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调反唱唱
时间近似黄昏，靛蓝色的天空留下一道道飞机的划痕，宛如白日流星。导演董性以和两个摄影师老远看着飞机要来，慌里慌张地端着机器在院子里跟着挪来挪去。飞机的速度总是太快，不到一分钟的空镜头，拍了一个小时有余。
拍的电影名叫《歌声缘何慢半拍》，在今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最佳艺术探索奖。
董性以手绘的拍摄镜头
电影开头，刚从监狱出来的军胜回到河南安阳老家，走到乡野的十字路口，却恍惚不认得回家的路。对“物非人非”的伤感，是导演董性以归乡后的第一感觉，“如果你有故乡的话，回去后会发现能承载你童年记忆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
最直观的改变，在于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对乡野自然环境的破坏。在电影里，军胜遇到的乡亲总是在谈论拆房子和盖房子。董性以回忆变化大概从2010年代开始，每年春天老家都在“翻新”，大兴土木，农村合并，一切都在流动。相对来说，董性以认为欧洲的建筑更为稳健，“200多年了，也没啥变化”。
当下农村的瓷板砖、塑料袋、石灰、公路以及整齐划一的杨树，都对他的童年记忆造成了破坏。而在20多年前，故土是一片原始森林，他常常迷路，内心却是快乐的。“当时让你哭鼻子的东西，到现在就特别美好”。很可惜，再回溯起来，很多画面需要脑补，“就像鲁迅写《社戏》”。
时代潮起潮落，董性以把乡愁沉在心间。他喜欢用“野”来形容故土，小时候满山都是黄沙，沙丘上的野生槐树随风摇摆，高高的树枝上栖息着各种鸟类，树下长着杂草，虽然乱糟糟，但就是“野”得自然又自在。
董性以崇拜伊朗导演阿巴斯，他想学着偶像抽出中国乡土的精神面，融进诗意的画面里。比如军胜问清了路，搭上了顺风车，回头看去，路两旁粉色的桃花开得正盛，像是带观众进入了一个春日桃花源的世界。选择春天开机，是因为这个季节万物复苏，色彩浓郁欢快，又美好到总是给人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宛如董性对故乡的情感。
九岁就离家，其实安阳对于董性以三十多岁的人生来说，只有短短三分之一不到。但影响却很深远，乡土中国的习性长在他的身体里，套用河南作家二月河的话，董性以形容自己也是个“泥腿子”。
特别是在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当时间和空间距离，已经无法解释人近中年的那份浮躁和复杂，他更向往故土的那种单纯和美好。
对故乡逝去的喟叹，是萌生《歌声缘何慢半拍》最初的起点。但是对董性以来说，这部电影的核心不止于此。在保持着怀恋的同时，也需要切中当下人们最恳切的话题。
于是才诞生了军胜这个主人公。他因偷盗入狱，在此之前是当地流氓一把手。当他回乡时，那里早已不是他的领地，就像《回乡偶书》中书写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在监狱这个真空社会度过了大半生再出来的他，既不属于当下的农村，更不可能属于未来的城市，他夹在两者之间的处境，恰好对应了当代农村居民面对“未来”的命题。
董性以思考影片题目时，曾有一个备选叫“倒时差的男人”。“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冲突，他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角色，我想看看把他放到当下时态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农村和北京有时差，过去和现在也有时差，连中国乡土“最最滞后”的地方，军胜也赶不上。
片中有个细节是时差的隐喻。军胜失去了在小学打下课铃的工作，主观原因是他太随性，不守时，是倒时差不成功的外在表现。另一个无法反驳的客观原因是原始的人工敲钟即将被电子铃声取代。而这样的冲击，在这个落后质朴的乡村，已经是“慢半拍”了。
自私与冷漠的日渐增长，是董性以对当下农村发展的疑惑。他通过对军胜的尴尬困境的表达，完成对“不懂”的追问。
军胜大哥大那种盛气凌人的模样不改，但是他委屈。路过村民身边，他听到人家在说“关好门窗”；他带着烧鸡去寻旧时好友，却发现已经人走楼空；母亲对他态度冷淡，没有相拥而泣，只是差遣他去追债；旧时恋人面无表情地和他争执无意义的往事细节，转头就消失在树林里；无处不在的闲言碎语使得他无法在村里找一个正经工作……
每一个“不懂”，都代表着一层理解屏障，在屏障的背后是交错的农村现实和掩埋在刻板印象下的时代脉络。“我希望观众可以抛开传统的是非观，去理解军胜这个人物”。他不想用粗暴的归类和总结，去遮蔽世界的复杂性。
在成人世界感到“不懂”的军胜反倒成了一个孩子王。他砍下桃树枝做弹弓；把树叶卷起来教孩子吹口哨；击打陀螺引来一群孩子围观；拿着大大的喇叭站在山头唱《小草》……在一个更加单纯真挚的孩童世界里，军胜找到了“懂”的可能性。
片中有一段长镜头，军胜教训了欺负孩子的现任流氓一把手龙二。他摁着对方的脖子，质问“你服不服”。随后他大步流星地穿过热闹的庙会一路往山上走去，摄影机一直跟着他，这时庙会的重头戏河南豫剧正在上演敲敲打打的武戏。在声音的补充叙述中，军胜俨然一个劫富济贫的古代侠客，威风至极。
但在这个传统乡土道德观已经日渐丧失的现代农村社会，他的义举却像一出闹剧，围观群众纷纷拿起手机争相拍摄。
《歌声缘何慢半拍》最为动人的地方，是其中有批评反思，也有怀旧思念，更有继往开来。如果不具有乐观的对未来的期许，这部电影可能只会沦为言之空洞的乡愁标签，不可能成就这部情绪复杂的优秀作品。
军胜的扮演者徐路胜是董性以的表舅，是董性以想要寻找的那种“每个人的家乡都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有鲜活生命力”的主人公。在董性以的心中，表舅就是现代版的“鲁智深”。徐路胜情商高，在村里是帮村民看风水的“大师”，也是卖西瓜中口才最好的。但是他的脾气比电影中暴躁很多，董性以总是担心他甩脾气撂摊子不拍了。“有时他也会嫌烦跑不见人影，好在第二天开机前他还是会回来。”
徐路胜是军胜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但董性以并无意呈现表舅完全真实的一面。他希望观众能喜欢上这个人物。“我把他改得更加可爱和积极一点，与现实保持一点距离，这部电影毕竟不是一个来掰扯理儿的那种乡村剧”。
如果说可爱的人物性格形塑了诗意中带有生命力的基调，那么欢快的声音和自然纯美的画面则为电影涂上了一抹看得见听得到的希望色彩。董性以喜欢传统民乐，他用轻快的小号去描绘小羊羔的出生、军胜进村的桃花遍野、炊烟笼罩下的母亲背影。
“小号这个东西轻松又简单，对我来讲特别有生命力，适合春天。”小号声不论被观众理解为真实存在也好，还是幻听也罢，它已然成为一种象征。既野性、欢乐也带着温情，代表着董性以内心对未来乡村的一种美好祝愿。
在家乡始终格格不入的军胜在影片结尾决定出走，迈向一个更加无法适应时差的地方——北京。它承载着农村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梦想，不仅仅是年轻人，就连村里的中老年也在谋划去大城市打工的未来。
军胜去北京的“随大流”是他的归宿，也是与时代的和解。就像片中被风吹起在田野上游荡的塑料袋总要落地，又像夹在本子里的桃花瓣飘落在地上，无人知晓，有点淡淡的忧愁。之所以“淡”是因为董性以始终觉得这不是太过悲伤的事，“城市化无疑会带来经济发展”。
所以慢的只有半拍，并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