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收藏在了台北故宫里的唐代瓷器,原来盛唐瓷器如此美

电视剧中常常出现盛唐的一派繁荣景象,其实盛唐的经济繁荣瓷器工艺也在提升,小编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这些被藏在了台北故宫里的唐代瓷器,这些美丽的瓷器就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些被收藏在了台北故宫里的唐代瓷器,原来盛唐瓷器如此美


01

三彩盘

唐(约7世纪后半-8世纪前半)

口径25.3公分,足径11.3公分,高3.8公分

盘直口微敞,浅壁,平底,矮圈足,盘底心与圈足呈同心圆内凹。盘面外圈至盘体施白、绿、黄三色釉。以白釉为底,于盘面外圈及器外壁处饰以黄绿釉相间的长条纹。本展品通体施白色化妆土,露胎处可见赤红色胎,盘面中心无釉。从盘体露胎部分可清楚看到成形时所留下的(土旋)纹,可知本展品为拉坯轮制而成,但是从胎质及釉色观察,可发现此盘并未经过高温素烧,与巩县窑部分三彩器特色先经由约1100度高温素烧,施釉后再以800度低温烧成不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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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绿釉褐彩厚缘罐

唐(7世纪末-8世纪初)

口径9.5公分,足径7.5公分,高8.7公分

罐敛口,厚圆唇,口缘下方饰一道深刻弦纹,溜肩弧腹,下腹内收,圈足外撇,厚足壁,足墙着地处削棱。器底外部有一尖刺状突起,内部有三叉支烧痕迹。通器施半截釉,自口缘至腹径最大处施绿釉,并于肩处以褐釉点出六组六瓣联珠纹。釉色透明温润,惟施釉不均,器身可见浓淡不一的釉痕。施挂白色化妆土至器腹下部,其下至足部露胎,胎质坚硬,胎色粉红。罐内自口缘起三分之一处挂白色化妆土,以下施满釉,罐底有多处细开片及剥釉痕迹。

巩县窑规模大,产品种类繁、产量多,唐、五代时烧制白瓷。巩县窑陶瓷器中常见的装饰技法,有釉上再加贴花、印花,有器身不加花而在器物肩部留数瓣珠纹等作法。三彩陶器胎呈灰白色,釉色有黄、绿、红、蓝、白、褐等多种,也有单色釉器及纹胎装饰釉器。工艺特征是器物多为平底、玉璧底、浅圈足等。三彩器是先烧素坯,再挂彩釉烧成。器物装烧垫具有三叉支具,长方形垫具和圆形托珠,器物内或足底一般留有几个垫具痕。巩县窑生产的三彩器不仅流传于中国北方,在中国南部如扬州以及海外日本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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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黄冶窑三叉支烧

唐(618-907)

支钉尖端间距3.9公分,高1.3公分

中国河南省巩义市黄冶窑窑址采集

平底,支端上折成钉状。模制成形,黄冶窑的三叉支烧窑具有手制或者模制两种,窑址发现有制作三叉支烧的模具,本件作品底部造型规整,应为模制,器表留有明显的指印,应是制作者模制时以手指压实的痕迹。白胎,素烧而成。支钉尖端残留有铅釉陶器物在烧造时铅釉流淌沾黏的痕迹。

唐三彩是一种多彩铅釉陶器,始烧年代约在唐高宗中期或稍早,而盛烧于八世纪初至中叶,八世纪中叶以后虽仍有烧造,但作风已与色彩艳丽的盛唐三彩器不同。产地集中于陕西、河南、河北,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黄冶窑即为烧造唐三彩的重要窑场。

支烧窑具的功用是将器物生坯放置其上入窑烧造,可避免上釉的陶瓷器沾黏窑炉或匣钵。另外,多件器物迭烧以节省窑内空间时,使用支烧窑具也可避免器物彼此黏连。支烧窑具通常使用与烧造的陶瓷器物本身相同的坯泥,两者遇热的收缩率一致,烧造时器物才不易变形。除了三叉支烧外,黄冶窑尚有如柱形三叉支烧、垫圈、垫饼、筒形支烧、柱形支烧、垫板等其他支烧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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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白瓷双系罐

唐(7世纪末到8世纪中)

口径 11.5 公分 ,底径 12 公分,高 23.5 公分

圆唇,短颈,圆肩,上腹圆鼓,下腹内收,平底,肩上横列两环形系,腹宽于肩。底径略大于外口径。破裂后修复。胎体施透明白釉,釉色白微泛乳黄,上半部釉质光润,细腻,腹部以下出现脏污、磨损,底部露胎。胎体厚重,胎色灰白,胎质细致,胎体无加饰,仅留有不明显的辘轳拉坯的痕迹。此作品在施釉前先于胎体表面覆一层化妆土,这是当时常见的作法。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白瓷自北朝(386-581)晚期出现,但是此说法并无根据。依照现存遗址及可参考数据显示白瓷最早应出现于隋代,到了唐代,技术工艺已臻成熟,形成了一般称为「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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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彩鱼纹万年壶唐 藏地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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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白瓷万年壶 唐 波士顿美术馆藏

目前唐代白瓷窑遗址发现不多,在已出土的器物之中,有部分还无法确定其窑口[5],且难以找到相似作品,仅可依部分特征猜测,此器应为北方白瓷,可能出产于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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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白瓷双龙柄壶

唐(约8世纪前半)

口径6.5公分,底径9公分,高36公分

盘口壶为基本器形,外折厚唇,盘口上宽下敛,下置喇叭式颈,颈肩有一道阴刻弦纹。器身呈倒卵型,下半身内缩,足部外撇,有缺损,平底。

口缘两侧至肩部的弧形把,以双股泥条平行拼合,只表现龙首衔咬盘口状及其躯体上半部,两把手的脊背处各间隔贴饰三个乳丁状圆点饰,其中一把手连接器身处有裂痕。整体白胎施罩高温透明釉至器身中央偏下部,表釉偏青色,器身分布细小淡褐斑,亦有破损与沾黏痕迹。

此类双龙柄壶流行时期为七世纪的初唐至八世纪前半的盛唐,并于安史之乱(755-763)后迅速消失,本展件器形装饰与中国河南省伊川墓(约8世纪前半)出土的白釉双龙柄壶有着相近特征,应属盛唐时期流行的作品。依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这种壶集中出现于中国陕西省、河南省,是特定区域之间流行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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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双龙柄壶 唐 中国河南省伊川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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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 双龙柄壶 北齐至隋 芝加哥市立美术馆藏

b 双龙柄壶 隋 中国陕西省李静训墓出土

c 双龙柄壶 唐 中国河南省伊川墓出土

龙柄壶口径狭窄,龙首内探几乎填满整个口部,实用性不高,较可能为明器。在目前出土纪录中,双龙柄壶经常是两两成双陪葬,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其发展脉络经历了北齐至隋代的连底双身双柄壶、隋代后期的分底双身双柄壶,之后便分开为独立而成对的双龙柄壶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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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白瓷五花式口盘

唐-五代 (9-10世纪)

口径20.4公分,底径9.3公分,高4.1公分

五瓣花式口,口缘微向外翻,浅弧腹,矮圈足外直内斜、底边削棱一周,通体素面无纹。白胎,薄施白釉至足,内外壁有垂釉痕迹,口缘一圈剥釉成芒口,内盘底亦有几处剥釉,器底露胎,留有修坯转旋刀痕。釉色白里微微泛青,应是以木柴为原料,在还原焰中烧制[1]。从釉的流动方向推定为仰烧而成。类似作品曾见于1965年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该遗址出土晚唐及五代两件白瓷盘[2],形制皆为五花式口盘、釉色白中透青、底露胎,与本展品相近,因此推定本展品应属晚唐至五代早期定窑系作品。

定窑为中国北方著名窑场,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一带,唐代以来曲阳县隶属定州,曲阳县境内的窑场便称为「定窑」。定窑烧瓷始于唐,盛于宋,衰于元,历时七百余年。唐、五代的定窑,以还原焰烧制白中泛青的白瓷,采用匣钵仰烧。入宋后白瓷以煤为原料,于氧化焰中烧造,形成白中泛黄的釉色,并使用印花装饰,北宋中后期采支圈组合式覆烧技法,提高产量。金代以后大体延续宋朝烧窑技术,但质量渐渐不如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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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白瓷五花式口盘

五代(10世纪)

口径13公分,底径7.1公分,高2.3公分

五花瓣式侈口,斜弧腹,腹身上部留下数圈拉坯时产生的弦纹,圈足内壁斜削成楔形足。胎色白,除器底外通施白釉,胎釉结合紧密,器表施釉均匀,釉表光洁,釉色白中泛青。圈足着地处粘结窑砂,应是仰烧而成。相似作品见于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安徽合肥姜氏墓,以及1996年发掘安徽泾县窑址,国外亦有收藏,从胎釉推定本展品可能为安徽泾县窑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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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青瓷唾壶

南朝(420-589)

口径5.3公分,足径4.5公分,高6.7公分

盘口,口缘略向外翻,束颈,溜肩,扁圆腹,下接饼型实足。口部占器身比例约三分之一,口缘宽幅仅略小于器身最大径。拉坯成型,但器身不规整,口缘以及腹部皆有歪斜。胎质疏松,为灰白色,内外均施半透明青黄釉,施釉不及足,釉呈浅橘黄色,积釉处泛草绿。釉层表面凹凸不平并有细小釉泡,开片状态细密,有多处剥釉。中国江西与福建两省南朝墓葬出土的陶瓷都有此类釉色青黄的青瓷作品,通常胎、釉结合较差且容易剥釉,两省作品有时难以明确区分。

唾壶为盛唾秽物或漱口剩水的日常用器,能替高位者执唾壶被视为一种荣宠,例如唐代徐坚所撰类书《初学记》记载:「汉侍中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此则记载显示孔安国因为儒者的身分,得以为皇帝掌唾壶,引起其他臣子的羡慕。唾壶也是常见的陪葬器物,墓室壁画亦时而可见手捧唾壶的侍从。以唾壶陪葬是六朝以来常见的现象,又以东晋时期最为流行。原本西晋时期的唾壶较大具有实用性,但从东晋开始以迄南朝,形体逐渐偏矮小,成为陪葬器。本件唾壶的尺寸较小,应属明器。福建省多处墓葬皆曾出土与本件器形相似的唾壶,如:南安丰州华侨中学九号南朝墓、福清音西苍霞唐墓,可见此类器形的年代跨度不限于南朝,而延续至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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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青瓷双系罐

南朝-唐(480-918)

口径5.5公分,底径4.5公分,高8公分

台北故宫唐代瓷器特展

敞口,丰肩,肩以下斜直内收成直腹罐。肩置两个环形横系,双系为圆条捏制,但造型并不统一,双系皆有修复痕迹,附着的杂质呈砖红色。平底,底部有切离辘轳留下的线切痕,露胎呈浅赭色,胎土内含大量的黑色杂质清晰可见,器身亦遍布零星黑斑。覆以黄中泛草绿的青釉,全件剥釉情形严重,并有细密开片。

此类双系青瓷罐,在中国福建省福清市音西苍霞唐墓有出土类似的器型。[1]1982年于福建省福州市西郊发现的怀安窑,[2]该窑至迟始烧于南朝并沿续至唐代。[3]怀安窑南朝堆积层出土了与本件造形相似但体积较大的双系罐,此外,怀安窑南朝青瓷的胎中常见黑色杂质,釉色青黄,器足加工不甚规整。[4]本件双系罐的胎、釉都符合上述特色,因此怀安窑为其可能产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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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瓷双耳罐

南朝 (420-589)

口径6公分,底径3.3公分,高5.5公分

全件经过修复。器形为敛口,圆肩,肩上对称安置两个环形横系,曲腹,器身弧线至器底微向外撇。双系为捏制并以锐利的道具修整之后再打洞。本器拉坯成形,器身下半部有许多草率的旋削痕。平底,底部有切离辘轳留下的线切痕,露胎呈浅灰胎,胎中含大量黑色杂质,施以青白釉,外部施釉不及底。内部积釉形成等距螺旋分布。有开片及剥釉情形,积釉处开片明显并有深绿色斑点,釉胎交界处泛红。

中国福建省闽侯县荆溪关口桥头山二号南朝墓曾出土造形相同的双耳罐。福建省境内南朝窑址有晋江市磁灶窑、福州市洪塘怀安窑、连江县敖江已古窑、磁灶窑。其中怀安窑南朝青瓷的胎中常见黑色杂质,釉色青黄,器足加工不甚规整,施釉多不及底。本件双耳罐的胎、釉都符合上述特色。此外,笔者比对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藏怀安窑破片,本件作品与该破片的胎质极为相似,两者皆呈浅灰色,含有许多气孔、砂眼与黑色杂质,整体质地虽然细密,但是胎质并不精良,因此可以推断怀安窑为本作品的可能产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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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怀安窑破片 唐至五代台湾海峡打捞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藏

1966年清理的福建省永春县金峰山唐永徽二年(651)纪年墓,曾出土施釉方式与本品相近的青瓷小罐,同样具有挂半截青白釉的特征。综合造形与施釉特征的比对,本品年代应属南朝,但类似作风的作品有延续至唐初(618-680)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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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青瓷鐎斗

南朝(420-589)

口径7.3公分,底径4公分,高8公分

敞口圆腹,平底,底部衔接三个尖形足,足略外撇。器身为拉坯成型,尖形足与执柄为捏制,执柄的顶端有断裂露胎。与柄相对的另一侧器身有贴饰物断落的残迹。胎为铁灰色并含黑色杂质,质地致密,挂灰白色化妆土再施半透明青釉。施釉不及底,内部满釉,开片为蜻蜓翅纹理,胎、釉结合不佳,全件有剥釉情形。从底足尖端沾有化妆土以及釉料流向可知烧造方式为正烧。

陶瓷鐎斗的祖形来自青铜器。唐代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记载「鐎,温器也,三足有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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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青瓷三系罐

隋(7世纪初)

口径6.8 公分,底径 5.8公分,高10.9 公分

短直口,圆唇,肩上分列三双股泥条半环形纵系, 腹与肩同宽,器身中部有一周凸棱,下腹渐收敛,饼形实足微外撇。胎体外观粗糙,表釉已遭严重侵蚀,无法详观其原貌及原色。依现况推断,此器应为灰白胎,未施化妆土,上半部施青釉,中下腹及底部露胎。

隋代青瓷是以南北朝时代的陶瓷生产技术演变而来,胎体一般来说较为厚重,且因工艺水平提升。整体较为细致,胎色因产地及成份不同而异,但以灰白色居多,青瓷多半是在馒头窑中烧成的,虽然在隋代装窑技术进步,但依然无法解决窑炉结构及还原焰掌握不易的问题,产生表釉常有流珠,施釉不均等现象。现存隋代的作品大多不施全釉,可能与上述烧瓷技术问题关系较小,尤其是以凸棱造型配合施半截釉,应是技工依当代习惯及流行刻意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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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青瓷印花四系罐

隋(581﹣617)

口径6公分,足径5公分,高13.9公分

小浅盘状口,短颈,斜肩,圆鼓腹,下置一略外撇、底边削棱的饼形足。对照同时代安徽合肥所出土的四系罐(图1), 本展品肩部的四对圆形残痕,原应塑贴四个方形横系。胎色灰白;口缘至腹部挂上以氧化铁为原料的青釉,以高温烧成,釉色黄褐光润,施釉从口缘至腹中部,釉面有小开片纹,且因胎与釉的结合不紧密,以致釉面有剥落现象;下腹至底部露胎。肩与腹部饰以弦纹;肩下戳印四朵团花,花间装饰四株草叶,其做法是用印模在胎上压印,施釉后,因青釉积聚而使花纹上的釉色显得更加深沉。

在安徽合肥与湖南长沙隋墓皆曾出土与此展品器形、釉色与装饰手法相似的陶瓷。 这些出土陶器釉色多青绿和酱色,施釉均匀;印花的装饰方法的使用也极为普遍,以花瓣、团花、草叶等纹饰为主;器物多只施釉到腹部中间,腹下及器足露胎。此种装饰工艺,具强烈的时代特征,是隋代常见的技法。

安徽合肥:大兴镇宋伏龙村窑广北侧2003年出土,图版出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卷8:安徽,页54。

安徽合肥隋墓,参见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卷8:安徽,页54。湖南长沙隋墓,墓中出土开皇元年(581年)始铸的「五铢白钱」。为较确定的年代,与展品相似之隋代陶瓷,详见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图13:3,页96,及图版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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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瓷五管瓶

隋(581-617)

口径6.5公分,底径7.5公分,高10.2公分

青瓷五管瓶,口部微外撇,与腹部相连处有一圈接痕,应为分开制作。器腹扁圆,外壁有辘轳痕迹。口缘四周贴有四个中间鼓起的小管,小管为实底,不与器身相通,为分别制作。饼形实足底部有五个支烧痕,为正烧。除内壁和足底部外均施青釉,釉色青绿,透明呈玻璃质,可看到细小的开片。由露胎处可看到灰白的胎体,结合釉色和饼形实足上的支烧痕迹可判断其为中国浙江省越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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