虽不见，耳则能听，心亦甚明也。诸君所为，我尽知之，勿闹勿闹！”大类鲁迅小说《高老夫子》中之场面也。

先生云：章士钊作诗赠钱子泉，钱锺书代作诗复之，云：“名家坚白论，能事硬黄书。”人以为誉，其实非也。赠诗而复之，不及其诗，而言其文，盖暗讥章只能为逻辑文，于诗为外行。下联“硬黄”为纸名，亦未言其字有若何佳也。（培军按：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赏人诗文者，不赞其诗文而惟赞其书法，则诗文之不佳可知矣。”见《校辑近代诗话九种》234页。又《镜花缘》第八十三回兰言语：“这就如请教人看文，那人不赞文好，只说书法好，都是一个意思。”均是也。）

先生云：钱锺书在美谈及鲁迅小说，有所批评，鲁迅研究者纷纷反击。唐弢至香港，即大抑钱之小说及著作。钱置不之理，然《谈艺录》再版前言中，乃删去初版中唐之名姓。苏渊雷见之，笑云：“何器量之狭也！”又苏翁尝在钱寓见壁悬陈石遗所赠诗幅，未能省记，返家后去函求录示，钱拒之，云不欲借人之光以自重也。（培军按：《石语序》云：“本不妄自菲薄，亦何至借重声价。”此物此志也。）

先生云：钱锺书文至佳，惟短于气。闻诸老辈云，凡文字气短者，往往不得高年，不然，即子嗣不昌。钱子泉古文气极长，锺书先生不能及也。

余问：钱先生不甚讲版本，其于流略之学，未用功乎？先生云：有能有不能耳。彼于道教所知亦浅，此余从《七缀集》之一注脚知之。该注据《纯常子枝语》所引道书，云道教亦分南、北宗，此未读《道藏》之故也。事本常识，何须转引《枝语》？又道教尚有东、西宗，亦不仅南、北已也。

余为先生购得一册《兼于阁杂著》，先生边翻边云：陈声聪所记掌故，多道听途说，每不足信，其书无大价值也。

先生云：余同辈学人中，黄永年、罗继祖学问皆好。

先生云：胡彦和（邦彦）书札最好，可谓“书记翩翩”，诗以七律为佳，亦其次也。

余问先生，《寄庐杂笔》中记毕修勺一篇，有欲夺毕之译稿C者为谁，先生云：陈西禾也。又译书不信、半属创作之L为谁，先生云：李健吾也。又记潘雨廷篇之G为谁，先生云：高亨也。高之论易书多谬，实易学书中错误最多之一种也。

余读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中录汪容甫《荀卿子通论》，多有破句，以问先生，先生云：杨学问亦不佳。

先生云：某公实为学霸，今日之占领各大小山头者，均此辈也。胡风集团中人皆筑坛揽权，意欲人莫予违，此辈得志，亦大非文苑儒林之福也。胡所图为人窥破，然竟兴大狱，惩之亦太过矣。

先生云：姜亮夫晚年作回忆录，其稿为家人所匿。余尝见之，中多记怪异事，皆彼亲见亲闻者也。

先生云：张中行之文，千篇一律，凡有所说，必曰“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顾尚可一看，以中有掌故存耳。其诗则稚而浅，尚须大加磨炼也。

先生云：周劭与余尝同与某会，有一面之雅。彼熟于近代掌故，余弟子丁如明、聂世美与同书社，每请教之。周原与穆时英之妹有情，穆妹名丽娟，后嫁于戴望舒，乃周又挈之私奔，致戴痛不欲生。如明尝问周：“公拐戴之夫人，无乃德有亏乎？”周曰：“是何言也？此乃‘物归原主’耳。”后卒与穆分居，孑然一身，所居舍亦仅八九十平米，老景颇为凄凉也。

先生又云：上古社另有一与周劭齐名之金性尧，晚景却好，所出书亦夥。昔用笔名为文载道，亦多知掌故。解放后，彼作一长文，凡数万字，言鲁迅之旧诗乃学屈原、杜甫而超越之者，真张茂先我所不解也。偶用《离骚》、杜诗之典，即以为渊源所自，取其迹而遗其神，有是理乎？然其近作《炉边诗话》，却颇可观。

先生云：余读书时，年少同学多受左倾思潮影响极深。时有一女生，同学慕之者众，及闻其喜读张恨水小说，遂立与疏远，耻与之为伍也。好国故者，亦为人非议。读线装书，至建国初，更视为吸食鸦片。鸳鸯蝴蝶派小说，人亦目为淫书，不屑一顾。实则此派中人旧学根柢多好，非一般新作家可望其项背也。

先生云：徐志摩为一泛情主义者，然略好于郁达夫。徐之文言文甚佳，颇有风格，人亦聪明之极。先师与徐、郁皆交好，与胡适亦相熟，然格格不入。陆小曼与王映霞俱入上海文史馆，陆仅睹见小影，未觉其美。王则与余同在一组，余每发言，彼必云喜聆，时已年近九十，尚无老态，然观彼年轻时之照片，亦不觉其甚美。袁香亭诗云：“未必倾城皆国色，大都失足为情痴。”固已言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