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同盟国正式举办投降仪式，日本代表团共11人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并且于当天9时在战列舰甲板上签署《降伏文书》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整个投降典礼通过电视频道在世界各地播出。
投降仪式首先由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天皇、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暨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将军则代表大本营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则由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暨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跟进签署条约内容，并且由分别曾在菲律宾与新加坡成为战俘的美军中将强纳森·温莱特、英军中将白思华作为见证人。之后则分别由美国代表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民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布鲁斯·弗雷瑟元帅、苏联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澳大利亚代表托马斯·布列梅元帅、加拿大代表劳伦斯·摩尔·柯斯葛列夫上校、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菲利普·勒克莱尔上将、荷兰代表康拉德·埃米尔·兰伯特·赫尔弗里希将军以及新西兰代表里安纳·蒙克·伊希特少将顺序来签字，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宣告结束。
时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为什么会成为接受日本投降的民国代表？
徐永昌，生于1887年，虽家世素寒，但其父对他的教育却尤为重视，从小便为他立下“诚、劳、恒 (诚实、勤劳、有恒) ”三字训，成为了他一生的做人准则。徐永昌年少投身军伍，却从未放弃学业，一有机会，便主动去求学。
1912年民国成立后，徐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因成绩优异，于1914年进入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投身革命。1926年，国民军兵败天津，徐永昌代理国民第三军军长，率领本部退往包头。不久后，以“客军”身份进入山西。北伐战争后，国民第三军在徐永昌的率领下正式加入晋军序列。
中原大战之后，晋军因反蒋失利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阎锡山下野避走大连，山西政局陷入混乱。在此非常时期，徐永昌受命成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在其治理下， 做事要求克己尽责，由于没有显赫的背景，从小历经磨练，对民生疾苦有着深刻体会。他将民众需要作为出发点，始终秉承“求己尽责”的信念和“诚、劳、恒”的人生信条，查禁烟毒、提倡国货、发展教育，三大举措令山西颇具新气象。
徐永昌并非蒋介石黄埔建军的旧班底老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人分处不同阵营。被蒋介石派去西北整编善后的陈诚向蒋汇报时，评价徐永昌处事稳妥，沉厚缄默，使蒋认识到他是一位出色的将才。
徐永昌在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工作，结交了许多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 为自己的晋升铺平道路。同时也蒋对徐有爱才之心, 希望为己所用。离开时，蒋介石命令少将级以上要员都到车站送别，给予他极高礼遇。
后来，阎锡山与徐永昌在堵截红军的问题上产生矛盾，至此二人无法再共事。蒋介石顺势将徐永昌揽到麾下，但其婉拒高官厚禄，力辞职务。
西安事变爆发后，徐永昌去奉化见面蒋介石，为西安事变善后出了很多主意。每当照相时，宋美龄总是让徐、蒋合拍。徐下山时风大，宋美龄又让外甥送去围巾，这些显然都出自蒋的授意。对于徐永昌这样一个不是很注重外在名利的人而言，这些尊重无疑触动了他的内心。其后，蒋介石百般挽留，甚至说出“你还能不帮我吗”之类的话，徐最终听命，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
1937年3月初，国民政府任命徐永昌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从此正式进入中枢参赞戎机。当时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职必须是蒋介石的亲信才能出任的，因该职位权责重大, 可代蒋处理公事。由此可见蒋对徐是极为信任的。徐对蒋更是十分尊重，在日记中一直称之为“蒋先生”。
抗战期间，在情报、联合作战、工事以及军令问题等业务方面，蒋介石多主动征求徐永昌意见。徐曾推断日军有两种企图：一是从东面进攻，占领一二八协定线，等北面占领察绥冀晋后，暂作休整，与中国议和，若不得要领，再从东南方向进犯南京，北面进犯陇海线；二是日军乘胜追击由东面直接进攻首都。北面直渡黄河。进犯陇海线。在徐看来，不管日军出于何种企图，以我军现有的军事实力，均没有抵御良策，认为迁都西南，持久抗战，则抗战必然取胜。后续的局势发展也证实了徐永昌的预判。
1945年，他被选中作为民国的代表去美军密苏里舰上参与日本投降仪式，并在日本受降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选择徐永昌的原因，蒋介石并没有提起过，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徐永昌鞠躬尽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没派系。徐永昌在军中有资历、学历、学识，关键是位处中枢却没有私人势力，自己也不掌控军队，这也让蒋介石可以放心地将军令权交给他行使。
二是人缘好。徐永昌为人沉厚缄默，处事稳妥，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感觉，不爱说话，不喜欢随便发表意见，甚至被史迪威认为是个“傀儡部长”。徐永昌 与他人有意见也是私下交流，不当面给人难堪。
三是不争利。徐永昌是个淡泊名利之人。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在大本营作战决策上，却是既能关照全局，又能料事如神的一位智多星。当年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后，不仅不带一兵一卒前去，而且将原来的部队兵权交出，是民国“军民分治”的典型代表，开创民国先河。
少帅张学良也承认“他最佩服的军人是徐永昌！”
因此，蒋介石派徐永昌代表民国政府参加受降，很大程度上是蒋对其抗敌功劳的答谢，也说明蒋对其的信任。只有徐永昌位阶甚高、功勋卓著，加之战争结束，其负责作战指导业务暂无开展必要，因此成了代表中国出席受降典礼的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