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卖了一头猪，得了一百多块钱，父亲狠了狠心，拿出其中的大部分买了一台收音机，上海红灯牌。
几乎正方的形体，银白略带灰——不易察觉的灰使她有一种端庄的风采，右上顶藏着天线。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天线牵出来，一段一段地，像小时候轻轻地牵扯藏在沟地里的甘草，终于全部牵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天线竟然有五节，遥遥高耸到屋顶，就凭这一条顶天立地的天线，就足以让她在村里甚至整个大队傲娇了！要知道，我们见到的几台收音机一般都是三节天线，偶尔有四节的，五节的天线那百分之百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这一点，连见多识广的俊平爸爸都不停地点头。当天线顶到屋梁的时候，我们就接通了整个外部的世界。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伴着雄壮悠扬的音乐，播音员开始播报新闻了。由于普通话和方言的隔阂，也因为这个词语的专业，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明白“摘要”是什么意思。虽然不明白，但我很喜欢这个词，每当那个男播音员播这个特异而又熟悉的词语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异样的激动。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播音员或者别的什么人一定藏在收音机的某个地方，他们神通广大，就像孙悟空，可轻易藏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但我当然舍不得打开我家的收音机去看。有一天，我看见大姑夫打开他家的那台旧收音机的后盖，用螺丝刀这里点一下，那里点一下，被点的是一些像小人的柱子(后来知道那叫电容)，我疑心说话的就是他们。
很让人流连忘返的是评书连播。那时好像内蒙古台正连播刘兰芳的《杨家将》。由于我家收音机名声在外，屋里常常挤满了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连俊平爸爸都来了，要知道，他是很矜持的，一般不去别人家。当刘兰芳清脆干练的声音充满整个屋子，我们的心情随着故事里的情节起起伏伏：“这个杨六郎的心可真狠，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要杀!”“这回八王千岁来了，看谁敢造次？”……一句“要知后事如何，咱们明天接着说!”——半小时到了，今天的节目结束啦。
父亲从小就喜欢听人讲古书，我们叫听人“捣古”。我村最擅长“捣古”的长者叫刘升，他是跟我爷爷一辈的人，我们叫他刘爷爷。他会讲《大八义》，《小八义》，《施公案》，《绿牡丹》，还有好多的书。父亲的记性好，他听刘爷爷讲完，能几乎不差地讲给当时没工夫听的人，刘爷爷说父亲是他的得意弟子。有了收音机，他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掐着时间端坐在炕上，静静地享受着刘兰芳或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他大概也承认，这两人的段位要比他高多了，如果说他自己是侠客，那二芳就是剑客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终于，我家的收音机有人要借了，我们都很担心。提出借的人就是俊平爸爸，真正要借听的却不是他。俊平爸爸说，公社的王干事这几天来了，想听《杨家将》，大家都知道我家收音机厉害，所以想借听一下。我们几个人商量了好一会儿，答应由我护送着收音机去他家，并全程在场，然后再护送回来，俊平爸爸欣然同意。中午时分，我把收音机轻轻立在他家炕上，平时一向严肃挺拔的王干事也笑容可掬，一下子平易近人了许多。因为是重播，我就不大去听《杨家将》了，我趁这个大好机会，好好地端详研究了半天王干事裤腰带上的枪。枪是看不见的，它藏在一个鹦哥儿绿的皮盒子里——我也不知道啥是鹦哥儿绿，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刘兰芳正在绘声绘色地描绘一员大将的装扮，说这员大将腰系鹦哥儿绿的丝绦。其实，王干事的枪盒应该是豆青色的吧——颜色这东西，很不好描述。他们听了半小时《杨家将》，我瞄了同样时间的枪盒。终于，刘兰芳收了一句：“……这才演出了大战黄土坡!”王干事就开始抱怨：“昨天说要大战黄土坡，今天还不战？还要到明天？”当然我的心愿是：啥时候能佩一下他的鹦哥儿绿的枪呢？
中秋前后，我们到地里起土豆。由于土豆丰收，我们得干到很晚。评书连播怎么听呢，我们趁把土豆下到菜窖的间隙，赶快从院子的后墙跳进院子，冲进屋里，把手电筒里的电池倒出来，推到收音机里，赶快听评书，往往是评书已经讲了三分之一了，我们就遗憾得不行，第二天赶快和听过的人打听那缺的一段，又往往因他们的记忆和表达力不佳，我们连连抱怨：“这都记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说不清楚呢？！”
有一天夜里，邻村演电影，家里人满以为我会跟他们一起去，我说，我宁愿留在家里听《岳飞传》。夜深了，岳雷被一个姑娘藏在闺阁的衣柜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我梦想着，啥时候，我也被一个美丽的姑娘藏在衣柜里，有人来搜查，那姑娘就会娇娇地说：“这是绣楼，怎么会有男子？你们找错了！”我在柜子里该是多么欣喜啊！后来我在我家的粮仓里专门尝试了一下，很憋屈。稍长，我问竹瑾，你家有衣柜吗？她说，谁家没有啊？我说，那衣柜多大啊？她说，肯定能放下你！她疑惑地看着我，我也疑惑地望着她。如果她看见这篇文章，她就能释去她的疑惑，但我不知道我何时能释去我的疑惑。
那时候，内蒙古广播电台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就是这七天，天天播这首歌，而且还有解说，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是学不会一首歌，记得有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铁源作曲，解说人还说伴奏里有柳琴，我一直不知道柳琴是个什么琴，反正很好听。我们村南有一条柳河，我家门前有两棵柳树，还有一个词人叫柳永，还有他那著名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我一直以为柳真是多情的了，后来我写小说，把以我为原型的主人公都叫作“柳晓东”。
还有一个节目叫广播剧或电影录音剪辑。我记得有电影《知音》，有李谷一演唱“高山流水韵依依”，那个“依依”拉得很长，没觉得太好听。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当时，据说，有“文有独秀，武有蔡锷”的说法，可见其人了得。可蔡锷早早地就病逝了，小凤仙据说后来也早早地死了。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传到今天——肉体终将消亡，唯精神可能永存。
二婶是我家的邻居，她很会唱《知音》，我觉得她唱得比李谷一好听多了。她学歌很快，听一遍就能唱，而且很好听，我常常听她在院子里一边干活，一边唱歌。那当然多是从我家的收音机里学的，尽管她家也有收音机，可一来我家的收音机音质好，二来我家人多热闹。有一次，我放学回来，刚走到大门口，听见她正在唱《冰山上的雪莲》：
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
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风暴不会永远不住
啊什么时候啊才能看到你的笑脸
乌云笼罩着冰山
风暴横扫戈壁滩
欢乐被压在冰山下
啊我的眼泪呀能冲平了萨里尔高原
眼泪会使玉石更白
痛苦使人意志更坚
友谊能解除你的痛苦啊我的歌声
啊能洗去你的心中愁烦
你的友情像白云一样深远
你的关怀像透明的冰山
我是戈壁滩上的流沙
啊任凭风暴啊把我带到地角天边
我停下来，静静地听，原来这首歌是这么好听，后来，我听过好多人唱，总觉得赶不上她。她唱罢，用手背擦擦眼角，忽然转过身，看见我就站在不远处，她从筐里抓了一把李子朝我扔过来，我笑着接了，她继续仰过头摘李子，头发埋在一簇李子中，那李子像一串大珍珠。
后来，我第一次见到竹瑾，那时正在跨世纪，我问她的姓，她说，李子的李。我说，你会唱《冰山上的雪莲》吗？她说，那歌很老了吧？
那歌的确老了，连单田芳先生也逝世了，我的心波动了好几下，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几句话。想起小时候，除了课本，几乎看不上别的书，仅有的几本连环画快被我们翻烂了，书里的话也念得熟透了。没有书，听收音机成了我们最主要的文化学习来源，她给了我们最大最多最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的营养，这营养滋润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会影响我的一生。
那台曾经傲娇全村的收音机也老了，她几乎已经发不出声音，修了多次，也不见好转。
终于，我家要搬到县城的时候，在一个秋雨飘洒的黄昏，她被我的一个本家爷爷拿走了，他曾经和父亲的师父——刘爷爷一样，是我家的常客。本家爷爷拿她绝不是为了卖破烂换一点钱，因为根本卖不了多少钱；他也不是要听她，因为她已经发不出声，况且他家早已有了电视机。他拿她只是为了要看着她，她曾经是他的红颜知己，如今，他们都老了，就像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他看着她，就会想起他们的过去，想起那个时代，想起那么多的美好和辛酸。
收音机的时代过去了，电视机的时代也正在逝去，如今，手机功能的强大早已超越了过往一切媒体的总和。但是，收音机带给我的这一切，依然萦绕在我的耳畔，依然缠绕着我的心，她大概永远不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