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砅＆沈远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获得国际声誉的艺术家，黄永砅和沈远从八十年代投身中国前卫艺术，到九十年代拓展至国际视野，不断地颠覆既定的历史与文化观念，创造出鲜活的、超越国界和文化的表达方式。展览“小的仍然是美好的？”的作品由沈远从两人多年创作中精选而出，包括六件大型装置作品、部分绘画作品及影像资料。从黄永砅1983年的油画作品，到沈远2024年最新大型装置《密室逃脱》，时间跨度超过40年，呈现出两人在当代艺术史上的开拓性实践。
以下为您带来“凤凰艺术”特邀记者张芳的现场报道。
2024年8月24日，黄永砅＆沈远的双人展《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798第一和第二空间开幕。当晚，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剧场项目《地球三部曲》亦在北京开演。它们共同勾勒了政治分裂、贫富加剧、生态危机等人类面临的普遍困境，艺术家和学者找寻突破的尝试都指向了彻底重塑观念的迫切必要性。
▲ 展览现场
艺术家沈远为此次展览构思的名字源自经济学家恩斯特·弗雷德里希·舒马赫（Ernst Fredrich Schumacher）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完成的里程碑式著作，《小的是美好的》。这是她刚到法国后看的一本书。书中对于生产过剩与经济规模过大的反思是否让一个刚从改革开放的经济起步阶段的国家到发达西方社会的移民深有感触？在巴黎生活了三十多年后，欧洲大量涌入的战争移民让她无意间记起曾经的阅读与思考。“小的是美好的”被转化为“小的仍然是美好的？”，艺术家并非旨在质疑作者的观点。相反，加速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使得“小的是美好的”越来越岌岌可危，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艺术家黄永砅是最著名、最具争议性与颠覆性的中国前卫艺术家之一。他的创作以对现实深刻的思考为基础，巧妙提取和挪用宗教、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符号，改变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使其成为一条无法闭合的意义链条，松动语言与认知及背后更加庞大的权力体系。“艺术必须超越艺术本身”，有力地回应真实的世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85美术新潮”运动中，他作为厦门达达的发起者与核心人物，是“达达精神”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以前卫而激进的观念实践反叛封闭保守的艺术现状；九十年代参加蓬皮杜中心的展览《大地魔术师》后，他移居巴黎，由此发展出国际视野，使其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深入殖民史的结构；千禧年后，他的创作中指涉的语境更为庞杂多元，以不同文明中富有象征意味的隐喻，构建极具争议的“世界剧场”。“世界就是一个大工作室”，他曾将自己的工作室改造为如军营般的“占卜者之屋”，在其中应对着不断发生的历史事件。他的创作也如一个个不断发生的事件一般，不断引发广泛的关注与争议。
▲ 黄永砅 & 沈远,《飞碗》，2002,木、铁、玻璃钢、红土,800 × 800 × 275 cm
此次的展览虽然展出艺术家黄永砅的作品不多，但从时间线上基本上涵盖的各个时期：1983年的实验性绘画延续了他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期间对艺术与非艺术的探索；1989年，“厦门达达”成员在厦门新艺术广场对“现代艺术展”上的作品改造-破坏-焚烧的记录视频，是他试图摧毁确定性与当代艺术惯性，“让艺术重生的雄心壮志”初露端倪；三组/件的手稿跨越了来到巴黎后至90年代的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为《大地魔术师》展览的作品《爬行物》所作的构思，开启了他颠覆文化边界的尝试；创作于2000年的《流动书摊》巧借现实世界的一个微小切面，在体量上虽不似艺术家标志性的巨型装置，但其中影射的对全球史视阈中的文明流变与交染、文化隔阂与争霸、移民的处境与共情的理解，却极为宏大透彻；此次展览中最大的装置作品《飞碗》为受邀参加2002年巴黎圣保罗双年展所作，被置于《流动书摊》之后，反向揭露出乌托邦梦想中潜藏的权力结构；用鹿标本制作的《圣.吉尔之弓》（2015）既体现了艺术家这一时期大量对动物标本独特而精妙的使用，也可以看出艺术家对于人类命运的洞察与推演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化根源。
▲ 黄永砅,《圣.吉尔之弓》, 2015,动物标本梅花⿅、⽊、铁、⾦箔,70 × 450 × 155 cm
这些作品由沈远精心挑选。黄永砅2019年因病去世。两年后，二人在巴黎卡迈勒 · 梅隆赫画廊的双个展根据艺术家生前的方案呈现。展览名为《巴黎烧了吗？2019》，时间上呼应了2019年巴黎圣母院着火以及两位艺术家探讨准备展览方案的节点。同时，作为在巴黎生活三十余年的回顾，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艺术面貌和思考方式。而此次展览延续了《巴黎烧了吗？2019》，以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在北京798园区内的两个空间，分别呈现单独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像是一场无尽的对话的延续，沈远曾说道，“虽然自此之后，我与永砅之间的对话仅能借于彼此的作品，但它也不会被时间所阻断 。”
有一天，我和黄永砅在巴黎街头边散步边交谈。我对黄永砅说：“我觉得你现在再去强调文化差异已经不够有力了。我觉得应该谈谈现实发生的事情。”黄永砅听完若有所思。随后，他创作了《世界剧场》（1993）。（沈远）
从此次展览亦可看出两位艺术家始终没有改变他们的思考立场，对移民、阶层、战争、宗教、权利等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保有八十年代先锋前卫的姿态，以可见法国左翼思想的影子。二人虽在艺术界颇具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但一向深居简出。对他们而言，艺术与生活重于一切。而他们的创作灵感多来源于日常细节、阅读、写作、交谈等。作为艺术与生活上的亲密伴侣，他们极力避免在艺术上的互相影响。从此次展览亦可看出二者切入现实的不同角度：黄永砅更侧重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宏观面向，沈远则聚焦情感、现象等微观视角。此次展览上最大的巨型装置《飞碗》是他们合作的唯一一件作品，也是在中国首度展出。
▲ 展览现场
沈远于此次展览上的呈现，既结合了两件早先的作品，亦全新创作了两件新作。《无墙》为10米水彩长卷，以手绘的方式回顾了艺术家创作生涯中与“墙”有关的诸多作品。这也是艺术家希望借此次展览进一步反思的主题。“回顾我以往的许多作品，发现都在思考有关‘墙’：城市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迷宫，在区与区之间，上城区与下城区之间，不同种族居住的区域之间都有一个无形的、随时间而移动的墙。（沈远）”
▲沈远，《延长的根》, 2005–2023，树根、乐⾼砖块，960 × 500 × 260 cm
▲沈远，《我被视，我不被显》，2017，灯箱、铁丝⽹、树脂、橡⽪艇，980 × 820 × 530 cm
在主展区内，艺术家将2017年创作的《我被视，我不被显》置于展厅尽头，中间为《延长的根》（2005-2023），靠近入口处的则是最新创作的大型装置《密室逃脱》。《我被视，我不被显》讲述了战争难民如何想尽办法穿过国境边界。艺术家设置了一道铁丝网，观众在“墙”的一边观看。他们经历的磨难放佛一片海，泛动的情绪漫过了封锁，使得展厅恰似漂浮在汪洋中的一块浮木。但“墙”依然固若金汤。艺术家的移民身份使她始终敏感于有形或无形的“墙”的存在。“墙”在变化、延长，移民则以自己的智慧应对并超越限制。沈远坚信大众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沈远，《密室逃脱》，2024，玻璃钢、铁丝⽹，1200 × 700 × 600 cm
▲沈远，《密室逃脱》局部
《密室逃脱》将苦难带入内部视角。进入碉堡似的心脏，凝固的血液般的暗红色心室中一间变形的忏悔室静候着。神父的缺席亦是信仰的缺席，“然而现在心理医生却越来越多（沈远）”。在艺术家此前的创作中，如《空间的零度》、《发屋》、《阴性花园》、《马特奥与我》、《漂流记》等代表性作品，皆置入了内部空间，蕴含着艺术家生命体验。这个空间是感性的，艺术家毫无怯懦地承认自己的遭遇与痛苦，并希望与更多遭受不幸的人共情。在2022年于红砖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垂钓》中，艺术家借创作表达了对爱人的追忆与怀念。这份情感并没有因为死亡而戛然而止，但沈远觉得她的艺术不仅限于此。生活仍在继续，她依然关心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关心战争、关心经济、关心政治……她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而黄永砅仍以某种方式回应着她。
心脏外矗立着一根洁白高耸的鱼骨。铁丝网编织的鱼肠从骨架中牵扯出一道代表“死亡”的“墙”。“死亡”不仅是实体的，心脏僵硬也即“死亡”。当我们沉迷于消费社会制造的布尔乔亚式生活的幻想之中，不再关心现实，不再与苦难共情，一颗僵硬的心带着“死亡”的警示。“我总是关心‘多余之物’和‘无用的历史’，这些多余物就像现代社会这一动脉血管中的胆固醇，时不时让血管破裂。（沈远）”
▲ 展览现场
此次展览将他们的对话再次带回对现实的观照。一如7年前，两人在当代唐人香港新空间联袂呈现的开馆展《香港脚》。两位艺术家追溯了这一以地域命名的传染病背后隐藏的根源：殖民与全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当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其中的历史流变甚似具有传染性的病变。沈远的作品《黄伞/阳伞》将香港街头周末聚集的菲佣与抗议游行这两个场景搬到了乒乓球桌上，以戏谑的方式演绎事件中的力量博弈。在《巴黎烧了吗？2019》上的作品《星期六》延续了这一形式，关注的群体则换成了巴黎街头的示威者。
人们常以规模来判定事件大小，正如对于经济、技术和政治体的衡量标准，而忽略了它们本身互为一体两面。对于规模的警示，是黄永砅创作中的一条隐形的线索。他的诸多作品皆以超乎寻常的尺度震撼人心，《专列》、《羊祸》、《蛇杖》、《头》、《帝国》、《鼠市》等的巨大的体量是他对政治利维坦的隐喻。技术进步所加持的线形发展观主导了历史进程，但当借助技术起飞的伊卡洛斯忘乎所以，甚至试图接近太阳，却遭太阳融化了他的人造翅膀，跌入海中。在这则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结局是个未知，因为大海中仍有希望。这一希望也存在于圣.吉尔的故事中。隐士圣.吉尔因为保护被国王猎杀的鹿而受伤，上帝为了补偿他，封他为圣人。只有人还有机会因行善而获得救赎。若圣.吉尔也拿起弓箭，那么鹿必然毫无得救的可能。《圣.吉尔之弓》中，鹿小小的身体被巨弓撑开身体，像是一扇通往地狱的大门。
▲ 黄永砅，《流动书摊》,2000，
金属板、袋子、艺术家的书、阿拉伯书籍、木鱼、小风扇，
1000 × 200 × 200 cm
道庄易学，与达达、杜尚等并列黄永砅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观念条目，循环往复、消涨守恒亦是他的哲学。在他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世界剧场》，以及《三步九迹》、《马戏团》、《布加拉什》、《沙的银行，银行的沙》、《美国厨房，中国蟑螂》等作品中，历史以循环的方式上演着不同剧目。当他看到家附近地铁站边上建筑工地旁卖阿拉伯书籍的临时摊位时，是否感觉到了圣经所言：在你们的城市上面，草将生长（《以赛亚书》）。那些无法摧毁的，必将使我们强大。他购买了这个书摊上全部的书籍，将其堆积于《流动书摊》的一头，隔着铁皮墙，他的书散落于另一头。文学、哲学、宗教、社会学、经济学等包罗万象的书籍上方，悬着一架小电扇。书堆旁，两册诺大厚重的非洲法典上镇着一个鲜红的木鱼。“占卜者之屋”没有消失，智者在“一片浮动的场景”（侯瀚如）中游牧，汲取草根民间智慧。
▲ 沈远，手稿，2024，纸本水彩，1035 × 35 cm (135 × 35 cm × 8）
回想当年，参加完《大地魔术师》的展览后，黄永砅收到卡地亚基金会的驻地邀请。当策展人带他参观完基金会的豪华庄园，艺术家却选择在户外堆放展览垃圾的垃圾场工作。他把现场废弃的书籍报纸等放进搅拌机，搅成纸浆。在被挖掘机强行曝露的树根部，建了一个祭坛似的装置。并用烤纸浆的水，供养树。期间，台风吹倒了庄园中的一颗雪松。他立即行动，开始拯救这棵树。
在他对基金会地图的社会学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将树置于“非常资产阶级化的，被肯定的东西，被保护起来的，已建立的东西”与“未被肯定的东西，不被保护的，尚未建立的东西”之间紧张关系的博弈点。对于自己的努力是否可以救活树，他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思考。但由他的行动所引发的关注与追问，却启发了他对于“文化对话”的思考。这就像“两个人来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互不理解。（黄永砅）”“他与别人交流的障碍不是因为他不会说任何外语，而是人类语言本身的局限。文化间的误会是永恒的，就连我们自己也不能理解自己，我们又如何能去理解别人呢？（费大为）”规模与语言一样，本身就存在局限，却难以废除摒弃。历史仍在大小之间摆荡重组。
▲ 展览现场
在黄永砅最后一批创作中，《21世纪的骑士标本》直接在他身体上翻模制成。“他”骑在一头狮子上读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之城，无关规模，柏拉图更在意美与善的实现。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吗？也许大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美好。此次展览规模不大，但却将记忆回拨，重温了两位艺术家携手见证的中国当代艺术激动人心的历程，甚是美好。这份美好将以超越时空的对话延续。
关于艺术家
黄永砅
黄永砅（1954–2019），出生于福建厦门，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1989年开始工作及居住在法国。他曾参与创建重要艺术家集体“厦门达达”（1986），且除参加国际最重要的艺术展项，如威尼斯双年展（2005），上海双年展（2000，2012），Monumenta (2016，法国)外，也已在国内外诸多权威艺术机构举办过个展，如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08，北京），沃克当代艺术中心（2007，明尼阿波利斯）等。
黄永砅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中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他用自己的创作挑战美术馆、挑战传统艺术观念，通过空间装置探讨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一种可以超越国界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方式。
黄永砅的作品被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MoMA、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阿布扎比古海姆博物馆、伦敦泰特美术馆、香港M+博物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日本福冈美术馆等收藏。
沈 远
沈远，1959年生于福建，长居巴黎。沈远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参与到中国先锋艺术运动当中。她在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展”后不久，1990年离开中国，与同为艺术家的丈夫黄永砅移居法国巴黎。她的作品令人想起了迁徙、语言、记忆以及那些被略去的人与物，为文化间的诗意邂逅创造了空间。
沈远举办过多场个展，包括在红砖美术馆（北京，2023）、巴黎赛努奇博物馆（巴黎，2021）、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2018）、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2017）、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09）、当代亚洲艺术国际中心（温哥华，2007）、奇森黑尔画廊（伦敦，2001）、伯尔尼美术馆（瑞士，2000）等；她还参加了深圳双年展（2017）、釜山双年展（2016）、上海双年展（2012）、威尼斯双年展（2007）、光州双年展（2006）和利物浦双年展（2004）等。
沈远的作品被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巴黎国立移民历史城博物馆、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红砖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西岸美术馆与香港M+博物馆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