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和王小波旧照。
4月11日是个阴天，北京的风很大。昌平佛山陵园的山脚下，一个女孩问卖祭祀鲜花的大爷：“请问王小波之墓是这里吗？”
“咳，又一个。”大爷说。
陵园入口处，中年保安举着牌子，给进入园区的人们一个个扫健康码。清明节开始，保安们也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很多次：“王小波啊，右手直走上去，有块大石头那儿。”
这是作家王小波逝世25周年的日子。每年的这段时间，总有人从各地赶来为他扫墓。在墓前，有人送花，有人读一封长信，有人干了一瓶二锅头，也有人只是点支烟，默默站一会儿。
扫墓者的年龄、职业千差万别，但踏上石碑前狭窄的台阶时，他们似乎都成为了同一种人。如同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曾在文章中写到的：“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
军旗
上午10点，当天扫墓的人大多还没抵达，王小波的墓碑前摆放着的礼物，是自清明起探望者们带来的——一些花束、一瓶红星二锅头、一罐啤酒、几支烟和一本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小说《苦炼》。
冠桥是北京邮电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那本《苦炼》是他在前一天下午带来的。4月11日是礼拜一，他要去公司实习，没办法请假，只好提前一天来。因为疫情，大学期间他很少能走出学校。这是他第一次来给王小波扫墓。
路上他很高兴，因为他乘坐的地铁16号线会经过“万寿寺”一站，和王小波的小说同名。
在冠桥最喜欢的作家中，王小波可以进入前三。另外两个是尤瑟纳尔和卡尔维诺——他们也是王小波最喜欢的作家。冠桥第一次读王小波的书是在高一，有一次，他看到知乎上有人提到《沉默的大多数》，就自己在网上买来看。结果书里的很多观点让他觉得“颠覆了自己的认知”，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了，随后他又看了《红拂夜奔》，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解构主义”。
王小波的书成为了冠桥阅读体系的起点，因为他的书里常会提到其他经典作家，卡尔维诺、尤瑟纳尔、杜拉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高中到大学期间，冠桥把这些作家的书一一找来看，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的文学启蒙。
但多年以前，尤瑟纳尔的书不太好找，旧版本断版了很久，冠桥当时只买到了“官方影印版”。
直到去年，冠桥在打开豆瓣的首页时，看到开屏广告是三联出的新版本《苦炼》，他一下买了5本。
“小波说，尤瑟纳尔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希望他会喜欢这个礼物。”
21岁的冠桥穿着运动鞋、衬衫和卫衣外套，背着电脑包，那是刚刚从西二旗下班的打扮。
如果不是他一直在谈论着那些喜欢的文学作品、艺术电影、摇滚乐队，你很难给他贴上“文艺青年”的标签。他的现实选择似乎也更像一个“理性”的00后：尽管很喜欢文学，但文理分科时，他选的是理科，高考时报考了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去年秋招，他面试了很多互联网大厂，然后成了其中一家公司的产品经理。
“可能是我性格的原因，我觉得人还是要尽量平衡自己的生活。像我想看电影、看演出，都得有一份经济支撑啊。”
在学校和实习公司里，和文学情怀相关的话题会被他小心地藏起来，他很少主动发表意见，也不会过于积极地给别人推荐喜欢的书和乐队——担心那样“爹味”太重。
只有当他观察到一个人透露出某种“同类”的气息，他才会试着跟对方聊聊天。
在生活里，冠桥把与王小波有关的文学世界作为某种精神庇护所。
“我想把它保护起来，独立出去。”他说。对冠桥而言，这有点像《万寿寺》里写到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
站在墓碑前的栏杆旁，冠桥感受到一种宁静。他说，如果多年后他离开北京，也一定会记得自己曾在21岁带着礼物来看王小波。“对我来说这是珍贵的回忆。”
打开电脑包，冠桥掏出那本《苦炼》，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句话：“To 小波先生：你是我的军旗。”
恋爱
也有人亲身投入了“诗意的世界”。
大二那年，玲子在豆瓣网友的推荐下看了《我的精神家园》。
玲子至今还记得当时在家里看完的感觉，好像自己被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他的语言那么有趣，又有道理，没有任何晦涩的术语让你有距离感。”玲子说。之后的三个月，她一口气看了王小波的所有书。看完以后，玲子决定去北京为王小波扫墓。
2016年4月，玲子第一次去扫墓，她带了一束花和一封手写的4000字长信。
那天她遇到了三个人，一个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一个是酒店的服务员，还有一个是去过西藏旅行的“文艺青年”，前两个人至今和她保持着联系，第三个已经失联了。
那一整年，玲子的QQ空间里都是关于王小波的东西，她形容当时的感觉：“很冲动。像是喜欢上一个人，然后追他，跟他谈了场恋爱那样一气呵成。”
这场“恋爱”直接影响了玲子的人生走向，让她整个人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改变：
以前玲子是学生会干部，但读了王小波的作品以后，她对自己过去热衷的某些“学生工作”感到怀疑，开始懈怠那些无聊的会议。
她本科学的是教育学，但因为王小波，她决定跨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的后几年，她常常去图书馆看书，和冠桥一样，她也是顺着王小波给出的“书单”，读了很多国外的经典作品。
而根据学校的规定，教育学的毕业论文不能写文学作品的分析，但老师也很开明，允许玲子的毕业论文写王小波。
玲子想考中文系研究生，但备考时她发现，大部分的教材里“连王小波的名字都没有”，她随即决定转向外国文学方向。
“因为王小波也是受到很多西方作家的影响，像博尔赫斯、杜拉斯，等等。”2018年，玲子考到广州一所高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今年下半年，她将去上海读文艺学博士。
从2016年到2019年，玲子每年都去给王小波扫墓。
有一年，学校把大家统一带到山区实习，为了顺利请假去北京，她给的理由是“家里有人去世了”。
这件事情在玲子的朋友圈里广为流传。“听起来可能让人觉得我挺狠心的，但我一想，反正我家里爷爷奶奶都去世了。而且我一直觉得，王小波就是我的精神父亲。”玲子说。
比玲子还“狂热”的大有人在。
一次扫墓时，她见过一位40多岁的大哥走上去冲着墓碑说：“要是能找一个陈清扬那样的老婆该多美啊！”玲子跟他聊了几句，得知这位大哥在贵州的一个工厂上班，至今还是单身。
“感觉他好像沉醉在小说里，有点魔怔了。我那一瞬间觉得，小波这个家伙有时候‘害人不浅’。”
玲子自己也觉得，最初，她对王小波的喜爱“有点不太理性，太入迷了”。
她最喜欢的国外作家是胡安·鲁尔福，对除王小波以外的任何国内作家都“不看在眼里”。
而如今，那种狂热的感觉慢慢退去了，她意识到王小波对自己来说更多的作用是启蒙：“如果我本身不热爱文学，一百个王小波也并不能点燃我。”
2019年以后，因为去了广州读研，加上疫情的缘故，玲子没能再去扫墓。
但她还是会托人带去一束花、一本书或一封信。除了第一年扫墓时心情激动，后面每次再去，玲子感受到最多的是一种平静。
人们坐在大石头旁边喝酒，聊最近的工作、各自的烦恼。
玲子觉得，那种时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然：“大家都是因为看王小波而来，但没有人磕头或者痛哭，做那种很夸张、很仪式化的事情。每个人就聊聊小说，讲讲生活，就像在公园里聚会一样。”
有一年，他们一起带了扫帚过去，把墓碑前的空地和台阶都扫了一遍。
“那时候就觉得小波好像没有离开，是大家的朋友。如果他还活着，应该也是个邋里邋遢的人吧，得给人家扫干净点儿。”玲子说。
后来，玲子真的找了一个像《黄金时代》里的王二那样的男生谈恋爱。
“痞痞的，没什么学历，人很霸道。”玲子如此形容。男朋友不怎么看书，喜欢踢球，他们在精神上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但玲子喜欢他身上明显的男性荷尔蒙气息。
然而，这段恋爱最后还是结束了，或许是因为这位男生有些花心。
底色
陵园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清理王小波墓碑前的食物，据说，清明节那天，有人曾带来了几块“五道口枣糕”。
枣糕是刘月亮带来的，那是他埋的一个“谐音梗”。34岁的刘月亮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失败的人，对他来说，眼下的生活是“糟糕”的。
从大学起，刘月亮在北京生活了快10年，后来，他离开北京回老家内蒙古创业。今年3月初，他又从老家回到北京，正焦虑地寻找新工作。
第一次看王小波是在大学本科时，他也忘了当时看的是哪本书，只记得那段时间里，自己的状态就是“不太高兴，处于一个世界观崩塌的阶段”。
因为从小到大，刘月亮都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个顺利考进北京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小镇做题家”。
但成年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跟他以为的并不一样，他开始变得叛逆：他因为不去考试而挂科，为了“纯净水能不能直接喝”这样的事情和父母吵架，也很难和周围的“理工男”室友们沟通。
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王小波等一些作家的书，那些书从某种层面上启蒙并安慰了他。
后来，他每周都去北京大学旁听中文系的课，他想过要转到一个文科专业，但所在的学校并不允许。
刘月亮最喜欢《黄金时代》，他喜欢书里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描写，以及王小波漫不经心却又很有趣的语言。
“我觉得《黄金时代》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作品，那种思想的核心就是，把人从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里解放出来。”他说。
毕业后，刘月亮进入了一家老牌央企做建筑工程师。
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因为学习能力很强、对技术很投入，4年后，他顺利地晋升为项目总经济师。
但刘月亮感觉，公司里的等级化很严重，压抑的气氛让他很不舒服。更重要的是，一直以来，他的志向不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他想写东西、做学术研究或进行文学创作。
而迟迟没有行动的原因是，刘月亮觉得自己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
他的父亲在村里做盖房子的小生意，母亲是农村家庭主妇，家里很难支撑他在毕业后读研，而他自己也想尽可能地多赚点钱，帮家里减轻负担。
2016年年底，刘月亮还是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回到老家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公司没赚到什么钱，但一份自己的小事业让他变得有了一些自信，从小到大，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挺自卑的人。
今年年初，刘月亮又鼓起勇气回到北京，想试着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计划着找一份文字相关的工作，然后边工作边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但现实没能如他想象中顺利，他试着投了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岗位，暂时都还没收到回复。
刘月亮说话的语气很低沉，几乎每说两三句就要叹一口气，并反复强调“我混得挺差的”。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没什么钱，也没有社会地位。
还有，从我父母的角度看，我还没媳妇。不过这些我都不是很看重，社会上有一个主流的标准，但是在我内心，我是不认可那个标准的，我有自己的标准。这也是王小波带给我的一种底色。”
想去看王小波墓的想法在他心里存在了很久。回北京以后，刘月亮问了几个住在北京的朋友要不要一起去，大家都拒绝了，有人嫌远，有人表示对王小波不感兴趣。
清明节那天，刘月亮决定自己去扫墓，他上午坐地铁从常营站出发，路上去二手书店买了一本《文明的冲突》，还买了以前在五道口附近上大学时常吃的枣糕，下午才抵达陵园。一路上，他都在琢磨要和王小波说些什么。
抵达墓碑时已经很累，刘月亮喝了一小瓶二锅头，在地上放了三根“红塔山”。他坐了将近40分钟，如同和老朋友叙旧一般，讲了自己过去的故事和如今苦闷的心情。临走时他说：“愿你在天有灵，保佑我获得智慧，有趣地过一生吧。”
2022年4月11日，王小波墓碑前放满了礼物。（图/ 由被访者提供）
智慧和有趣
当天，扫墓的人当中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的研究生，因为毕业论文写的是王小波，他想亲自来墓地看看。
这个学生是一位美籍华人，接触到王小波是因为他的叔叔，叔叔在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也是王小波的“粉丝”。
据这个学生所说，尽管他的导师同意了让他写王小波，但论文开题答辩时，几位年纪较大的老师还是会对王小波的作品提出一些看法，他们并不认可王小波的所有作品。
“会说有几篇写得还不错，作为文化现象也值得研究，但是他们好像不会把王小波当成一个一流的作家。”
而相较于作品上的争议，对于王小波本人的性格，人们似乎更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有些作家会在作品里把自己的性格隐藏起来，而有些作家的书里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特征。王小波很显然是后者。
在众多读者的评价里，王小波是一个“智慧并且有趣的人”，这似乎使得王小波更容易收获各种各样的“粉丝”，也成为了他的书很容易流行起来的一部分原因。
无论在小县城还是在都市，在每间书店里，《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等书都会被摆放在很显眼的位置上。
在玲子的想象里，生活里的王小波是一个“蔫儿坏”的人：“我觉得他在生活中应该是蛮低调的，很随性。但又随时都在思考，想着文学、哲学，等等。
大概像是那种，他自己在路上走着，好像心事重重，突然歪嘴一笑，你也不知道他在乐什么，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
而冠桥心里的王小波是一个年轻的老师：“真诚友善、知识渊博而又有热忱，是一个引导者。他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拆解开，用很幽默的方式给你讲述。”
在这个时代，“智慧且有趣”似乎已经是一种莫大的褒奖。
玲子认为，在信息发达的当下，有趣的人的确在变多，社交软件、短视频、脱口秀节目，抖机灵的段子铺天盖地，都能让人哈哈大笑，但那些人好像并不拥有智慧，他们太“自洽”了。
因此，玲子说，王小波最吸引她的一点，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知识就是知识，它不一定能转化为智慧，但我觉得小波是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孟金山是一个80后，他是一位在西北旺附近工作的程序员，上午请了假来扫墓，下午还要回去上班。
因为多年前，王小波曾算得上是中国初代“程序员”，孟金山觉得，自己和他多少有些缘分。
孟金山总结了自己喜欢王小波的几个理由：独立思考的精神，对个体的尊重，以及让人觉得知识和智慧可以是有趣的。
和玲子的想法一样，王小波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于现实的关注，是孟金山想把王小波的书分享给别人的原因。
孟金山认为，王小波书里写到的很多想法，放到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是适用的。
在线下参加的小型图书会上，孟金山会把王小波的杂文推荐给大家一起阅读、讨论。
有一年孟金山过生日，他的妻子仔细列了书单，自己配了一整套各个版本的王小波的书，里面包含了王小波全部作品，她把它们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
后来，听说有同事对王小波感兴趣，孟金山就十分大方地把其中几本借了出去，妻子还为此跟他吵架。
据他所说，他和妻子的爱情也要感谢王小波的“助攻”。
谈恋爱时，两人是异地恋，妻子在北京，每次见面他们的约会地点中都包含王小波的墓地。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9岁了。
王小波逝世20周年的时候，孟金山和一些朋友自发做了印着王小波的照片的纪念T恤，大家一起去扫墓，他们在墓前偶遇了李银河，并一起合影。
从某种层面看，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故事，也增加了王小波的流行属性。
时至今日，公众号文章还会经常出现“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25句情话，太甜了！”这类标题。
在李银河的微博里，平日的评论数量是几十到几百条，但4月11日当天，她发的纪念王小波的那条微博下，突然多出2000多条评论。
点赞最高的那条，毫无疑问是“爱你就像爱生命”。
有人说，如果王小波还活着，一定是个会玩微博的人。
壮壮和大侠。（图/ 由被访者提供）
同类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许多身份迥异的人陆续出现在王小波墓前：一位程序员、一名大学生、一对夫妻，以及一位快速跑上来、流了眼泪又很快离开了的女生……有时候，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在见到彼此时会感到惊讶。但很快，他们又能毫不尴尬地聊到一起。
曾经有个画面让玲子印象很深刻。
2017年来扫墓时，群里的朋友们约定，每个人上去和小波说心里话，再读一段他的小说。
当时大家站在高处，遥望着墓碑对面的群山，说着小说里的情节。
那一刻，玲子感觉很神奇：“像是所有人跨越了各种身份、各种职业达到了一种共鸣。
小波的读者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但大家没有任何的沟通障碍，没有任何的鸿沟，不管你是初中学历，还是高知学者，都无所谓。”
石碑前的狭窄空地上，扫墓者带来的东西越来越多，鲜花、烟酒、书信……冠桥带来的那本《苦炼》已经被人摆在了后面。
我问冠桥，如果那本书被人拿走他会怎么想。他很开心地说：“那是我无比期待的事情。这样小波先生传递给我的力量，我也可以传递给别人。”
玲子想在未来和朋友们一起办一本刊物，她很兴奋地向我描绘了这本理想刊物的样貌：“是一本综合性的期刊，类似于思想史，打破各个学科的壁垒，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平台……”
玲子说话的语速很快，语气也很确定。如同她自己形容的，她不是学校那种默默无闻、爱好文学的小女孩，而是一个看上去就很有“生命力”的人。
“我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人。在某种情境下，我会比‘坏人’更‘坏’，比‘小人’更‘小人’，因为这样才能保护真正的善良。”
一位戴着棒球帽的中年男子走到墓前停留了一会儿，看到旁边的坡上坐着几个年轻人，他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聊了聊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情。
这位中年男子今年50岁，一直生活在北京，但这是他第一次来王小波墓。
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觉得自己深切地体会到时代的变化，联想到年轻时常看王小波的书，半年前，他开始计划来王小波的墓地看看。
他试着约了几个同龄的朋友，但大家都太忙了，最后只能自己开车来。路上，他买了一瓶酒和一包烟。
“因为王小波活着的时候就喜欢抽烟喝酒嘛。”他说。虽然自己已经戒烟很多年，但站在墓前，他还是和王小波“一起”抽了一根。
和年轻人聊了快半个小时，其中有80后也有90后，他们的想法超出他的预料，末了他感慨说：“小波生前就是个有趣的人，死后身边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人。”
快到11点，几个中年人带着花走上来，其中有李银河现今的伴侣大侠，以及他们收养的孩子壮壮。大侠告知来扫墓的人，李银河因为被隔离在固安，今年不能来了。
“谢谢你们来看小波。”大侠对着来扫墓的人们说。
站在墓前，大侠对壮壮说：“来，跟你大爷说两句话。”但山上的风太大，没人听清壮壮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