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思纯

甘文焜塑像

康熙初年，鉴于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日益坐大的严峻形势，清王朝采取果断行动，下令撤藩，从而引发了“三藩之乱”。一时间风云骤起，乱者四应，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颇有推翻清朝统治之势。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清王朝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为之后的政治稳定及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动乱初起，云贵总督甘文焜面对颓势，逆风而起，为清王朝的安危驱驰效命，成为殉职的第一位封疆大臣。

甘文焜，辽宁沈阳人，军人家庭出身。顺治中期，甘文焜进入仕途，累官大理寺卿。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十一月，云贵总督卞三元认为吴“三桂终为乱，恐豫其祸”，于是上疏清廷，“以终养请”。清廷准请，任命时任直隶巡抚甘文焜出任云贵总督。

甘文焜关心民间疾苦，革弊兴利，不遗余力。据其奏疏所言，赴任进入贵州后，见“沿途村落凋零，民、苗困毙”，心中“实所不忍”。通过“博采舆论，细察民隐”，才知道症结之所在。那就是驿站派夫所至。原来清初出于军事的考量，洪承畴、赵廷臣在贵州请设驿站，每驿从附近州、县中摊派数百名民夫协办事务。然而年年打仗，民众苦不堪言，加上州县以派夫为利，“民、苗逃役，不敢耕种”，致使“米价涌贵，村落荒残”。甘文焜与贵州巡抚佟凤彩商议后：决定痛革其弊，于是“令各驿站遵例雇募长夫，严禁滥索”。这项政策实行后，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不仅“民、苗始得肆力耕耘，土田渐垦”，而且致使粮价大减，“村落渐结茅屋，已有起色”。

甘文焜就任云贵总督后，其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平西王吴三桂很快发现这位新总督有主见，有个性，不像前任卞三元胆小怕事，更不会曲意附和揣摩上峰旨意。然而在其眼中，甘文焜文官不习武事，对打仗一窍不通，想与自己作对，无疑是自取灭亡。尽管如此，吴三桂还是对甘文焜心有疑虑，想考验一下他的治政能力。于是，吴三桂一面谎称康东土寇入侵云南，一面催促贵州定番（今惠水县）苗族酋长阿戎作乱。令其意外的是，甘文焜对此镇静自若，毫不慌张。在甘文焜心中，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手握重兵，迎击与剿灭土寇是其应尽的职责；再则贵州距离康东路途遥远，若劳师袭远，犯了兵家大忌，将无所作为；而定番的情况则不同，它是贵阳周边的重要产粮区，犹如人之肘腋，“不制恐枝蔓”。为了消除眼前的隐患，甘文焜亲率大军征讨阿戎，派兵从偏僻小道抄到据险死守的阿戎苗军之后，突然发起进攻，致使对方不战而溃。随后甘文焜乘胜追击，“破其巢数千，擒斩甚多”，最终将阿戎擒获斩首。定番之乱平定后，甘文焜一面准备进剿“康东土寇”，一面檄告吴三桂师出之日。吴三桂担心阴谋败露，便以“土寇远遁”为由，制止甘文焜率军前来。

初次交锋，吴三桂就感到甘文焜不可小觑，随后甘文焜的动向更令他忧心。自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三月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就独揽了云、贵的统治大权。他曾疏请“云、贵二省总督、巡抚敕书撰人‘听王节制’四字”，还向各省推荐选拔官员，致使“西选之官遍天下”，“各省提（督）、镇（总兵）多其心腹”。为了实现称帝的野心，吴三桂私铸钱币，广征关市，与西藏达赖五世进行非法贸易，手握任命官吏，组训武装的大权，加之其子吴应熊是皇家驸马，朝廷权臣鳌拜又与其时相通气，因此他成了清初最有权势最有实力的人物。

清廷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早已警惕，然而却拿他无可奈何。原因是：那些派往云贵的官吏或是慑于吴三桂权势，不敢染指云贵事务；或是吴的亲信，与其狼狈为奸。而过去云贵总督按时分驻贵州安顺与云南曲靖，后经吴三桂疏请后，总督改驻贵阳。驻节贵阳，不能染指云南事务，云贵总督形同虚设，自然对云南的事务无从得知。甘文焜上任后，这种状况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忠实执行清王朝的政令，常逆吴三桂之意而行之。对此，吴三桂大为恼火。更令吴三桂不快的是，忽一日，甘文焜函告吴三桂，“以滇疆辽阔，请巡视”。作为云贵总督，视察治地是其应尽的职责，亦是清廷赋予甘文焜的权利。然而对吴三桂来说，这不仅是向其权力挑战，而且是来寻找自己谋反的证据。吴三桂过去曾以各种借口抵制清王朝的吏部、兵部过问云南事务，然而这次却不敢公开反对清廷任命的云贵总督履行职责，更不想在举兵反清前与清廷摊牌。尽管自己不愿意，吴三桂最终还是同意了甘文焜的要求，从而使其“遍历（云南）各府、知其山川险要”。在这件事上，吴三桂吃了暗亏，因此视甘文焜为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甘文焜对吴三桂阴谋作乱亦有所觉察，但因吴三桂功高权重，党羽广布，因此“思欲阴制之”。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鳌拜被清廷逮捕下狱，不久病死狱中。这样一来，吴三桂在清廷里的内线被斩断了。之后，清王朝下令“撤藩”，更令吴三桂惊惶不安。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告老，疏请以子尚之信继承其位，封镇广东。清廷见“撤藩”的时机已到，立即下令尚可喜撤藩回辽东。耿精忠、吴三桂预感危险迫近，于是变被动为主动，相继疏请撤藩，以此试探清廷意向。在吴三桂看来，自己的奏疏经内阁商议后，不仅不会批准，而且还会对自己“慰留久镇”。然而这次吴三桂打错了算盘，亦小看了亲政不久的康熙帝。康熙帝得到吴三桂的奏疏后，立即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部、兵部商议对策。大多数人认为，吴三桂奏疏中虽非由衷之言，但立即撤藩将会激起反弹，导致政局动荡，因此同意“移藩”。尚书米思翰、明珠却坚决反对以上看法，力陈云贵“苗、蛮既平，三桂不宜久镇。议移三桂三海关外，别遣满洲兵戍云南”。两种意见上呈时，康熙帝认为“分镇擅兵是国患”，对清王朝的安危形成巨大的威胁。他一针见血地说道：“三桂蓄异志久，撤（藩）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于是下令撤藩。是年八月，清廷派员赴云南督促吴三桂撤到山海关外。吴三桂见作茧自缚，无奈之余，一面虚与委蛇，一面与部将吴应麒、吴国贵、高大节及其婿夏国相、胡国柱密谋举兵反清，部署亲信扼守关隘险要。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打着“兴明”的旗号，正式宣布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并在昆明大铸“利用”钱，以充兵饷。为赢得更多的支持，吴三桂“令各土司率领土兵赴军前听用”，还下“令蓄发，易衣冠，帜色白，步骑皆以白毡为帽”，以恢复汉人装束及悼念明王朝来赢得反清力量的好感与支持。

叛乱初起，吴三桂立即杀死不肯附逆的云南巡抚朱国治，随后派马宝东取贵州，王屏藩北攻云南。甘文焜闻变，一面派族弟甘文炯入京告变，一面致书川湖总督蔡毓荣，促其进兵沅州，联结湖、贵，相互声援。与此同时，“又牒（公文）提督李本深领兵扼盘江以遏贼冲”。出其意料的是，李本深早与吴三桂暗通款曲，阴谋作乱。见公文后，李本深立即复信，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愿表达自己的立场。甘文焜对此大为光火，亲书一信回复，曰：“黔省安危，责在提督。逆贼（指吴三桂）受国厚恩，罔思图报，乃弄兵一隅，自取灭亡。我辈忠孝自矢，建树正在今日，尚其协力同心，手足相依，万一不济，惟有效张巡、南霁云以身殉国，断不稍存携贰也。”对已经决心投靠吴三桂的李本深来说，甘文焜犹如痴人说梦，十分可笑。当马宝率军抵达安顺郊外时，他献城示好，正式投向叛军一边。

安顺失守后，甘文焜召集标兵，商议守城之事。然而标兵明白地告诉他：“大人若从吴王，惟命是从；若助大清，某等不能。”甘文焜仍想对标兵诉之以理，动之以情，于是说：“大清养汝辈甚厚，何故出此负恩语？吴王以臣犯君，是谓逆贼。汝辈欲从逆，忠贞安在？”标兵大都无知无识，加之吴三桂平时拉拢收买，因此，不仅对甘文焜的劝告听若罔闻，相反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吴王恤我贫困，赏我功劳，重我材勇；吴王于我辈恩甚厚。我辈不读书，不知忠贞，但不忍负吴王耳！”甘文焜虽然已知标兵背叛，但仍然抱有幻想，试图以城中文武官员去劝谕其回心转意。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官员听说贵州巡抚曹申吉已附逆时，皆“匿而不出”。甘文焜失望之余，见贵阳不可守，带着家小、随从逃往镇远府，寄住吉祥寺。甘文焜本想镇远地处黔东，“地势险阻，外可以召号荆楚，内可以堵御黔、滇”，但这次他又失算了。当他到达镇远时，没想到危险向他迎面袭来。原来镇远偏桥守将江义已投降吴三桂，奉命前来围困吉祥寺，逼迫甘文焜投降。甘文焜感到大限已至，不禁哀然叹日：“封疆大臣当死封疆，事至此，无可为矣！”然后手刃其子国城，随即自刎而死。

吴三桂终于清除掉了甘文焜。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迅速地占领四川、湖南、广西、福建等省，将战火燃烧到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然而当清王朝惊魂稍定之后，立即杀掉吴应熊，并利用叛乱势力的内部矛盾，分化孤立吴三桂，积极部署反击。历经四年的艰苦较量，战局发生逆转，清军逐渐取得了主动权。康熙十七年（公元1677年），吴三桂退守湖南，时年六十有七，痛感“兵兴六年，地日蹙，援日寡，思窃号自娱”。是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市）称帝，立国号“周”，改元“昭武”。同年八月，吴三桂暴病而死。其孙吴世璠从云南赴衡州奔丧，即帝位。两年后，清军全线反攻，“云南、贵州、四川、湖广诸省悉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清军攻入昆明，吴世璠自杀，为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终于降下了大幕。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贵州巡抚杨雍建上疏朝廷，极力陈述甘文焜在黔的政绩与死难事迹；直隶巡抚于成龙恳请清廷派甘文焜的长子甘国均（时任宣化同知）“迎櫬（棺材）还京”。当甘国均护櫬一行抵达北京郊区时，康熙帝特别派遣大臣“迎奠于卢沟桥”。两年后，贵州巡抚阎兴邦顺应民意，疏请在贵阳建专祠，祭奠甘文焜。康熙帝亲笔书写“劲节”二字，以此表彰甘文焜的忠烈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