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虽然说起清代做官的“油水”，后人常津津乐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同是地方官，大清的“道台”们，“人气”也是丁点不差。比如鲁迅先生的经典小说《故乡》里，男主人公“迅哥儿”的老邻居杨二嫂，颠颠跑来揩油顺东西时，就拿“道台”造谣：“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
鲁迅写《故乡》时，“大清”已亡了有些年头了，可在杨二嫂这等“草民”心目中，堂堂“大清道台”，依然承包了他们对“有钱人”的所有想象。可见“人气”之高。
而放在“买官生意”持续火爆的晚清年间，“道台”这个官职，行情也是一路看涨，甚至到了“有价无市”的地步。好些个有钱人一掷千金，也只能买个“候补道”，也就是“等补缺”的“替补道台”。然后就一天天板着手指头熬，死也要过把“道台瘾”。多少清末民初讽刺小说里，那些懒馋奸滑的角色，常见是“候补道”，惹得多少读者连笑带气。
这“道台”的诱惑力，咋就这么大？
道台，在清代又被称为“道员”。在清代的官制体系里，“道台”是介于省（巡抚）与市（知府）之间的官职。清初时还只是临时性的兼差，乾隆年间正式固定下来，成为正四品的地方长官。个别岗位的道台，也有“正三品”甚至“正二品”的特例。甚至清代有些时间段里，道台们还手握“密折封奏”的大权。比起拥有“十万雪花银”的地方知府们，显然权力大得多。
但“道台”之所以有这么高“人气”，还不止因为这官够大，而是够肥。
以《光绪会典》记载，清代的道台，分为“分巡道”与“分守道”。学者梁元生，则是将其分为“民事行政道台”和“具有特殊职能的行政道台”，前者是省级督抚和地方府县官员的“中间人”，既要“观察”（监督）地方行政，也要署理军事、水利等地方事务。后者则专门负责特殊事务，比如“粮道”“河务道”“提学道”“茶马道”等。
可以说，在清代的地方行政体系里，“道台”既肩负着监督责任，又负责多项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务，堪称地方行政的枢纽，意义十分重大。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清初的“兼职”，发展到乾隆年间，会终于变成“全职”。参考其工作内容，样样都马虎不得。
当然，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败，意义重大的“道台”岗位，在很多清代文人的笔下，也是压力山大：比如陕西的“粮道”，每年最繁忙的工作，还不是运粮，而是承办陕西官府每年的各式宴席。上等的宴席，要备足燕窝烧烤，就算一般的宴席，也得凑齐白鳝等珍贵食材。这类规格的宴席多久一次？大宴会每个月都要有，小宴会天天有，每隔十天半个月，粮道还要组织宴会，把藩台臬台各衙门都叫来聚一通，变着花样吃。
为何“压力”这么大？以《道咸宦海见闻录》的哀叹说：一是为了“以联友谊”，就靠着饭桌上觥筹交错，打通各类关系。二是面子问题，你不这么吃，就说明你穷酸。丢了面子，可就不好办事了。
那这么“有压力”的工作？为何大家还削尖了脑袋抢，甚至不惜花钱买？《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张集馨的遭遇更是缩影：他作为陕西粮道的“道台”，每年要给西安将军送五次礼，每次礼金800两以上。每个季度还要给陕西巡抚送礼，每次白银1300两。至于给门包等人的“礼金”，那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道台”任上，单是送礼的钱，就算把道台们的“合法收入”全搭上都不够，那为何还照送？因为没有一分钱是自己买单。
看看道台们的“工作内容”就知道，无论是“粮道”“盐法道”还是“河道”，都是彼时大清朝最“花钱”的项目，既然“花钱”当然也就有钱捞。另外诸如“观察”等工作，权钱交易更是日常，几乎使个眼色，钱就滚滚而来。想把这“肥缺”坐稳，上下关系更要打点好。于是，本是大清朝地方运转枢纽的“道台”，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也就悄然变身，成了清王朝的“腐败枢纽”。
这“腐败枢纽”的破坏力有多大？不用说清代道台们形形色色的把戏，就看看大清朝“最不能省钱”的项目：河务。在“治河”这事儿上，清王朝从来不惜血本，仅看康乾盛世时期，清王朝每年花在“河工”上的钱，几乎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为何越是花钱，水患越是不断？晚清很多官员就怒揭其中奥秘：每次要动“河工”，朝廷拨下的钱，基本都被“河务道”拿去组织吃喝，其他的钱，也在吃吃喝喝里被分光。
晚清《见闻琐录》里更做过统计：每次清王朝治河的经费，“河督去十之一，河道、河厅、师爷、书办、青役 以次亦各去十之二。”基本啥活没干，就给分个精光。《清俾类钞》也记载，只要有“河工”，“河道”必然组织宴席，一顿宴席要吃三天三夜，宴席上云集各种奇珍。类似“折腾”里，“道台”们都是其中连接各方利益的“中坚力量”。
如此特殊角色，也就不难理解“道台”们为何受欢迎，甚至惹得晚清有钱人们砸钱买。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更有辛辣一句：“江南有三多，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
从早年的“朝廷枢纽”，到与“婊子”“驴子”齐名，大清“道台”们的堕落，何尝不是晚清王朝衰亡的缩影？其丑陋模样，百多年后除了博人一笑，更有多少发人深思。
参考资料：《道咸宦海见闻录》《清俾类钞》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王振忠《河政与清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