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某男团改编的《一块红布》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即便年轻粉丝卖力宣传两位少年的唱功和舞姿，也压制不住70、80后的反感抵触。崔健用爱情故事包裹了颇有时代隐喻、对自由的呼吁，原版歌词的沉重不言自明。两位男团成员的改编却颇有“买椟还珠”的意味，崔健蒙在双眼的红布被系在裸露的上臂，一个温柔地遮住另一个的眼眸。改编收获恶评的主要原因并非观众厌恶腐文化/LGBT，而在于时代的愤怒不应该被替代为商品化的、耽美的忧愁。在这基础上，大众不仅怀疑男团成员所声明的对崔健的热爱与尊重，是在利用《乐夏》掀起的摇滚热度，将崔健变为标榜自身品味的摇滚符号。

类似例子还有口碑惨遭崩盘的《姜子牙》，面对商朝灭亡的宏大历史，导演组将再创作姜子牙个人的“电车难题”：到底是救一人还是救苍生？作者认为，这类颇具人道主义关怀的“世说新语”虽然新颖，但因执拗于小气象，不仅影响了历史叙事，更侵染了普世价值，“去政治化”的人性享有绝对优先权，在此话语建构中，黑白不再分明。

作者指出，这与近年小资文艺的崛起有关。回顾历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亲欧美”的特征，长期被放置于工农阶级之下，常以身份疑惑和归属困境的革命者，或工农兵英雄的陪衬者的形象出现；改革开放以后，具有高消费潜力的小资阶级，或是中产阶级，才站到鄙视链的上半部分，向下打量着“乡下人”老套陈旧的生活和生命观。新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以后，伴随中产阶级汇流到基数庞大的底层，他们悄然将人民/农民革命的内涵置换为生活革命、或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精神，并通过精心设计面向青少年的垂类节目，建构下一代的文化及价值体系。《一块红布》痛不痛苦不重要，小布尔乔亚的“诗性”和“格调”，才是资本追求的东西。

本文由作者「吴畅畅 |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授权刊登，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小布尔乔亚的文艺革命

去年，《哪吒》化身小魔童，冷漠叛逆，渴望被认同。一出反封建大剧被改装成亲情教育的戏码。毫无意外，它跻身暑期档票冠。今年国庆上映原定春节上档的《姜子牙》，原班人马乘胜追击，继续炮制封神宇宙。不料，吕尚公竟成了一位伤春悲秋的知识分子。面对商纣王和妲己，他发出了救一人还是救苍生的疑问。

姜子牙的困惑失意，弥漫于全片。导演把朝代更迭、革命政治，脱敏成一部无病呻吟的伤痕电影。你是不是想当然地以为，当前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况下，祭出人文主义，执幡人学，总归不会错？

改革开放以后，人道主义成了文化热的核心。用人性来清算和重新书写历史，摆脱以往十年阴影，在文艺界逐渐成型。

到了新世纪，这种趋势携带着修正主义的气息，扑面而至。换个视角叙事，因为国家主义话语，太过暴力，压迫性十足。于是，王佳芝和日伪政权头目的爱情，荡气回肠。曾围剿太平天国运动和平定捻乱的清军三兄弟，纳投名状、结兄弟谊。还有导演通过虚构出来的“普通”日本士兵的眼睛，来展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对人性的扼灭。更不用惊奇，《西游记》里的白骨精，危害人间也有了曾经被凡人迫害的正当理由。

这套彰显“人性”的逻辑，带着一种狂想的气质，和霸权的语调。对这套逻辑稍有疑义，就会被视为反人道主义。

可究竟是谁在反人道呢？究竟是谁执拗于小气象，而无法开创大境界？八十年代中期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大讨论，现在不可能有，也不会重现于世。如今，对外传播，或影视创作，统统要向普世价值看齐。人性，相对于历史或民族问题，拥有绝对的优先权，早已升级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小资政治。

曾经，在我国文化版图里，小资产阶级等同于知识分子的小资化。这贯穿于延安文艺界整风，以及之后席卷全国的行动中。即便小资被纳入人民大众群体里，可领导层另属他人（工农阶级），它完全处于鄙视链底端。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有着“恶劣的根性”（瞿秋白语）。他们的政治立场始终被怀疑，不能被迁就，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毛泽东语）；必要时，甚至需要经受考验，或加以清理。所以，社会主义文艺可以吸纳的小资形象，惟剩下解决了身份疑惑和归属困境的革命者，或工农兵英雄的陪衬者。

九十年代，曾兴起过一阵小资写作。卫慧、棉棉等一批用身体写作的女性，在上海摩登的映衬下，用情色十足的语言，释放女性性解放的快意。有一个细节，卫慧是军二代。资产阶级二代（女）首次粉墨登场的形象，竟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受虐。与西方形成的主奴关系，促成了小资写作的精神叛逃。

紧接着，新世纪初，《三联生活周刊》和《上海壹周》等大众文化刊物，连同时尚杂志，有意地培育起自身的消费群体，并公开命名为“中国小资”。他们一反此前的底端位置，高高地站在趣味鄙视链的上半部分，向下打量着“乡下人”老套陈旧的生活和生命观。

是资本，成就了小资的迅速崛起。

在电视发展的黄金时代（2005——2014），小资就是各大卫视争相追逐的目标受众。东方卫视靠着这个定位，跻身一线梯队。湖南卫视虽然面朝青少年，也扛不住资本的诱惑，主张“高端崛起”。一时间，小资风头见涨。

然而，或许它身上的政治原罪似乎尚在，于是大众媒体，仿效学术界，开始使用战后西方社会学所认可的术语：中产阶级。西方主流社会学有个共识，社会稳定的结构，一般都是两头尖中间大，即中产阶级占据主流的社会。这也是战后西方世界淡化两大阶级之间的经济对抗而施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而毛泽东也曾如是分析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实际上，历经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其社会结构更像一个正金字塔。中产阶级并不是绝大多数人，更不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2008年以后，中产阶级大规模的“下流化”，便汇流到基数庞大的底层。虽然经济上遭受“相对被剥夺”，可他们的文化资本一点也不能少。蚁族、社畜的结构性困境，反向推动他们实现对（上流阶级的）文化趣味的向往，和骄矜占有。

诗意栖居、小众信仰、格调与消费....这些王朔极厌恶的词，组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语体”，它很符合小资，或中产阶级的文化表演。他们太需要自己的文化舞台。《舌尖1》以内部东方主义的优越姿态，为小资受众描绘了一幅中国“健康”美食地形图。而《舌尖2》开始讲述食物和底层人物的故事时，便遭遇到小资受众的极力反弹。因为，美食不见了，索引没有了。

同样，面对青少年追逐流量明星的狂热，他们的内心也涌出一股热浪。于是，《声入人心》、《乐队的夏天》，不失时机地帮助他们以粉丝身份，雅致地进入大众文化，还能维持原来的俯视姿态。

例如，今年暑假，五条人乐队在《乐队的夏天2》里着实火了一把。线上三进三出，带动着线下跑商演、直播带货，受乐迷追捧。市井味道十足。不过，主唱仁科闲暇时看齐泽克著作的“八卦”，给这支用汕尾方言唱着小镇年轻人生活的摇滚组合，平添不少“诗性”，更被他们的小资乐迷津津乐道。

然而，小资可能搞错了。

因为面向青少年制作爆款垂类节目的人，和他们是一个阵营里的。只是，这些小资制作者敏锐地嗅到了活跃在视频网站的资本对青少年的垂注，直面当代新青年的期望、文化和实践逻辑。青少年固然在节目里，说着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节目的总体定调、剪辑、赛制安排，都离不开他们的精心设计。本质上说，这些综艺，和小资酷爱的乐队、美声节目，或心仪的电视剧，几无差别：建构的，都是他们可实际体验到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周晓虹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中产小资，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前半部分我同意，后半部分不敢苟同。因为，一场文艺界的小布尔乔亚革命，早已在伤痕和知青文学的泛滥间，在卫慧和安妮宝贝的靡靡之音中，悄然启幕。

他们急不可耐地站在全人类高度，审视人性；他们悉数掏空民间故事的革命内涵，置换上他们的生活革命，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精神；他们善于在极致境况下叙述爱情，展现兄弟情义，人民/农民革命反而成了背景板。就这样，他们以后现代之名，断根革命，往西朝北，高扬“去政治化”的人性，以很大的空隙占领了文艺工作的“主导”地位。

这才是他们参与文化建设、参与历史进而参与政治的方式。

所以，这哪里是政治后卫，只不过是国家明修栈道，他们暗度陈仓而已。

这仅仅是换了个视角看世界，紧随潮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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