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人学者的考证，相国寺的渊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此处原址为魏国公子信陵君的故宅。北宋魏泰撰的《东轩笔录》就记载“旧传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至今地属信陵坊，寺前旧有公子亭……”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在此建建国寺，后毁于战火。唐初名僧慧云购得此处，在旧址重建了寺院，当时唐睿宗在位，他即位前曾被封为相王，所以下诏更名为相国寺，并御书题额“大相国寺”，从此寺中香火日盛。相国寺在北宋时处于鼎盛时期，它占地面积达五百四十亩，分六十四个禅院，是东京（今开封市）最大的佛寺。不仅得到皇帝的题额和敕命重建，住持都由皇帝钦定，朝廷的一系列活动如重臣的追荐，官员的检阅，皇家的各种巡幸、祈祷活动也多在此举行，所以它还是一座皇家寺庙。
大宋初期，国家鼓励发展经济，一种崭新的城市商业文化铺展开来，东京顿时成了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不但取消了坊市分离的制度，也取消了夜禁。商铺临街而设，遍布东京城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让市民自由贸易，充分享受生活。此举大大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宋代的市民文化也极为兴盛，民间的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宋代举足轻重的皇家寺庙，大相国寺长期浸润在这种世俗文化极度繁荣的时代中，它不再是单纯礼佛朝圣的宗教场所，更成为平民百姓的公共娱乐中心、经贸市场。
记载北宋都城风物习俗的书籍《东京梦华录》中有：“（正月）十六日……乐作，纵万姓游赏……贵家车马，自内前鳞切，悉南去游相国寺。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至达旦。”“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可见寺内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已成为了东京人民生活中一大盛事。每月定期开放的庙市，有全国赶到京城来购物、售卖的人们进行交易。
佛门圣地为什么会成为人声鼎沸的市场？
东京城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是全国最大的贸易和消费城市，其发达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比较繁华的是正对皇宫正门的御街、往南去的州桥一带、自州桥东转经相国寺的东大街附近。除了相国寺《东京梦华录》中似乎并未将其他寺院宫观的民间贸易加以如此详细的描述，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寺院不存在如此红火的市场经济，只是因为相国寺作为北宋第一寺院的特殊地位及优越的空间与位置。
相国寺地处东京里城的南部，是当时最繁华的区域，又正在汴河北岸，寺前门有一重要码头，交通便利，再加上场地宽敞，正是得天独厚的中心市场的最佳选址。
东京城区分布复原效果图
相国寺在城市东南部，这里本就是商人云集、货物集散之处。据宋代王林《燕翼诒谋录》记载“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此。”在《东京梦华录》中显示，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供百姓交易，而与此记载稍异的《麈史》却记为八次，不论是五次还是八次，相国寺内的交易完全具备了“庙会”的性质，因此有人说北宋东京相国寺的定期集市首开了后世城市大型庙会之先河。明清时代的京师庙会即来源于此。
万姓交易如此受欢迎，到底可以买到什么呢？
据记载，相国寺中的贸易市场货品齐全，几乎囊括了当时百姓们吃、喝、玩、乐的所有需求。千年古寺的房前屋后、台阶走廊无不被小商小贩甚至寺院僧尼所占用，成为买卖商品的市场。在这里，不仅有飞禽走兽、针织刺绣、瓜果蔬菜，还有文房四宝、古玩字画、头面首饰等，可谓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应有尽有。
烟火气抚慰凡人心
市场从寺院的大门前就开始了，在这里销售的是飞禽、猫、狗之类的活物，第二、三道门买卖的都是日用百货，虽是露天摊位但都架设着彩色的帐幕，非常整齐有序。百姓们可以在这里买到簟席、屏帷、洗漱用具等日用品，时果、脯腊等食材，甚至是鞍辔、弓剑等物，绝对满足各种需求。
往里走靠近佛殿的摊位是已经有了名号的固定摊位，像是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各墨等等。寺庙大殿两旁的廊下是各寺院的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帽子、绦线等物品的铺位。佛殿后面的资圣门前，是文人墨客爱去的地方，出售的是书籍、古玩、字画以及各地卸任的官员出售的土特产、香料药材。后廊则是占卜、算卦的摊位。
相国寺的大厨厨艺很好，就是碰到大型的斋会，三五百份的饮食、茶果不一会的功夫也就做好了。于是寺庙开始为摆摊的、逛街的人准备餐食，挣点“伙食费”。除了斋会，相国寺内还有饭店，并以猪肉闻名。宋人张舜民在其所著的《画墁录》中一开始就提到了相国寺“烧朱院”，大约就是讲当时有一个叫惠明的僧人厨艺很好，尤其擅长炙猪肉。北宋文学家杨大年经常呼朋引伴来吃这口，有一天对着大和尚说：“你一个僧人烧猪肉，客人们天天喊未免名声不好听。”于是杨大年选用了谐音，起了一个烧朱院的名字。从此京都的人都改为这个叫法。
文人学士游寺淘宝
从史料记载来看，北宋时期在京城生活过的官僚士大夫以及到京城游历、赶考的文人墨客，大都去过大相国寺，“相国寺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这里不仅是四方商贾云集之地，更是文人士子流连之所。这是因为相国寺市场不仅出售日常生活用品，令民众乐往，而且还有诸多书籍古玩碑帖等人文气息的物品，是文人学士的“淘金”宝地。
这种功能多见于诗歌的书写和记录。如《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潘谷墨”便是墨中的极品。潘谷墨为御用书飞白之物，为天子青睐，被贡入宫中的同时也流入民间，成为相国寺所售之物。不仅墨是如此，相国寺市场中文人所瞩目的物件都有着这样的属性。
黄庭坚曾“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宋子京，即宋祁，是《新唐书》列传的作者。黄庭坚见到的是宋祁写《新唐书》的手稿，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了她与丈夫赵明诚在相国寺为碑文典衣的故事。赵明诚当时还是一名太学生，经济比较拮据，但是小夫妻“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宁愿典当衣物，也要到大相国寺搜罗心仪的书画碑文。
大书法家米芾曾在大相国寺买到王维真迹。有记载说他与友人“同行相国寺，以七百金常卖处买得《雪霁图》，破碎甚古，如世所谓王维者。”另外，米芾《画史》还记载他曾买得徐熙一幅画作，那画“绿叶虫透背，二叶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纸素”，很有特色。苏轼去世后20年，他流放海南时的行书手迹又出现在了大相国寺的书画摊上。
以上所说均是买到货真价实好东西的，不过所有的“淘宝”过程都是有风险的，大相国里所售之物也并非都令人满意，欧阳修就曾在诗中吐槽过——“……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装管榻，有表曾无实。价高仍费钱，用不过数日。”（《圣俞惠宣州笔戏书》）也许欧阳修就曾经在相国寺东某个摊点上买到过又贵又不好用的毛笔。
相国寺在成为宗教圣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融合到城市的世俗生活中，在长期的文化积累过程中，成为北宋王朝的一张文化名片。
不过大相国寺的繁华主要是在北宋，随着靖康之难，都城沦陷，覆巢之下的寺庙也就不再有以往的盛景。范成大在南宋时期曾出使金国，经过大相国寺，发现那里已“倾檐缺吻，无复旧观”，虽然开市交易的习俗还有，但“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如“羊裘狼帽”之类，再无原来的气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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