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中方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这份被称为“中国和平方案”的文件，引发各方关注与回应。

近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正在中国访问；作为普京为数不多的亲密盟友此时访华，外界自然关注中方是否会与卢卡申科总统谈及如何推动普京实现乌克兰和平一事。

如今，战争长期化基本已成共识。尽管各方目前都有实力与意愿继续战争，但在漫长的消耗战中，各方的临界底线是什么？尤其是2024年俄美都将面临总统大选，这一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会如何作用于战争？

同时，国际高度关注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表态与动作，其中不乏欧美主流媒体借中俄关系友好来有意无意地曲解中方立场、或进行舆论绑架，如何权衡这场战争的外溢效应对中国带来的利弊？当下，美俄中欧四方互动，又将呈现出哪些形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隆对此作出详细解读。

【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赵老师，您好。首先，简单谈谈对过去这一年的战争情势的总体感受。对战争缘起的探讨非常多了，现在的问题是战争到了今天，进入消耗战阶段，但乌克兰背后有北约，俄罗斯则是在受到制裁和道德压力的状态下打仗，所以首要问题是双方是否具备继续僵持下去的实力和意愿？打破僵局或者说双方可能的临界底线是什么？

赵隆：俄乌战争已经整整一年了，从今天来看，其整体走势超出各方预期，既没有出现一方速胜，也没有出现一方被击垮。所以，如果做一个综合评估的话，我觉得是各有得失，而且相关得失要从更广的维度、更长的时段来分析。

比如，总体上，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没能完全实现既定目标。俄罗斯没有实现所谓对乌克兰去纳粹化、非军事化的目标，但是它借助战争、“入俄公投”完成了实控区的拓展。乌克兰没能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但它实现了政治身份的欧洲化、安全能力的北约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化。

美国、北约乃至整个西方没能通过制裁击垮俄罗斯、或使其内部出现政治动荡经济崩溃，但也把俄罗斯拖入消耗战，并且完成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塑，以及实现了北约历史性的机制化升级。

到了消耗战这个阶段，各方是否具备持续僵持下去的实力和意愿，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在意志力方面，应该说不存在单方面妥协或退让的空间。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的国情咨文中的说法，这场行动关乎俄罗斯的生死存亡；如果不坚持下去，就目前其国内的舆论造势，俄将会被西方彻底击垮，甚至分裂。从这点上讲，俄罗斯当然要坚持下去。

何况，俄罗斯将2023年度的国防与安全预算提高至超过9万亿卢布，占政府总预算的32%；换句话说，将近1/3的政府预算，要用于国防与安全，其中很大一笔是军事开支，所以对俄罗斯而言，是无法承受战场上的失败。

乌克兰自开战以来，扮演着近似“欧洲之盾”的角色，泽连斯基展示出来的所谓“正义守卫者”形象，都是基于他要持续战斗、不能认输、最终取胜条件之上。而且，在领土问题上，泽连斯基没有一丝作出让步的空间，因为这关系到他本人无论是对内、还是对西方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而对美欧而言，此前比较担忧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以及难民危机，实际上并未对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战略协作造成过多障碍，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所以目前美欧之间的战略协调比较好。特别是在对乌援助方面，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风险均摊，因此他们持续援助的意愿更加强烈，而来自其内部社会层面的一些压力或障碍也能够克服。

那么，战争僵局的临界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主要还是各方的内部因素。俄罗斯的潜力当然是占优的，而且它是非本土作战，所以政策调整的空间比较大。但不能忽略的是，美欧对俄罗斯能源的限价措施，确实导致俄罗斯的经济自我造血功能遭受重大打击。全球能源价格回归至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在财政压力陡增的情况下，俄罗斯如何继续保持普通民众与战争之间的距离感，难度显然增大。如果这个距离感把控不好，可能会使得内部出现反对声音。

乌克兰面临的主要远虑是“外部输血”模式的维持，因为目前乌整个经济和国家运行的机制已经被破坏，完全依靠美欧通过援助形式的“外部输血”。美欧虽然对乌克兰做出没有时间限制的“输血”承诺，但乌克兰的可动员兵力总数是有限的，而北约坚持不亲自下场、不会派一兵一卒到乌克兰。所以美欧及北约的援助可以满足乌克兰在经济、军事上的需要，但无法解决其人力资源的短板，显然这就是它的临界点。

但对美欧而言，更多的是跟他们内部的政治进程相关。我们知道，美国明年将面临总统大选，不少欧洲国家也面临选举压力，反对党和在野党可能将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无底洞”作为工具进行政治斗争，掀起这些国家内部的党派间斗争，从而可能影响他们对乌政策的成效。

当地时间2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突访基辅，并宣布5亿美元对乌援助。图自美联社

当地时间2月27日，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宣布12.5亿美元援助。图自路透社

观察者网：现在外界讨论最多、最关心的无疑是战争将怎么发展？如果停火谈判，前提是什么？此前各方都释出过谈判方案，但问题是怎么坐到桌子前，谁来搭台唱戏？如果继续对峙，又会呈现什么局面？

赵隆：当前，各方对停火谈判的前提或谈判方案的想法，是非常不一致的。

美欧对于停火谈判的前提，是从战略意愿和行动能力上彻底瓦解俄罗斯再次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为什么要让俄罗斯承受战略性失败？就是要让普京认识到，不可能再通过相同理由、方式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任何国家采取行动。而这种瓦解，是从政治层面和物质层面同步进行的。这也是美国和欧洲、特别是美国，希望借助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主要诉求。

对于乌克兰而言，它的谈判前提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我想它的底线是要退回战前状态，也就是俄罗斯军队要完全退回2月24号之前的状态，甚至退回1991年边境线的理想状态，从而彻底解决克里米亚问题。

俄罗斯最好的方案，就是在战场上再取得进展，实现对四个所谓“公投入俄”地区的实际控制，然后再进行谈判。最底线要求，可能是不将克里米亚纳入谈判议程，同时保留对于顿巴斯地区——即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完全控制，而对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可能会要求实现独立自治。

2月24日，克里米亚举行“荣耀之山”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纪念碑旨在纪念俄乌冲突中的阵亡俄军。图自文汇报

至于如何恢复谈判，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打破战力平衡。现在战场上还是处于互有攻守的平衡状态，首先要打破这个状态，其中一方形成比较明显的军事优势，才可能有谈判机会。还有一个前提是，当事双方和第三方，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美欧，其中任何一方在消耗战中败下阵来，其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军事装备制造能力、包括兵员补充无法满足消耗战需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恢复谈判。

未来谈判可能会在第三方进行，类似于此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谈判，但是主导或促成谈判的关键第三方，显然不是举行谈判的所在国，而是由美国的意愿所决定。

其实，只要美欧、特别是美国愿意促成谈判，并在援助问题上对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展开谈判的话，实现对话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但目前来看，美国没有这样的动力，也缺乏相关意愿。

观察者网：战争长期化势必对当事双方带来重大影响，俄方的最大问题，无疑是内部政局是否变动，因为2024年是俄罗斯大选年，选举因素会如何提前作用于这一年的俄乌局势？如果出现变化，哪怕极其微妙，会如何作用于战争？另一方面，其内部社会压力，比如制裁下的经济衰退、军事动员的反弹、反对派势头上升等，是否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动摇现在看似平静的俄罗斯社会？

赵隆：对俄罗斯而言，内政问题的确非常关键。明年是俄罗斯的大选年，最近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已经明确表示大选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也就是说不太可能出现因战时状态而延期选举的情况。

至少从目前来看，普京如果希望再度参选、甚至胜选，那么俄军必须要获得阶段性的军事成果，尤其是具有宣传意义的战果，这是他最迫切需要的。

当然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俄罗斯因战时升级而陷入到整体性的国家安全危机，或者本土遭遇重大打击等等，这也可能是他再度参选的重要条件。

当下俄罗斯的社会压力显然与开战初期不同，目前其内部对于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以及可行性形成了高度共识。包括政治精英阶层也都认为，反纳粹、反霸权、反压迫的战斗必须要胜利，俄罗斯必然在对外关系上进入断裂式的转折期。

所以，俄罗斯真正的社会压力并不在此，而可能是来自于下一阶段财政捉襟见肘，导致社会支出减少，再进一步传导到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从去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俄罗斯承受住了经济打击，没有形成巨大动荡，但今年来看，恐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就是会不会出现第二轮军事动员，如果出现的话，也有可能引起内部反弹。

归根结底，如何保持民众与这场战争的距离感，这是俄罗斯内部最大的压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向乌克兰军队成员授予国家勋章，图自TRT

相对的，泽连斯基对于战争长期化的利弊权衡，考虑更多的是实现乌克兰成为欧洲一部分的长期目标，这个愿景包含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多个维度。

虽然泽连斯基不希望因冲突延续对乌克兰造成更大的破坏程度和经济压力，但在其看来只要击败俄罗斯，或是让俄罗斯在战略上承受失败，这些问题在长期的战后重建过程中，随着美欧介入和支持都会迎刃而解。而如果要在某种情况下需要接纳领土丢失的事实，就需要争取更多的西方的补偿，而这种补偿是以完全融入西方体系作为评判标准。

所以，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热情不会消亡，反而会随着战争长期化而不断上涨，特别是俄罗斯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进一步加大，民间社会的反俄情绪也更加深厚。

乌克兰国内不太理想的政治生态，特别是腐败问题是短期内很难改变的顽疾。它在乌克兰长期存在，战前就是如此，这跟它整个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相关。但是在战时状态下，这种政治斗争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不会掀起大的波浪。因为泽连斯基目前在乌克兰国内塑造起来的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不存在所谓政治斗争的压力或不稳定。

至于最近掀起的新一轮贪腐，更像是对美国、欧洲的交代，确保美欧援助不会中饱私囊、不会打水漂，因此需要做出这样的规定动作。但我也不认为这种动作能彻底解决政府长期以来存在的贪腐问题，更何况这也不是现在优先的处理事项。

观察者网：当然美国本身可能也是一个变量，2024年美国大选，两党势必也会在俄乌问题上做文章，可能会影响体现在哪些层面？

赵隆：美国2024大选当然是重要变量。如果乌克兰危机还是以当前这种接近于僵局的状态保持到明年中下旬，接近美国大选时间点的话，到了选举白热化阶段，拜登政府将面临巨大压力，很显然共和党会拿此做文章，攻击拜登及民主党，从而将美国带入国内政治消耗战。这可能集中在美国对乌援助缺乏监管、未能避免乌克兰危机的持久化，以此质疑拜登的执政能力。

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拜登的利益诉求不见得完全要将冲突无止境地延长下去。在政治斗争的关键节点，他也需要阶段性成果来证实自己采取的政策是有效的。

因此，对俄、乌、美等各方而言，今年都将成为决定乌克兰危机最终场景的关键之年，各方都需要争取有意义的成果，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

观察者网：那么对中国来说，如何评价俄乌战争进行至今对中国的利弊？中国现在夹在中间或是被西方舆论绑在“俄盟友”的位子上，怎么才能转变这种情势？

赵隆：个人看来，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当然是弊大于利，对大国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建设造成不确定性；危机导致的政治、安全、经济和能源领域的负面外溢效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大国而言也是不利的。冲突持久化、扩大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持续增强。

至于所谓“夹在中间”或者被西方舆论绑架，这一点需要看到，中俄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完善之处，这是有共识的，但也存在解决方式上的差异。中国强调的是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但俄罗斯显然在战前就已经产生冲动，希望对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进行“颠覆性”的重构；而在这场冲突之后，恐怕这种意愿会更加强烈，寄希望于彻底瓦解当前的国际秩序。

所以，中俄的战略协作基于双方共识，而不是就某一方的意愿或解决方式来进行，其主要方向是避免整个世界从本来的发展议程主导转向安全议程的主导，从原本的“南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动，变成东西方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觉得，这是中俄合作最重要的价值导向。

观察者网：近期，俄罗斯专家弗拉基米尔·普里亚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三角关系中三个伙伴的互动规则——弱者应该始终得到支持——在这个整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俄罗斯作为较弱的一方，应得到支持。”虽然作简单的历史比较并不合适，但这个观点令人联想到冷战时美苏中关系的变化，当时中国是最弱一方，美中走近，对苏联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会重现类似情况吗？

赵隆：其实，我一直不赞同把现在的中美俄关系跟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进行战略三角的类比。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因为中俄之间不存在同盟关系，也没有意愿结为同盟，所以不存在对外的“非敌即友”式的同盟逻辑，当然也就不存在因为外部离间而出现分化的基础。

我还是认为，今天的大国关系或整个国际政治，不是中美俄的三方互动，而是中美俄欧作为世界主要力量的四方互动。这种互动不是三角形，它存在多组双边关系，是平行发展的。

所以，中俄关系到底好不好，它与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中欧关系、俄欧关系之间，并不存在非常直接的联动性。无论是从这种大三角的逻辑去策动比如“联俄抗中”、或要求中国在对俄关系和对西方关系中作“命运抉择”，我觉得都不具备可行性。

观察者网：结合最近消息来看，王毅主任访问欧洲并出席慕安会，随即到访俄罗斯，并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发表了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强调劝和促谈。外界对中方的这一系列行动也有诸多解读。那么，我们对中国当前的表态与行动应如何理解？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态度或积极性会发生变化？

赵隆：近期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有两个重要动作，一是发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另一个是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两份文件明确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有助于打消此前外界对中国的质疑——所谓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旁观者”“骑墙派”，甚至从中“渔利”等谬论。

其实，中方发布的两个文件都强调，不应简单化地看待安全问题，也不应按照自我安全的诉求一意孤行、完全无视其他国家的安全诉求。更重要的是，中国以此表明态度，那就是坚决反对乌克兰危机的扩大化升级，特别是反对陷入核战争或使用生化武器，这是我们的根本立场。

因此，这两份文件中的有些东西是针对美欧说的，有些是针对乌克兰方面说的，有些则是针对俄罗斯说的。它是一份综合性文件，代表了我们从冲突爆发首日以来一以贯之的立场，包括要根据是非曲折来劝和促谈，而不是激化矛盾、不是延续冲突等，这些都在文件中有所反映。

当地时间2月2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图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观察者网：有意思的是，几乎差不多时间，拜登突访基辅，作为美国总统在这个时间点直接访问战争中的一方，相较此前在背后军援乌克兰来说，是不是一种突破？当然，更有意思的是，舆论也在有意关联或炒作中美分别到访俄乌，从而使外界产生一种中美对峙的印象，您怎么看？

赵隆：拜登突访基辅以及在波兰的讲话，和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在时间上有针锋相对的意味。这当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宣传的需要，毫不意外。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美俄之间仍保留着内部默契，他们之间的底线意识甚至强过俄罗斯跟乌克兰、俄罗斯跟欧洲。

为什么这么讲？现在已经有消息透露出来，拜登在访问基辅之前是提前知会俄方关于这次访问的事情，为的就是避免造成战略误判，从而引发更大冲突。据说，俄罗斯在拜登访问基辅期间进行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而在试射前也通过相关渠道知会美国。

可见，俄美双方在极力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战略误判的事件发生，而且这种危机管控的渠道、热线没有中断，这是一个好消息。我认为美国的态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它不能允许这场危机扩散到乌克兰的地理边界之外，不允许北约国家成为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也不会派一兵一卒进入乌克兰跟俄罗斯直接交战，更重要的是不会允许这场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

在这个问题上，俄美双方的共识不是在减弱，而是不断增强。因为在局势越发紧张，擦枪走火越容易出现的情况下，反倒使俄美相互之间对于不打破底线、维持战略默契的共识更为强烈。

当然，中国代表团此时访问俄罗斯引发西方舆论的恶意炒作，特别是炒作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这种手法其实已经见怪不怪。

但需要强调，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发展中俄关系或加强战略协调高层的访问等等，是由中俄作为相互最大的邻国所共享的地缘环境、肩负的国际责任、以及发展的互补性和各自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受到外界地缘政治问题的直接影响。

同样，中俄关系的发展，并不会因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所谓警告约束，就会停滞下来。中俄关系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完全是基于本国利益和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协调，不能有意无意将其曲解为“反西方”的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