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提起诛心术，我会想到达姆弹。众所周知，这是一种曾经被《日内瓦公约》明令禁止的子弹，原因并非不符合子弹的工艺标准，无法一弹毙敌，而是远远超出了要求：达姆弹所独具的“入身变形”功能，会使中弹者在死亡前产生额外的痛苦。同理，诛心术之遭诟病，也不是因为它偏离批评的“稳、准、狠”指标，恰恰相反，它在“狠”字上用力过度了，它所特具的黑虎掏心式犀利，有可能让被批评者平添痛苦。

人世的学问，大抵不出“分寸”二字，围绕诛心术的争议，看来即盘旋在分寸之上。批评原本是一场以深刻为逐鹿目标的语言狩猎，纯粹从技艺和功效上讲，诛心不失为斩获深刻的良方。关于曹操，我们都知道这样两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显然，这是一句经典诛心语，当许劭对曹操说出这十个字时，曹阿瞒年方弱冠，无论能臣还是奸雄，都还未及显示一二；唯其如此，世人才更能见出它的厉害。有趣的是，面对这句足以位列古今三大诛心语而无愧色的酷评，从来没人指责许劭不地道，甚至曹操本人，当时也是哈哈大笑，不以为忤。鲁迅针对梁实秋的著名评语“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诛心度同样至于苛酷，但读者好像对此颇为欣赏，那篇文章还频频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有关部门俨然想借此表明：向我们的中学生传授诛心大法，乃是语文教学的一个环节。

这昭示出我们对于诛心术的暧昧。确实，今人对诛心术的反感，并非批评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缘于当今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旦跳过自身，改用相对超然的目光看待芸芸前贤，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一言不合甚至可以挑起决斗的时代，两个批评者彼此用最尖刻的语言讽刺挖苦，就像两个NBA球员彼此用最华丽的姿势盖帽扣篮那样，娱人娱己，毫不足怪。在那个以笔为剑的笔墨江湖里，文人品评好比武士放对，词尖语酷者为胜。指责别人诛心，不仅难以收获同情，还会成为无能的托词，徒招人笑。我们不识隐私权为何物的前人认为：面对其心可诛之辈，挠痒痒战术属于不成体统，他们的态度是：“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张岱语）凭一句诛心语就能挖出论敌的歹心计、毒心肠，他们正不妨视为最高成就。——与今天相比，那仿佛是一个批评的丛林时代，崇尚一种剽悍美。梁实秋先生一枚纤弱的文人之心被鲁迅诛到这步田地，也没有萌生诉讼之念，这既可窥出彼时批评风气之质朴，也未始不能现出当年批评风采之灿烂。

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今天，只要有人被指使用诛心术，他就会像一个被当场拿获的偷儿，遭致齐刷刷的侧目。小见以为，这类侧目尚有讨论余地。举例说，普通读者指责余秋雨借“封笔”之说推销新书，与余秋雨指责他的批评者都是出于嫉妒，固然都有诛心之嫌，我们的感受却迥然不同。结合成名人物必须牺牲若干隐私权的现代文明惯例，小人物对大人物进行诛心，与强势者对弱势者实施诛心，不仅是程度之差，还可能造成性质之别。所以，公民对政府机构的举措进行诛心式批评，与政府部门对小民百姓实施诛心式诋毁，无法等量齐观。我们知道，评论文学人物，是允许评论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打探的，通常，你对人物心理的刺探越是奇特，你可能获得的喝彩也就越多，在这方领域，你不用担心受到“诛心”的指责。大人物好比文学名著，尤其，当他的一言一行还关联着民众的安危或钱袋时，他就不得不享受文学名著的待遇了：允许别人对他横说竖说，即使遭遇诛心之论，也只能忍气吞下。

所以，本着尊重现代文明仪轨的态度，我们必须认为：普通民众有免遭诛心的特权，凡是针对普通民众的诛心，都必须视为批评左道，像达姆弹一样严格禁用。但我们也不必矫枉过正地认为，诛心术必须在任何场合遭到封杀。比方说，两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彼此用最激烈的言词互殴，选民就不妨退出一箭之地，任由他们诛个明白。因为，他们实施的诛心，有助于选民做出正确选择，客观上构成社会未来福祉的一部分。另外，两个大佬级人物在论战中实施诛心，旁人也无需居间劝架，不如就当是欣赏重量级拳王比赛来得实惠。他们既是大佬，理应具有更多的抗击打能力，不宜动辄以隐私权遭侵为由诉苦叫冤。除非一方遇到了下三滥的招法，类似霍利菲尔德在拳台上被泰森咬了耳朵。

我的态度是：诛心术对普通民众的伤害必须制止，诛心术作为一门批评技艺必须保护。想想警察是如何制止街头斗殴的，相关拳击组织又是如何组织拳击比赛的，我们大概就会明白怎么做了。

2008年8月4日

（《望文号脉》，作者周泽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定价：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