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势力在全球海域发生的争夺战，也随着他们对东方的争夺在中国海域展开。作为葡萄牙在远东重要的商业据点和中西关系的前沿阵地，澳门地位非常独特，不可避免地成为众多西方势力争夺的对象，荷、英等国甚至产生了取葡萄牙而代之的想法。对澳门半岛的争夺，成为西方势力全球争夺战的缩影。但是，他们对澳门的争夺却遭遇到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的坚强抗击，这可以从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华的历史中看出一些端倪。1816年，英国政府派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使团来华，希望借此改善中英关系，扩大英国在华利益，但结果却由于大使拒绝行中国礼节，导致使华失败。使团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增加了清政府对英国的戒备和敌视情绪。此后，英国政府放弃了外交努力，逐步走上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门户的道路。不得不说，在以西方势力为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初期，西方游戏规则并非处处适用，从“华夷之辨”到所谓“平等外交”的艰难转变，在围绕澳门所发生的中外交涉中体现出来。
一、英国的全球殖民战略与阿美士德使团赴华
18世纪中叶开始，国内迅速发展的工业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壮大，使英国人能够在世界海洋中纵横驰骋，寻找新的市场。尤其在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确立了在北美和印度的统治地位，也在世界贸易的海洋线路上取得了霸主地位。不过，18世纪、19世纪之交，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第一英帝国瓦解。英国人意识到已经丢掉了北美殖民地，其自身利益也由美洲转向东方，于是印度洋的地位变得极其重要了。英国全球发展策略的目标也由开拓殖民地、垄断殖民地贸易，转移到扩大在全世界的贸易，控制战略基地，这样印度和远东成为了英国海外殖民拓展的重点。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印度、保护前往印度的航线，坚持对印度等东方地区的控制权。
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英、荷、法、美、西等国家加紧了全球市场的争夺。英国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在议会为《巴黎和约》条款辩论时表示：“我们要以勇敢、果断的勇气去审验我们所剩下的殖民地。我们要加强力量，反对干涉我们的敌人，抚慰我们旧的朋友”。①在这种精神指引下，英国舰队不断在各地海域与其他西方国家交战争夺，攻击敌对国，时刻注意其他国家舰队的动向。
1801年，法、西两国侵占葡萄牙，同时威胁到葡萄牙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作为葡萄牙的盟友，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在英国海军部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策划下，派遣军队东来澳门。1802年3月18日，英国海军上校奥斯东(E. O. Ostorn)率领4艘英国战船开抵珠江口伶仃洋面。之后，英国陆军中校汉密尔顿(R. Hamilton)也率领两艘小战船加入其中。他们前往澳门，要求澳门允许英军共同“保卫澳门”，以防卫法国的攻势。澳门总督不敢拒绝，但也不敢同意，只得施以缓兵之计，一方面没有应允英军登陆，另一方面通过两个渠道同时向广东地方官和北京朝廷报告情况。两广总督吉庆在收到澳葡报告后，向朝廷奏报：“住居澳门之大西洋夷人禀称，有英吉利夷船湾泊伶仃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居夷房，恐其滋事，恳求保护。当即饬谕英吉利夷船回国，毋须登岸。澳门夷人情形安静。”5月1日，朝廷下旨：“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②当时，从槟榔屿传来英法和好的消息，但英军并没有撤离澳门海域，也不放弃登陆澳门的计划。由耶稣会士直接汇报给北京的情况就严重得多。8月，时任钦天监监正和监副的葡萄牙籍传教士索德超、汤士选接到澳门理事官委黎多的信函，转禀内务府大臣苏楞额，8月29日，苏楞额呈报朝廷，称“英吉利者，其在西洋素号谲诈，近数十年来常怀蚕食之志。……今英吉利于其所占小西洋地方特发六大战船，劲兵数千，满载兵械炮具，藉辞称预防法郎西窃窥澳门。……至五月中，战船更逼近澳门停泊，占据一岛往来上岸，目可历睹，澳门人人危惧。”③此次英军强势来澳，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表示过不同意见，他们非常清楚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当局不会容忍英、法任何一方占领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的密令只是帮助葡萄牙保卫澳门，强调不能冒犯中国人，以免严重阻碍中英贸易。此事最后以英国人退出澳门收场，但并没有打消英国人侵占澳门的念头。
1807年底法国军队攻入里斯本，葡萄牙沦陷，葡王室逃亡巴西。同时，法国加紧在远东的活动，事态日益严重，英国谋求占领澳门的愿望更加强烈。1808年，英印总督与葡印总督协商，后者同意由英国军队保护性地占领澳门，澳葡方面将澳门所有炮台、要塞、舰船和装备等移交英国海军，葡萄牙军队接受英国军队的指挥。9月11日，英国海军少将度路利(B. Drury)率领先头部队抵达澳门海面。此时葡印总督的命令还没有到达，澳门总督花利亚(Lemos Faria)拒绝英国军队登陆。④9月15日，澳葡当局向中国官府汇报，两广总督吴熊光随即正告英军：“澳门非葡萄牙所有，乃我大清土地，佛焉敢侵轶我?且边寇有警，中国自能御之，勿劳戎师，致吾民惊扰。”⑤英国军队继续向澳葡施压，21日，澳葡在英方答允英军接受澳葡总督指挥，避免与中国发生纠纷的前提下，同意英军入澳。同日300英军登陆澳门，10月22日，又有400从孟加拉赶来的英军登陆澳门。吴熊光得知英国舰队出现在澳门海域，在奏折中称：“据闻，大西洋国地方近为法兰西恃强占据，西洋国王播迁他徙。英吉利因与大西洋国邻封素好，特派兵前来保护，并恐澳门西洋人微弱，被法兰西欺侵，阻其贸易，复遣夷目带领兵船前来澳门，帮同防护。”⑥广东当局随即中断了中英贸易，澳葡当局虽然拒绝了英国将无法运到广州的货物寄放澳门的要求，但也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力图在中英角力中采取中立态度。12月20日，英国军队全部撤走。东印度公司大班剌佛就此事向广东当局解释致歉，保证英国战船不再来华，中英贸易得以恢复。24日和26日，广州先后向英国散商和东印度公司船开放贸易，数月之久的澳门危机总算过去。不过这件事情对中英双方都造成了深远影响，中国对英国的戒心更加严重，而英国则再次燃起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贸易问题的愿望，不少英国人认为最好能够派遣使团赴华以缓解尴尬局面。
美国独立之后，英美不断争夺北美殖民地的利益。1802年，英国海军在公海上强行登上美国商船，搜捕被认为是英国水兵的美国海军士兵，美国为此不断向英国提出抗议，英美关系趋于紧张。1812年，美国对英国宣战以争夺加拿大，开始长达两年多的战争。这场发生在北美的争夺战，也延伸到了珠江口。1814年，英国军舰“多利斯号”(Doris)以澳门为基地，在广东沿海游弋，当年4月，多利斯号在澳门附近的老万山群岛捕获了美国商船“猎人号”(Hunter)，并将之挟至澳门海面，酿成著名的“多利斯号事件”⑦。5月，多利斯号的预备艇又在澳门海面追逐美国商船。广东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特派员命令“多利斯号”立即离开中国海面。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声称该舰属英国海军，公司无权管辖。两广总督蒋攸銛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了当时澳门海域的英美争夺：“近闻英吉利与米利坚彼此构衅，时相劫夺货财，此系洋商传闻之词，且事在夷洋，不值过问。本年夏间，有米利坚国货船一只进口，所有英吉利国罢尽仁兵船随带之小快艇卸尾驶追，经守口员弁登时将该船逐出外洋。臣等当饬洋商通事，严诘英吉利大班益花臣因何不行约束，令其切实禀覆，旋因英吉利国及米利坚时有货船驶至，而英吉利之护货兵船虽不敢驶入内洋，时至虎门海口往来游曳，屡经驱逐，倏去倏来，情形诡异，必须示之以威。……据通事译据该大班禀称，实因米利坚曾在外洋抢过该国货船，挟有衅隙。希图问或报复。”⑧
广东地方官表示将停止中英贸易，英国方面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悍，提出将率先撤退对华贸易的船只，双方关系陷入僵局。虽然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化解僵局，委派小斯当东为全权代表与广东官员谈判，为英国商馆争得了一些权益。但此次事件在中英关系上掀起了极大波澜，“多利斯号”事件于1815年初已经平息，但由于消息传回英国需要半年时间，这期间英国政府评估中国贸易有持续停顿的危险，再次酝酿派遣使团赴华。1815年10月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清朝嘉庆皇帝对多利斯号事件的上谕，并错误报道了广州贸易又陷入停顿中，或因不确定及忧虑广州当地的情势，英国政府决定遣使赴华。⑨
二、英国早期的“中国通”与澳门
阿美士德使团的派遣是在英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事务的基础上成行的，使团从筹划到人员遴选，都体现出当时英国人对中国和中英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其中若干重要的使团成员，长期在澳门等地工作，非常熟悉中国事务，体现出澳门在英国早期“中国通”的培养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1.小斯当东
小斯当东(George Stanton)是18世纪、19世纪之交中英关系中的重要人物，1793年，小斯当东跟随父亲参加了马戛尔尼使团，充当使团见习侍童。马戛尔尼使团之后，在很多重要的历史场合中可以见到小斯当东的身影。1799年6月18日，小斯当东启程前往广州，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他在中国工作期间，努力学习和掌握中文，⑩积累了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小斯当东利用自己掌握的中文，结合日益丰富的贸易和外交经验，翻译和写作了不少中国法律政治方面的书籍，包括《异域录》、《中国语文与中英贸易札记》、《乔治·斯当东的家庭和生活回忆录》、《阿美士德使团行纪》等，成为19世纪前半叶英国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在中国官员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前，嘉庆十九年(1815年1月8日)广东官员在奏折中就提到要提防小斯当东：“英吉利夷人司当东，前于该国入贡时，曾随入京师，年幼狡黠，回国时将沿途山川形势，俱一一绘成图册，到粤后又不回本国，留住澳门已二十年，通晓汉语。定例澳门所住夷人，不准进省，司当东因松筠前曾伴送该国夷使，于松筠任两广总督时遂来省禀见。……司当东在粤既久，英吉利夷人来粤者大率听其教诱，日久恐致滋生事端。”(11)1814年“多利斯号事件”之后，英国政府再次计划遣使赴华，小斯当东以其出色的中文能力和对中国的了解被任命为使团副使。由于阿美士德大使不通中文，使团相关的文件和行程有关细节均由小斯当东主导，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使团的整个行程。
多年在澳门和广州的工作经验，小斯当东深刻认识到中英体制之间的差别，他批评中国朝贡式的外交政策落后和无知，与欧洲国际外交观存在很大差异，并指出造成清朝外交政策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周围被野蛮部落所包围，且大多数时期能依靠自然疆界的屏障避免这些部落的入侵，使中国没有机会也没有场合学习任何国际法律的原则，但欧洲在自由独立国家之间，因彼此的冲突使这些外交原则早已产生，并成为他们所有和平与友谊最基本的基础。”在外交礼仪方面，他非常注重国际间互相平等来往的概念，尤其反对大使行三跪九叩礼，认为其严重违背国家平等的原则，他曾专门论述“论中国宫廷叩头礼仪”，指出“所谓的礼仪实际上蕴含着平等的概念，礼仪并不仅是形式，而是诉说着智能的语言……然而，身体不同的姿势实际上表达了不同的屈服与虔诚……如站着和低头不及单膝下跪所表达的尊敬，单膝下跪不及双膝下跪，双膝下跪又不如双膝下跪且前额触地……对中国人而言，这些又比不上如此反复做三次、六次、九次……而当任何这些礼仪是互相表现时，并不会抵触平等或独立的概念。而如果它们不被互相表现时……三跪九叩所表现的将是个人或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屈从和效忠……那些认为自己臣属于中国的欧洲国家将会行叩头礼，那些不认为如此的将不会行礼。”(12)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在北京期间，小斯当东强烈坚持“对等关系”原则，反对大使行三跪九叩礼，最终导致使团失败。中国方面非常清楚阿美士德大使之所以拒绝行三跪九叩礼，小斯当东的作用十分明显，以致对其颇为恼火：“至该副使斯当东久住澳门，通晓内地语言，人本谲诈，此次该使臣等反覆狡猾，料必系伊从中播弄。斯当东到粤时，即饬令同该正使等一并回国勿许停留。伊若请于回国后，仍来澳门充任大班，亦严词饬禁，断不许其再来。并谕知各洋行勿许私自容留，违者治罪。”(13)而英国皇家学会却把此事当成小斯当东的贡献：“最值得提及的例子是在1816年的中国使节团里，清廷认为除非大使行三跪九叩礼，否则拒绝觐见。大使倾向于接受，但熟悉对华事务的他，确信这将与屈辱无异……因此坚决反对。当清廷官员威胁驱逐使团并将其囚禁时，他仍表示绝不屈从。”(14)
2.马礼逊
马礼逊是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个踏足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07年启程转道美国来华抵达广州。当时中国政府禁止基督教传教，英国东印度公司担心与传教士牵涉太深势必影响公司商业利益，也反对西方传教士入华。马礼逊不得不采取隐蔽的方式在广州开展工作。
马礼逊抵达中国后最先在澳门与小斯当东交往，后经由小斯当东接触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剌佛(John W. Roberts)。1809年2月，马礼逊受聘担任公司澳门商馆的中文译员，开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英贸易和外交事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马礼逊是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唯一的中文译员，长期负责中英贸易的商业文书往来，还参与各种中英冲突的交涉和谈判，马礼逊在处理中英交涉过程形成的见解、提出的方法策略，后来成为了两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法理依据，他也成为了早期中英关系史上当之无愧的“中国通”。1816年，马礼逊受命担任阿美士德使团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马礼逊负责将英国摄政王乔治写给嘉庆皇帝的信、礼单、使团人员名单及其他相关公文翻译成中文。他发现广东官员在向朝廷禀报时以“贡使”指称阿美士德大使，即刻在公文中把大使和副使翻译称“王差”，将礼品由“贡品”改译为“礼物”等等，以示英国与中国的平等关系。在阿美士德大使进京前，中方提出英使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马礼逊对此始终持反对意见，他说：“就我们国王的代表而言，即使在皇帝面前，这种表示敬意的行为，也被认为是不可行的。”(15)后来，马礼逊撰写了使团出使的报告，详细记录此次使团赴华的经过，分析总结失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他指出：“我缩写的这个简略报告，已经帮助你对中国封建专制皇帝和半开化的宫廷的实质做出一点判断了。”(16)
3.德庇时
德庇时(John Davis)1813年被任命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书记员，开始在广州和澳门工作。他随后开始学习中文，1816年被选为阿美士德使团成员。德庇时对中国有着深入研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823年出版《贤文书》，1836年出版巨著《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晚年更是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著有《中国杂记》、《中国诗歌论》、《中国见闻录》及《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等著作，并翻译《中国小说选译》、《好逑传》和《汉宫秋》等译著。德庇时是英国驻华外交官中的最早汉学权威，被视为领事馆汉学家的先驱，是英国汉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使团之行后，他继续留在澳门和广州，1832年被任命为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1834年，他在律劳卑之后被任命为英国驻华首席商务监督，1844年5月8日，他担任第二任香港总督。
阿美士德使团的失败标志着英国寻求通过外交渠道改变中英关系的做法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接受事实。18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致信广州特选委员会，要求在使团失败后广州特选委员会不要对中国政府采取对抗性态度，“在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一切讨论中采取最为谦恭和克制的态度”。1818年4月7日，在听取了阿美士德使团的报告后，公司董事部告诫特选委员会，应尊重中国法律，“必须学会谨言慎行，以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与中国政府产生会引起敌意的争执”，再次强调在对华政策方面必须谨慎从事，并在同年5月的一份函件中，批评了前一年广州特选委员会对广东当局的挑衅行为，认为“是英国人要求贸易，要使贸易持续下去，就要忍受广州那些讨厌的限制”。(17)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主张“忍让”“谦恭”的温和策略，以维持能够带来巨大利润的中英贸易。作为公司最后一任驻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德庇时是公司政策的坚定执行者。
按常理而言，由这么多“中国通”组成的使团，应该会选择恰当的方式与中国政府进行接洽和沟通，顺利完成出使任务。但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他们最终却没有完成出使任务。这些“中国通”们认识到近代欧洲民族的外交和中国传统外交的认知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均强烈坚持大使不能行三跪九叩礼，坚定认为这种礼仪代表着明确的政治、文化含义，可以说是导致使团失败的重要原因，也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外交从“华夷之辨”到“平等外交”的转变并非易事。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澳门管理体制与中英关系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也是采取武力进行殖民扩张，但遭到中国水师痛击。那些在东亚海域游曳的葡萄牙商业殖民者，逐渐熟悉了中国的情况，最终通过贿赂等手段于16世纪50年代在澳门获得了居留的机会。随着贸易的发展，澳门葡萄牙人需要相应的行政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最初，澳门的自治机构没有得到葡属印度总督的任何指示，管理模式类似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一带的商站建制，职能主要是商业性的，兼具一定军事职能，并与葡萄牙人的其他商站在贸易网络中共同运作、相互补充。1580年葡印总督从果阿派出了王室法官(Ouvidor，又称判事官)抵达澳门，将葡萄牙法律延伸到澳门，澳葡自治机构才带上了葡萄牙海外行政组织的传统色彩。1583年，在萨(D. Leonardo de Sa)主教的倡议和主持下，澳门正式成立议事会或称议事公局(Senado)。1584年，葡印总督孟尼斯(D. Duarte Menes)扩大了议事会的行政、政治和司法管理权，军事权则仍由巡航首领专掌，特殊重大事务由市民大会表决，王室法官和主教应邀参加会议。1586年4月10日，孟尼斯沿袭中世纪葡萄牙的市政组织模式，确认澳门为“中国圣名之城”，赋予澳门与葡萄牙埃武拉(Evora)同样的地位，并授予澳门议事会权力，每三年一次选举官员、普通法官。1596年4月28日，葡萄牙国王颁令承认，澳门获得了“法令特许状”，享有埃武拉市同等的自由、荣耀和显赫。(18)
澳门葡萄牙人以“商人共和国”的模式在南中国沿海建立的行政机构，乍看起来是完全按照葡萄牙人在全球贸易扩展中建立起来的全权机构。实际上这种自治行政机构并非建立在葡萄牙主权基础上，澳门依旧是在中国传统王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之下，“恩准西洋夷人寄居贸易，藉之生计”的“天朝地方”。(19)不过，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全球化贸易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传统的“万邦来朝”的天朝景象逐渐衰微，中外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无法用“贡市一体”来框架了。1685年，清廷根据实际需要，废除了海禁，首次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实行“贡市分流”：“因贡而来者，税应免则免之；专以市来者，货应征则征之。”这一举措应该说是中外关系体制上的一大进步，符合全球化贸易的发展。于是，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开始有了“朝贡国”和“互市国”的区别，凡不是来华朝聘而是通商贸易的国家，葡、荷、英、美、瑞典等都属于“互市国”，他们的商船不必遵照朝贡体制的烦琐礼仪和种种严格规定，可以不拘时间不拘数量地到开放口岸通商，由口岸海关征收税饷。不过，这并不是清朝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体制和指导思想上的改变，只是对外策略具体应用上的修正，他们仍然把互市当做怀柔外交的自然延伸。在朝廷看来，政治外交上所有来华的国家，既然受互市的恩惠，就应该对天朝感恩戴德，奉命唯谨，来访的诸国大使，一概被冠上“贡使”的旗号，按照朝贡规矩才可以成行。
在明清朝廷眼中，澳门葡萄牙人仍属向化的“外夷”，地位十分明确，《澳门纪略》上称：“其澳地岁银五百两，则自香山县征之。考《明史》载濠镜岁课二万，其输租五百，不知所缘起，国朝载入《赋役全书》。《全书》故以万历刊书为准，然则澳有地租，大约不离乎万历中者近是。”(20)这段话表明在万历年间，澳门葡萄牙人正式向明朝官府缴纳500两白银作为地租，以换取在澳门居留的权力。1582年，即澳门议事会成立前一年，两广总督陈瑞传唤澳葡代表前往肇庆，以皇帝当年未向他们授予任何管辖权为由，命葡萄牙人解释以何种法律管理澳门。澳葡代表以甘辞厚礼博得陈瑞欢心，获允“从此以后，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只要遵守我们的命令就行了。”(21)这正是澳葡当局面临的政治形势，他们享受内部自治，但没有充分的政治主权，必须采取妥协政策，服从中国法律，接受中国官员管辖并交纳地租。因此当1638年意大利人阿瓦罗访问澳门时，他指出：“这个城市初创之时，由于该地并非武力夺得，而是获得中国官员允许居住，故以共和国形式管理，即由资深顾问管治，并无将军或总督。”(22)明朝在澳门半岛与大陆的连接处设立前山寨，用关闸封闭澳门，并派香山县丞专管澳门，派参将率兵驻扎前山寨。清承明制，并进一步加强对澳门的控制。1743年，清廷在前山寨设立澳门同知，专司海防，查验进出口海船，兼管民蕃。香山县丞则移驻澳门望厦村。随着清朝开放海禁，中西贸易就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体制。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澳门实际上成为在清政府有效管理下的外人居留地，朝廷先后发布了越来越严格的澳夷管理条例，加强对澳门贸易和防务的控制，在行政、司法、军事等方面都对澳门形成了完善的建制，其中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澳门同知张汝霖制定的“筹善后事宜”十二条最为全面具体，以汉文和葡文颁布，澳门中葡居民共同遵守，充分体现出中国对澳门的主权管辖。尽管面临全球化的贸易形势，清廷仍旧保持仁厚、威严的姿态，可以说是怀柔与防范相结合，达到既控制中外贸易又控制来华外夷的目的。
与中国当局日益具体和严格的管制相比，葡萄牙政府在1783年颁布《王室制诰》之前，并没有对澳门采取任何有效的管治措施。面对高度依赖中国政府的现实，澳葡当局不得不一切以商贸利益为重，对中国官府采取调和让步的态度，“由于澳门市政议会的特殊独立性，葡萄牙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在澳门问题上体现得极为薄弱。澳门市政议会在他实际上所受的中葡二元化领导下，更多地倾向于接受中国政府的领导。”(23)“议员一般没有多少文化，毫无政治经验，以礼物、贿赂和屈从来面对华人的压力，试图保持在澳门取得的脆弱的利益平衡”，(24)这种被认为卑躬屈膝的做法，受到了包括葡萄牙国王和印度总督在内的西方人的责难，但就实际情形而言，“葡方无论怎么有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面临的选择只有一种：退让，否则饿死。”(25)由此可见澳门葡萄牙人名义上是葡萄牙王室和法律的管治，实质上则受到明清政府的严格控制，这种局面，难免受到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人的责难。
18世纪末以来，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态势日益明显，最初英国人力图通过外交渠道突破中国外交管理体制，澳门作为中西交往的缓冲地，自然成为这种外交较量最直接的场地。1816年，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洋面之前，广东地方官员听闻澳葡当局在修葺房屋，准备接待，便提高了警惕，香山知县马德滋谕令澳葡理事官，询问有无此事：“昨本县风闻西洋番差将水坑尾夷楼一所、花王庙旁边一所先时预备，以为英吉利贡使到澳住宿之所。殊有关系，当经谕饬查报，未据禀复，合谕催查。谕到该理事官，即速查明，有无将水坑尾夷楼及花王庙两处预备，为该贡使到澳居住之事，刻日据实详细禀覆本县。”(26)同时将此事上报给广东巡抚，广东巡抚董教增很快严正声明广东官方立场，1816年7月13日(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奏报筹办英国来使的奏折中称：“据香山县知县马德滋具奏，风闻在澳西洋夷人修葺夷馆，似为款接英吉利国贡使。……其西洋夷人拟留英吉利贡使在澳居住一节，臣董教增现饬署澳门同知李云、香山县知县马德滋严谕西洋夷目，以各国贡使至粤，大皇帝恩礼优加，无庸该夷人代为款接，且英吉利贡使奉旨准由天津上岸，即不应绕道逗留。澳门本系天朝地方，恩准西洋夷人寄居贸易，藉资生计，所以仰沐皇仁者至优极渥，其偶将夷馆赁与各国夷商暂寓，不为深究，已属格外恩施，如果擅留英吉利贡使居住，则是私行交结，任意妄为，一经奏明大皇帝，即不能长承恩泽。并饬行水师各营协，于要隘口岸密行防范。查，西洋夷人久居内地，怀德畏威，经此番饬谕之后，断不敢有违禁令。”(27)
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向澳葡当局通报阿美士德使团的行程，澳葡当局反应十分冷漠，与马戛尔尼使团所受的待遇反差明显。大使1817年1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澳门，21日，先行抵达澳门的使团成员梅特卡夫爵士访问澳门总督，通报特使即将到来的消息，希望总督派军队对客人致敬并维持秩序，总督已知使团状况，表示对这种做法有顾虑，因为中国当局从广州发来命令，对特使表示敬意会导致与他们争论而受到埋怨，这是他力图避免的；但他同意“奥尔斯特”号上的水兵登岸。他又说1月20日至29日是向逝世的葡萄牙女王致哀的时间，这段时间内他不能离开住所去拜望特使，也不能下令鸣炮致敬。梅特卡夫建议总督可以派一位副官向特使说明情况，被总督拒绝了。1月23日，阿美士德大使抵达澳门，“特使阁下上岸；每艘公司巡船鸣炮十九响致敬。海军[来自‘奥尔斯特’号]列队，乐队奏乐，特使阁下上岸；他接受商馆人员盛装迎接，并前往罗巴兹的房子，通过列队致敬的一排约有四十名的中国军队。……梅特卡夫爵士不得不表示他满意于这队兵丁有纪律的行为和中国人的一般态度。这些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根据法令做到客气与使人快慰，而与葡萄牙人的招待形成强烈的对照。”1月28日，阿美士德大使离开澳门，他表示“受到自己国人的接待，一切都非常快意”。(28)
在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的行程中，澳葡当局的表现让英国人十分不满，与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在其记载中对澳门事务和风景不厌其烦的介绍相反，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报告中，大使在澳门的活动基本阙如，在英国人看来澳门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东西，(29)大使只在澳门冷冷清清地等待了五天，然后冷冷清清地离开了。从英国人的态度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对澳葡和中葡关系模式的失望，显然他们不能接受这种交往模式，使团成员伊利斯在游记中说：“在澳门的居住由于限制严格非常令人不愉快，中国人严格限制欧洲人的行动，这种限制既让人觉得讨厌也没有必要，只有葡萄牙人才会甘心忍受。看到一个像澳葡当局和议事厅这样的机构自称是欧洲人的政权，真是令人反感的事情。即使他们有办法，我都怀疑他们是否会对中国人的不断羞辱和侵夺感到愤怒；事实上，他们曾经做过的唯一事情是不断破坏联盟和他们母国的救星(译者——指英国)。……澳门真的不值得去访问。”(30)
葡萄牙人的做法让英国人切齿痛恨，英国人无法从澳门模式中看到经由外交途径达到目标的希望。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势力，英国希图建立以英方为主导的中英关系。随着大英帝国日益稳固壮大，不断向全球拓展自由贸易，建立起更为广阔、机制更灵活的新帝国，成为全球霸主，澳门模式显然不符合他们在全球拓展的构想，他们曾受澳葡的启发，但并不满足于澳葡的状态，最终创建了以割占主权为前提的香港模式和中英外交体制。
注释：
①转引自郭家宏：《从旧帝国到新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0页。
②③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5、626～627、667页。
④(21)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黄鸿钊译，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136～150、26页。
⑤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⑦详情参看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七十章“美国船运与大不列颠战舰，181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⑧(11)(13)(19)(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35、37、77、60、60～61页。
⑨(12)游博清：《英人小斯当东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84～285、287页。
⑩详情参见郭小峰：《斯当东与中国语言》，广州：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4)转引游博清：《天朝与远人——小斯当东与中英关系(1793—184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9月，第35页。
(15)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16)Mrs. Elizabeth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Vol. 1, 1539, p.453.
(17)Herbert John Wood, Prelude to War, The Anglo-Chinese conflict 1800 -1834. pp. 368. 347. 373.
(18)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9年，第44页。
(20)张汝霖、印光任：《澳门纪略》，赵春晨点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44页。
(22)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Hong Kong: Heinemann, p. 74.
(23)王昭明：《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北京：《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4)《澳门宪法史初探》，第14页，转引自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第51页。
(25)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u, p. 33.
(26)章文钦、刘芳辑：《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738页。
(28)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272页。
(29详情参见Henry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1818, Vol. 2, Chapter Ⅶ. 以及 Clarke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 1816 and 1817, London, 1818, p. 236.
(30)Henry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Vol. 2, Chapter Ⅱ, pp. 2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