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村小学的教室

红星新闻记者丨王语琤

太阳村小学有个规矩：老师要避开关于“父母”的话题，不问孩子的家庭情况。这里不会有命题作文“一封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生怕他们情绪控制不住，会哭、会难过。”太阳村小学的杨老师（化姓）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太阳村小学是江西都昌县盐田中心小学太阳村小学的简称，这里的学生除了少数来自周边村庄的“走读生”，大部分是江西省太阳村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下文简称“都昌太阳村”）的孩子。这所民间公益机构，原为收留无人照顾的服刑人员子女而设。

去年，因男雇主失联入狱，湖北一月嫂自费抚养女童三年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孩子“父亲”正在服刑，尚有10多年刑期，且亲子鉴定显示他与女孩并无血缘关系；女孩的亲生母亲同样还有两年才刑满，这个孩子成为了事实上的孤儿。而月嫂称，男雇主入狱后的三年里，并没有任何孩子的远房亲戚联系她。人们非常关心，如果父母入狱了，孩子怎么办？

但实际上，服刑人员子女只是“事实孤儿”的一小部分。在都昌太阳村目前帮扶的453个孩子中，只有47名服刑人员子女，还有更多因其他原因陷入艰难处境的孩子。

住进“太阳村”的孩子

2月20日中午11点，放学时间未到，在三公里外的盐田中心小学读六年级的小林（化名）突然让老师将她送回都昌太阳村，回去后便一头钻进宿舍卫生间。

负责照顾高年级女生的生活老师余秀清闻讯赶回宿舍，隔门询问，才知道小林来了初潮。余秀清叮嘱小林用热水，别受凉。卫生巾的使用方法已有老师教过，无需帮忙，小林自己换好了衣服、鞋子。

▲爱心妈妈在给孩子梳头

“我爸进监狱了。”小林主动对记者说。12岁的小林还有一个妹妹。2017年，小林的父亲失手杀害妻子，2018年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妈妈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看到爸爸，问他去哪了？他说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我等了半天。”但这次爸爸没有再回来。那一年，小林才5岁。

小林姐妹俩的爷爷已经过世，奶奶是聋哑人。事发后，姐妹俩在姑妈家生活。但姑妈长期在外打工，家里也有两个小孩，经济条件拮据。2019年6月，小林和妹妹被送到了都昌太阳村。

老师余秀清今年32岁，但20年前的那个夜晚，与小林如此相似：熟睡的她被一阵声音惊醒，母亲告诉她，父亲已经死了。余秀清记得，小时候父母很疼她，乖巧文静、成绩优异的她即使闯了祸也不会挨打。

余秀清母亲被警察带走后，余秀清和两个妹妹寄人篱下。变故发生后，余秀清总是梦见家里的大门，怎么也关不上。本就内向的她变得更加沉默，上课时大脑一片空白，后来索性不去上学了。

2006年，58岁的都昌县稽征所退休职工詹学银看到其他地方“太阳村”帮扶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的报道。受到启发，他联系都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都昌县关工委），着手把一片营收不佳的林地改造成都昌太阳村，民政局退休局长周裔开等“老民政人”也出面主导都昌太阳村的管理工作。

十来岁的余秀清被都昌太阳村一名志愿者劝回学校，她的两个妹妹也搬了进来，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孩子。

▲余秀清同两个妹妹与蒋雯娟

余秀清手机里至今保存着一张照片：都昌太阳村宿舍里，两个妹妹一左一右站在余秀清身边，最右边的人是演员蒋雯娟。照片拍摄时间是2007年5月29日，都昌太阳村正式成立的日子。

努力打造一个家

都昌太阳村周边是村庄、农田。向南步行近3公里才能搭上前往都昌县城的公交车，中途不停靠的情况下，乘车抵达县城至少需要1小时。

在都昌太阳村，一天是从“哨声”开始的。早晨6点，哨声响起，孩子们起床洗漱。到了饭点，哨声响起，孩子们拿碗去食堂门口排队，齐声背诵《悯农》后依次打饭。

▲都昌太阳村的食堂

占地300余亩的都昌太阳村有自己的菜地、猪圈、家禽等。杨梅林结果时，都昌太阳村会邀请游客来摘杨梅；都昌太阳村有一个光伏发电站，少量供太阳村自用，多数由电力公司收购。

刚开始，都昌太阳村没有围墙。每到开学季，“抓娃娃”是都昌太阳村的固定节目——一些不想被管的孩子，会离“村”出走。由于交通不便，出走的孩子往往天黑就会自行回来，但也有孩子会跑远。

都昌太阳村的常驻村医刘圣斌记得，2015年左右，一个五年级男孩偷偷跑了出去，刘圣斌他们连续找了两晚。一天晚上，刘圣斌在一个网吧里找到了男孩，男孩拔腿就跑，刘圣斌在网吧守到凌晨3点。另一家网吧里，老板发现这个孩子很晚都没回家，询问后得知他是都昌太阳村的孩子，刘圣斌他们才终于把这个孩子接回去。

由于种种家庭问题，要把来到都昌太阳村的孩子管好，更需要智慧和技巧。为做到有教无类，都昌太阳村小学的教师不掌握服刑人员子女名单。但太阳村小学的杨老师坦言，来这里之前，她心中难免有些忐忑。

不过杨老师很快意识到，“这里的孩子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是一样的。”多年来，令她印象深刻的闯祸只有两次：消防安全培训后，两个孩子偷偷把全校的灭火器都按了；还有一次，几个学生溜进食堂，用所有的火腿肠和鸡蛋煮了一锅大杂烩。

如果非说这里的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想家”的情绪更加复杂、强烈。每当有孩子哭泣，就有别的孩子替她解释：“她想爸爸妈妈了”。三年级的小熊（化名）始终紧紧攥着一个作业本，在本子的第一页，她把奶奶的电话号码写了三遍。

▲小熊在本子上把奶奶的电话写了三遍

刘圣斌说，他还负责孩子的心理健康辅导工作，有的孩子表现得很顽皮、不听话，其实是由于他心里想得到关注，渴望得到爱。

毕竟，这里的孩子都是“困境儿童”。除了服刑人员子女，还有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改嫁；一方死亡，另一方得了重大疾病、瘫痪在床；父母不得不外出务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等情形。

父母不在身边，都昌太阳村就扮演起“父母”的角色。

负责照顾高年级学生的志愿者冯爱国记得，村里有个人高马大的孩子小雷（化名），性格比较冲动。有一次，小雷又和学校同学发生冲突。都昌太阳村的工作人员到学校后了解到，是对方先挑起了冲突，于是向学校说明这次不是小雷的错。自那以后，小雷再也没打过架。冯爱国认为，小雷的行为有所改善，是因为都昌太阳村“护着他”。

2008年1月，南方雪灾，都昌太阳村受到影响不小：“前面下的雪还没融化，后面又下。”大雪封住了路，物资要靠人背进来。

但余秀清对那个冬天的回忆是明亮的。亲戚原本说好每年都会把三姐妹接回家过年，最终他们没来。留在都昌太阳村的她们，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雪。“天气好冷，我们先搓出一个小雪球，在雪地上滚来滚去，慢慢修形状，堆了好几个雪人，很开心。”

第二年春节，亲戚还是没有来。但她们“过了三个年”：在都昌太阳村过了一个年，后来詹学银和另一位志愿者先后把她们接回家过年。“有好吃的，有人管我们，真好。”

走出“太阳村”

余秀清初中毕业后，被招录去南昌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学酒店管理，毕业后上民政部主办的“社会管理学院”继续读大专，学社会工作专业。

在北京，原本寡言的她开始试着打开自己。余秀清说，是几位启蒙老师让她豁然开朗：“他们很有责任心，怕我们（孤儿）走弯路。”她决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孤儿也有“光环”，也有巨大的潜力，也可以调动资源去帮助更多的人，“助人自助。”

毕业后，余秀清曾在南京一家公益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她还是回到都昌太阳村，成为这里的正式职工。“我喜欢小孩身上的天真，跟她们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快乐。”

周裔开告诉记者，近年来，都昌太阳村考上中专的孩子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能上高中。高中毕业的孩子基本都能上大学。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只要愿意，都昌太阳村会支持他们复读。“有的孩子，读了‘高6’，本科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

截至2024年8月，都昌太阳村有200多名孩子考上大学，有的孩子正在读博士。2024年高考季，这里有31名孩子考上大学，其中12人考上一本，一名孩子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100多名大学生中，12名孩子拿了国家励志奖学金，13名孩子本科毕业，4名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在都昌太阳村，刘圣斌扮演的角色是“严父”。有孩子毕业后回都昌太阳村做代课老师。刘圣斌催他们出去找工作：“有的孩子待了将近两年（做代课老师），我天天说‘你怎么还不出去找工作？你这样子怎么行呢？’”

刘圣斌坦言，能考上大学的孩子只是一部分。有的孩子职高毕业后，选择从事汽车维修、服装设计、美容美发等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能读到博士，都昌太阳村就供他读。学一门技术能自力更生，也很好。”

周裔开说，都昌太阳村对孩子们的期待很简单：“长大，学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中能自食其力。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

逐渐关门的“太阳村”

2019年，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加强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进一步明确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定义、监护责任、法律援助机制等问题。都昌太阳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意见》出台后，服刑人员子女等困境儿童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管理。

通常的方式是，先由孩子的近亲属抚养，相关部门发放救助金。没有近亲属或亲属不具备抚养能力的，由相关部门协调安置到福利院，也有的由爱心人士临时抚养，直至其父母出狱。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孩子难以得到近亲属的照顾。

一个公开案例中，7岁男孩小果（化名）的父亲涉嫌犯罪被捕，其母亲十级伤残且失联，其他亲属经济困难，无力抚养小果。当地检察院与小果所在社区进行沟通协调，为小果落实了临时监护人。然而，此后数月，小果在社区的临时监护人先后变更四次，又吃上了“百家饭”。最终，当地民政局被指定为小果的监护人。

事实孤儿父母“失联”认定难也是多地遇到的难题。

据检察日报2023年报道，有检察官反映，《意见》对于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失联或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困境儿童父母“失联”的认定标准不明，导致基层不会或不敢认定。如，该院在办案中发现，4岁女孩洋洋（化名）系非婚生子，父亲身份不明，母亲因贩毒被判刑，系洋洋的唯一抚养人。对于洋洋是否属于困境儿童，民政部门存在疑虑。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君健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民政部门虽然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儿童福利院，但不只是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一个群体，可以提供的养育人数不好估算。

周裔开表示，如今“太阳村”的作用，“是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帮扶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作为民办非营利机构，“太阳村”一粥一饭皆靠社会捐赠。机构成立初期，筹款难度大，都昌太阳村一度陷入困境，差点“关门”。余秀清回忆，当时“一栋房子和两个茅草屋，剩下的全是大山，宿舍就是教室里摆上床”，水电不通。如今，每间寝室都有空调，新的教学大楼也建好了。

▲由社会各界捐资援建的操场

周裔开告诉记者，现阶段，都昌太阳村每年需要约700万元资金保障正常运转，其中最大的支出是大学学费，占总支出近一半。

目前，江西省慈善总会携手九江银行、青山慈善基金会等机构正在为都昌太阳村提供长期定向捐赠，但捐赠数额随经营情况波动。“很多爱心人士都会问：‘太阳村有没有稳定的保障来源？有没有长效机制？’我们的回答是除此之外没有。”周裔开说。

另一方面，儿童安全和接受捐赠管理不容出错。太阳村实施岗位责任制，各项安全工作有专人负责。每年，太阳村都会请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审计财务，收支明细上传民政局官网。这才使太阳村能够长期健康的运转下来。

全国各地曾有9个“太阳村”，之后各地“太阳村”的孩子们由原籍民政部门妥善安置，大多数“太阳村”随之关门。如今，仍在运转的“太阳村”有3个。

周裔开和大多数志愿者都认为，随着相关政策的日益完善，太阳村的孩子将会越来越少。他们说，“希望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有‘太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