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坐船经过纽约曼哈顿的移民
1900年，是银幕人物丹尼·布德曼·T·D·柠檬·1900的出生年，他的人设是从不下船的海上钢琴师，陪伴他一生的维吉尼亚号在二十世纪初终日颠簸在北大西洋，往返于世界中心的西欧和自由女神庇护下的新大陆之间。新大陆是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殖民地中最特殊的一块，它不像非洲那么野性贫瘠，也不像东方那么难以驯化，外来户已经取代原住民组织起了生机勃勃的国家，大量行业准入没有门槛，甚至没有苛捐杂税，这对欧洲的平民阶层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了。
而让欧洲移民们见猎心喜的这位自由女神，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政治玩笑的意味，你们都知道，她是来自法国人的礼物。作为西欧大陆上的雄主，坐视百年宿敌的岛国达成日不落成就实在是无比郁闷，看美国人闹了独立就好比看仇家兄弟阋墙，有一种待重头收拾旧山河的暗自希冀。
我们再来看维吉尼亚上的女人们。在舞会上，她们身着新古典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各式华服，从满头装饰羽的巴黎style到高腰贴身的à la grecque希腊样式，她们象征了审美的变迁，总而言之是趋向简洁和自然。白皙的肩膀、前胸、手臂、脚踝、小腿此起彼伏地露出和隐没，是肉欲的坦诚试探。你应该注意到她们的头发。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妓女可以肆无忌惮地展示她们的头发，淑女们应该用帽子或头巾完美遮掩又不失风情，而现在可以展示为各种得体的发髻和短发。当然，不加束缚的一头长发仍然是过于挑逗的，连粗俗的女工都不会如此，虽然她们是从实用角度考虑的：长发更容易绞进机器里，或在打架时被对方利用。
1900是底层的孩子，长大后光鲜亮丽，却依然是个打工者，还要迎合上流的趣味演奏，出了岔子还得罚去铲煤。他的天赋，需要通过穿起礼服，坐到象征高雅艺术的钢琴前，才能得到上层的认可和欣赏。他不属于他服务的那个群体，同样，在一声“America! ”的欢呼后迅速从他身边流散的底层，也不将其视作同类。
这样孤独的孩子哪里都有。
如果你相信人不是born to evil，那么希特勒此时也是个孤独的孩子。这张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照片，拍摄于1901年6月的奥地利林茨实科中学，热爱绘画的14岁少年希特勒和富家子弟维特根斯坦同样落寞地凝视着世界。他们本来没什么交集，能够同框大概要归功于希特勒父亲的望子成龙，他努力把儿子送进这所好学校，希望将来能出个公务员——和如今的父母其实并无二致。相对于平民父亲的短见，维特根斯坦家族反而更鼓励子女追求文化艺术，无它，有钱。这个家族在鼎盛时期甚至超过了今天被津津乐道资本阴谋论的罗斯柴尔德，“卡特尔”这个词就是用来命名其家族钢铁工业的。钢铁，在现代化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最重要的资源，掌握着钢铁就意味着名符其实的富可敌国。
两人对长辈的希冀来了个出其不意的满溢，在各自的领域颠覆了整个20世纪。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将人类文明拉到了惨不忍睹的低点，还是以现代理性方式，工业化、制度性的作恶；维特根斯坦则在尼采以降陷入困局的哲学废墟上，建设起常人无法通行的迷宫。他的博士论文，让著名大哲波特兰罗素为首的评审团面面相觑，导师读不懂学生。就像背弃出身的释迦摩尼一样，深受托尔斯泰影响的青年维特根斯坦无视家族的巨大财产继承，主动走上一战的战场，拒绝晋升玩命涉险，在他看来，“和死神贴近些，也许会给我的生命带来光亮。”
这种人物之间的奇妙交集，我还可以找出很多例子。一战前一年，同住在德国慕尼黑施莱斯海麦大街上的三位，坚持梦想的潦倒画家希特勒饥一顿饱一顿，过得连流浪汉都不如；哲学家斯宾格勒深居简出，潜心书写他的巨著《西方的没落》，这本听起来极民科的书，以箴言的口气对欧洲的未来表示前所未有的悲观，在战后一时纸贵；还有一位是革命导师列宁，他终日忙于办报和译稿，收集阅读各出版社的共产主义书籍，不时还和巴黎的女编辑阿尔曼德鸿雁往来互诉衷肠。无论是历史的创造者还是预言家，无论悲观还是乐观，他们都确信的是欧洲必将改变。
我曾经写过这幅画，希腊画家契里科作品《一条街上的神秘和忧郁》，作于1914年。画面上阴影和冷色占据了主流，道路固然光亮明艳，左下角的小女孩滚着铁环欢快地进入广场，但道路尽头的阴影让人不寒而栗。工业和科技革命带来的现代生活惠及了更多人，但世纪初的人们还是意识到了危险的蛰伏和未来的不确定性，they are stepping into the unknown。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契里科，沉迷于在画中表现他对精神分析、潜意识和梦幻象征主义的理解而显得神神叨叨，他把自己的好朋友，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画成了一个带白色弧线的黑影，像一个步枪靶子，结果阿波利奈尔还真就在一战中被子弹打中，很快就英年早逝。
英国学者肯.福莱特（Ken Follett）关于一战前后的长篇历史小说《巨人的陨落》，开篇第一句话是：“1911年6月22日，英王乔治五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那天，比利.威廉姆思在南威尔士下了矿井。”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被巨大、荒谬的历史走向拧在了一起，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一边是国王加冕后的饮宴，各国使节和来宾所讨论的，都是帝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一边是不满十四岁的贫困少年去煤矿下工，这代表的是工业化和人性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
临时政府组织使团准备北上迎接袁世凯
在东方，类似的阶级矛盾酝酿已久，掺杂着千年酱缸粘稠腐朽的业障，第一次被含糊地清算了。湖北曾经的头面人物张之洞为了裱糊大清而一手创下的新军，拎着大清军工厂的拳头产品汉阳造，莫名其妙就掀了旧王朝。除了食古不化的遗老，没几个中国人对这个旧时代有多少眷恋，因为它实在糟糕的令人绝望。然而未来并不让人乐观，中国依然一派衰败而混乱的景象，和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世界似乎并不在一个次元。
谁无痼疾难相笑，各有风流两不如。
同年11月，慕尼黑上演了著名交响曲《大地之歌》，第一乐章取自李白的《悲歌行》：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每一段结尾重复着谶言——生是黑暗的，死也是黑暗的，使乐曲充满了幽暗的气氛。曲子的作者马勒，是曾经在维特根斯坦家被奉若上宾的诸多音乐家之一，本来这首交响曲应命名为第九，但他考虑到贝多芬、德沃夏克、舒伯特都是写完第九交响曲后时日无多，想通过改名来打破这个诅咒，结果亦未能逃过。
不过也好，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很多人会觉得，能死在战前其实是莫大的幸运。
我相信自己的大部分读者，都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有所了解，但是对其前后方方面面的草蛇灰线，却未必有全景感受。如果设身处地穿越到20世纪初的欧洲，你会发现从1860年大辩论开始的信仰危机已经蔓延到了社会底层，饥寒交迫的人们已经熟稔了革命的概念。尼采让上帝蒙羞，生物乃至人类社会谁也不会平白被恩宠，达尔文主义更让人信服。摄影术改变了绘画，艺术家更加迷茫，知识分子要求上层转变思想，重新组织现代生活。当均衡政治作为最理性的布局和牛顿力学一起被打破时，人们开始尝试政治思想里最极端的部分，比如无政府主义的暗杀行动。俄国首相、美国总统、奥地利皇后、意大利国王和法国总统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相继死于非命，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善。整个欧洲陷入了卡珊德拉情结，沉溺于一个痛苦而无能为力的预言：世界必将大乱，你只是不知道蝴蝶之翼从何处扇起。
凡尔登战役
我们回顾历史还能观察到的另一个奇怪现象是，当战争爆发时，作为人类文明的守夜人和卫道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按理应该保持冷静和否定的姿态，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热情无比高涨。疯狂杀戮的小丑和捍卫自身正义观的蝙蝠侠，是一战中人类的同体异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11年到1913年的毕业生，共有161人参军，生还者不到半数，他们的师兄，是当时坐在法国文学界头号交椅的罗曼罗兰；他们的后辈，有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诗人鲁珀特·布鲁克，威尔弗雷德·欧文，艾萨克·罗森堡，爱德华·托马斯，画家弗兰茨·马克，埃贡·希尔，安贝托·波丘尼，乔治·特拉科尔，雕塑家莱姆布鲁克……无数精英简直是怀着热切的渴盼和莫名的希冀把自己扔到了战场上，试图通过这一极端方式来解决长期以来折磨自己的精神困境。当然也有思路比较特别的，比如被朋友立下flag的阿波利奈尔，他是因为和毕加索卷入卢浮宫藏品失窃案而坐牢，为了洗刷耻辱，他决定为法国而战。嗯，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参加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最后莫名其妙地丢掉了性命，我怀疑索尔·贝娄那句话就是写给他的：
人生用几个笑话就可以概括完毕。
战争当然不会解决任何疑问，它只会让人更加困惑，特别是当敏感的天才们经历（哪怕只是听说）凡尔登和索姆河的时候，人类被他们制造的机器成千上万地屠杀，每天，甚至每个小时。不过年轻人仍然在飞蛾扑火般投入战争，比如海明威为加入美军虚报年龄，求锤得锤，虽说此时战事已到了最后一年，但已足够时间来展示狰狞，把这位硬汉打击得失魂落魄。就算战火熄灭了，世界也不会像电脑重启一般恢复原来的画面，一切变得更加混乱。那些千里迢迢追寻美国梦的人，那些在欧洲的焦土和尸体中挣扎出来的人，发现世界变得更加丛林法则，新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办法还是位高者得，投机者胜。再了不起的盖茨比，对于梦想再坚定的追求，最终还是触不到那绿光。
“出生的阶层决定了一切。”
当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一点时，The lost generation应运而生，和新世代的佛系青年其实如出一辙。同为参战军人的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流连于最后的温柔乡巴黎醉生梦死，在一起厮混的还有福克纳、帕索斯、庞德、达利、高更、毕加索、……以及他们的教母斯泰因夫人，还有那些留着波波头的Flapper girls。这个场景伍迪艾伦可以带你去，看一看泽尔达这个碧池，听一听海明威设计的虚拟擂台上，司汤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差了多少个屠格涅夫。黄金时代！其实只是“dying in the mud”。战争创伤还远未痊愈，经济危机迫在眉睫，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全球游荡，一切都让饮宴的欢愉像得过且过的及时行乐。传统的舞会曲让人索然无味，原本低贱的黑人音乐从新奥尔良风靡全球，拉格泰姆、蓝调、小号、萨克斯，this is Jazz Age。爵士非常棒，活力、灵动，却被用来渲染轻浮的当世，仿佛忘却了音乐曾经关照人心的神圣使命，让人不禁想起切斯特顿对爱尔兰人的调笑——他们的战争多欢乐，音乐就有多悲伤，这个悖论反过来居然成立了。也许正因为此，1900才会来了个友善三连：
Fuck the regulation。
Fuck the jazz。
Fuck the war。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乐队
诗人眼中的战后景象，笏满床不过陋室空堂，歌舞场尽是衰草枯杨。艾略特的《荒原》可以是战后的每一座城市，因为所有城市在他看来都一样，都是遭受过精神洗劫的人类文明遗址。他喃喃地说：
我们都是空心人，
我们都是塞满填料的人，
彼此倚靠着，
头颅装满了稻草。
当我们聚首低语，
我们干枯的声音，
如一片死寂，毫无意义。
罗莎·卢森堡
并不是没有人试图挽救。恰百年前，一战结束后的第一年，两名曾经强烈反战的左派思想家，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被力图和恢复秩序的魏玛政府杀害，波兰玫瑰的遗体被残忍地用铁丝绑在木板上，在深夜秘密沉入水中。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曾是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直接承马恩衣钵孕育了德国共产党，现在也走到了尽头。被污名化的共产主义让高层和底层都感到恐惧，而知识分子正惴惴不安地审视着苏联。而对德国人来说，罗莎之死是一道分水岭，他们失去了最后一个可能的政治选项，通往纳粹的道路被铺平了。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方。5月4日这天，一名17岁的青年刘仁静，骑在同学匡互生的肩膀上，第一个打开了曹汝霖家的大门。民族主义给彼时的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却是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最需要的东西。新老帝国主义国家把山东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彻底激怒了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人，他们不计名利、不顾后果、心纯志诚又头脑简单，各方都想把这支棒子握在手里，对他们的粗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宽容。和工人、学生运动并行不悖的是，战后的上海已将西方的繁华复制的有模有样，美酒加咖啡、旗袍配燕尾，社交舞会和明星电影，十里洋场一样不缺。当然，歌舞升平下的社会矛盾都得用暴力耦合，你看江浙一带的小赤佬穿上西服戴上领带沐猴而冠，加入斧头帮砍人分钱玩女人，一如来自重工业城市伯明翰的Peaky blinders（剃刀党），身着花呢大衣西装马甲三件套走在伦敦街头，挥舞内缝刀片的八角帽。环球同此凉热，只需弱肉强食，挥刀向更弱者，便是生存的不二法门。
还是这一年，奥地利士兵维特根斯坦从意大利南部卡西诺的一座战俘营里被释放，开始他的哲学生涯。他的远方表弟哈耶克，正在努力备考声名遐迩的维也纳大学。这所大学已功成名就的精英们已经影响了时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建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经济学家熊彼得就任奥财政部长。家境并不宽裕的哈耶克没有天才表哥那么天马行空，他只是注意到，上半年16克朗可以换1美元，下半年就换不了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他工作一年半的时候，1美元需要70800克朗才能兑换，他在短短的一年半内经历了两百多次加薪，加的全是通货膨胀。这一切身经历，也成为他未来驳斥凯恩斯、解锁经济规律的钥匙。
这一年夏日，小津安二郎所在的三重县立第四中学已经放暑假了，他可以去镇上正大光明地看美国电影，不需要逃课了。第一部彩色电影《名利场》，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都在这个时期诞生，最火的还是卓别林。新生的好莱坞虽然已是世界电影中心，但消费还在欧洲市场，卓别林还是要往返于美国和伦敦之间做宣传推广。在反映战后黑帮野蛮生长的英剧《Peaky blinders》中，卓别林还得和剃刀帮头目谈笑风生，他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了。可惜没过几年，他和异常年轻的妻子离婚后，掀起了轩然大波，群众对他的评价出现了颇多负面，让他痛苦不已。而这些素材，又成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的灵感来源。
卓别林在《城市之光》中扮演一个被机械碾压的社畜
这一年对人类命运最重要的事件，当时阅读泰晤士报头版头条《科学上的革命》的人们未必往心里去。报道的大意是爱丁顿团队奔赴非洲西海岸普林西比岛进行的天文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在四年前就提出却因战事耽搁了流传的广义相对论。这一伟大发现迄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但在当时只是让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牛顿居然是错的。世界的现代化所赖以存在的数学基础，居然是错的，如果连时间和空间都靠不住的话，还有什么值得相信？
爱因斯坦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虽然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看得懂相对论。其中一位终生与之抬杠的玻尔，此时作为丹麦皇家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和哥本哈根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正忙着筹建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
呸
再回到纳博科夫吧。作家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传奇，当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纳博科夫父亲携全家乘船离开苏联，前往克里米亚谋图东山再起，最终失败并流亡欧洲。1925年，作家在柏林迎娶了犹太籍姑娘薇拉，如今我们都能看出这条险恶的命运线，从巴黎到美国的继续颠沛。同样命运的还有茨威格。作为一个犹太人，从奥地利逃到英国最后到巴西，歌颂了人类群星的闪耀，最后是怀念昨日的世界，昨日的世界有美好，未来的欧洲却无望。他在遗书里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巴西）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
茨威格和妻子相拥死去
如果你们对他有兴趣，倒不妨看看那部记录他在布达佩斯大饭店兼职做礼宾员的电影，他的名字叫古斯塔夫先生。不过，不要看到大结局。
对新时代感到绝望的远非少数且不限于西方。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此事被著名学者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三年之后，正值学术生涯巅峰之际的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与其说他是为大清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对于敏感的人来说，新旧时代的龃龉像刺耳的噪音，带给他们极大的痛苦，他们也看够了世人的痛苦，因此一定会得到叔本华式的认知：一切事物都在同样的本质上挣扎，都是同一本质的幻象。看穿了个体化的原理，就能以他人之痛苦为自己之痛苦，以世界之痛苦为自己之痛苦。
这种痛苦是无法背负的。
这样的痛苦流过岁月，如雨水渗入碎裂的地面，丝丝缕缕侵入文明的基土，至今都带来潮湿的刺痛。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哀歌后，奢谈这种痛苦是轻浮的，汉娜·阿伦特毕竟是少数。可是回望过去，就算如今看似和平无事和高度文明，依然还能闻到百年之前的气息。相对的富足和贪得无厌，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的拙劣表演，仿佛如日中天又似乎面临崩溃的世界经济，都让人心焦躁不已。痛苦不再汹涌，它像被一个巨大的安全套兜住，高悬于人们头顶，成了一把丑陋不堪毫无仪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种随时崩坏带来的惧憎感伴随人们（可能只是有些人）雨打浮萍的一生。朋友，我不知你是否怀有菲茨杰拉德式的心情：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却不断往后退，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连往昔岁月都回不去。人群之中，我总能认出那些悲观的灵魂，他们从骨子里相信世界终将重新堕落，当然，堕落的手段并不一定是战争，甚至根本不必是战争、是某种宏大的美丽新世界设计，包括人工智能、全景监视、数字化生存等等，或者另一个高级文明的二向箔攻击——那样还算有几分悲壮的体面。对于被原子化的现代人，一次醉酒、一场疾病和一个玩笑就可能使其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世界可能就是这样告终。
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我相信新的改变即将到来。令人不忍的是，旧时代的覆灭总要带走许多高贵的灵魂陪葬，我固然不是其中的一员，依然面临着难以逃避、物伤其类的长久煎熬。
碎瓦：前PLAN军官，不成器的网络写手，才逃铁窗斧钺风味，常怀盛世缧绁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