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一部关于法国殖民史的法文学术著作《法属印度支那新史》（Nouvelle histoire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在法国出版。正如作者François Joyaux（1938-）是一名资历丰富的国际关系史教授，该书也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论述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史。
Joyaux曾先后任教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和索邦大学，在自序部分，他向索邦大学的已故教授Jean-Baptiste Duroselle（1917-1994）致敬，同时也说明了写作缘起——上世纪80年代，任教于索邦大学的Duroselle教授有感于1954年日内瓦协议至1979年中越冲突（对越自卫反击战）变化多端的形势，建议当时正在研究远东的Joyaux全面研究印度支那国际关系史。
作者回忆，Duroselle教授等老一辈常常将“问题”（question）挂在嘴边，好像只要某个地区出现不同国家势力的对抗，于是就有了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埃及问题”等等莫不如此。作者似乎对这种带有帝国主义遗绪的学术路径有所反思，但态度颇为暧昧，而从书中内容来看，作者十分强调近代中国是法国在远东的对手，可见其仍离不开上一代的窠臼。
不过，笔者并非否认此书的价值，反而认为上述略显陈旧的思路可以为我们认识法属印度支那历史（1858-1956年）提供一个借镜。通过此书，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中国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及其施展的影响，也能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了解近代法国步步侵略中国西南的动机和目标。
图1《法属印度支那新史》封面，巴黎Perrin出版社2022年版，共445页。
目
录乐
序言
导论：印度支那，从属于中国的两个世界
第一部分：法国侵入中国的边缘
第二部分：印度支那：朝向中国的基地
第三部分：扩大印度支那：中国南方和暹罗
第四部分：中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颠覆危险
第五部分：危机、战争和革命
第六部分：中国和美国之间
第七部分：中法冲突的终结
结语
附录
此书结构严谨，大致以时间线为脉络铺排，正文每个部分均分为三章（第三部分有四章），附录部分有建制沿革、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等。从目录不难看出，作者始终将中国视为“印度支那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一方，甚至中法爆发直接冲突之前亦然。如在导论作者复述了西方学者的一般观点，认为印度支那起初是一个西方人提出的地理概念，指的是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深受两种文明不同程度影响的东南亚大片陆地，这片陆地上有不同的族群和国家形态，范围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直至19世纪中叶英国入侵缅甸，“印度支那”渐渐演变为地缘政治概念。
第一部分延续了序言的脉络，作者认为1858年法国殖民者首先占领越南中部的岘港（旧名Tourane）是为了开辟通往中国的商路，并将该地打造为法国人的“香港”。不过法国人不久之后便转为发展更为繁盛的西贡，又致力于探索湄公河，试图溯流而上通往中国西南。
第二部分，作者分析法国内政剧变对海外殖民扩张的影响：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法国在远东主要是为了开辟海军和商贸据点，而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成立后，普法战争的耻辱和天主教传教士的热情占据上风，法国殖民主义者高呼殖民扩张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要求政府加大在远东的投入。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下“文明冲突”不可避免，于是爆发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
第三部分，作者指出1893年法国占领老挝后，法属印度支那的政治体制逐渐成形。与此同时，第三共和国的印度支那政策被“无所不在的共济会”所把持，共济会代表人物保罗·杜美（Paul Doumer）担任总督期间（1897-1902年）确立了行政架构，进一步扩大法属印度支那的版图和势力范围，修筑滇越铁路、强租广州湾、占领暹罗东部等正是他的功劳。
作者在第9章以“印度支那在中国的挫败：广州湾（1898-1912年）”为题，专门论述法国殖民管治广州湾的早期历史。在他看来，19世纪末保罗·杜美治下的印度支那仍在寻找“另一个香港”的据点，法国人企图租借海南岛，却因为英国反对而放弃。此后保罗·杜美向法国外交部施加影响，根据探险家马德罗（Claudius Madrolle）的实地考察而选择了雷州半岛上的广州湾，从而通过外交谈判要求清廷租借。尽管保罗·杜美意欲将附属于印度支那的广州湾租借地发展为重要军港和商港，但当他在1902年离任后，广州湾还是失败了。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士绅的敌意、匪患、卫生条件恶劣、投资匮乏和位置孤立，而且英国人也不容许华南沿海有一个重要的法国军港。作者在此章引用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安托万·瓦尼亚尔博士的学术专著、保罗·杜美的回忆录、以及广州湾官员卡亚尔和伯南格的著作，但他对广州湾的分析还是相当到位：广州湾始终是“中国人的经济空间”（香港的卫星港）而不是“印度支那的经济空间”，保罗·杜美最初的构想未能实现，广州湾的发展受制于鸦片生意，建基于不平等条约的租借地还成为中法两国的长期矛盾。
图2 19世纪末法属印度支那版图和法国势力范围的扩大
来源：书中插图
第四部分，作者主要关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影响：清末民初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都对越南的知识分子有所启发，而一战后兴起的越南民族主义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民族自决”理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鼓励，更是进一步威胁法国的殖民统治。第五部分，作者进一步分析上世纪30年代至二战时期的印度支那危机，包括经济倒退、民众反殖民抗争、日本侵略等，认为1945年是法属印度支那历史的“首次终结”。
第六部分，作者探讨战后重返印度支那的法国不得不仰赖中国和美国的支持，可是解殖（décolonisation）已是势不可挡。随着冷战逐步开始，法国政府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的谈判也不可能取得成果。第七部分，作者着眼于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重点论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关键——1954年奠边府战役和日内瓦会议的多边外交谈判。作者耐人寻味地指出，法国退出印度支那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也是中国淡出一个世纪之后的“重返”。
显然，作者基于国际政治的博弈理论去思考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而忽略了亚洲人民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抗争的正义性质；况且新中国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打败法国殖民者并非出于霸权目的，作者的论述不免失之偏颇。至于结语部分作者再次强调的所谓“中华治世”（Pax sinica，对应“罗马治世”、“美利坚治世”），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意识形态浓厚的偏见，隐含“中国威胁论”的怀疑态度。
《法属印度支那新史》是François Joyaux教授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也确实开辟了这段殖民史的若干国际关系史新视角，让读者得以更好理解当年法国深陷“印度支那问题”的深层原因，尽管笔者不敢苟同其观点。总而言之，我们应继续留意西方学界有关中国历史的学术新著，并且保持思辨质疑精神，同时思考中国学者如何深化研究和加强论述，以便与之交流对话。
图3 François Joyaux教授也是一位玫瑰专家
撰文：吴子祺
编辑：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