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是一个精神现象。文学领域，王小波有自己的一番成就。文学以外，王小波的公共写作同样影响了很多人。王小波的公共写作传递给人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习惯，一如他的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思维的乐趣》、《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流布很广，生命力很强。它们是中学生、大学生们的日常读物，几乎在每一间书店的书架上都能找得到。

所以，在王小波离世的二十多年里，人们每年都会纪念他。这些纪念都是自发的个人行为，或者说都属于私人叙事。虽然王小波生前是一位不入协的“业余作者”，但他的写作显然暗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家园。历史学家许倬云与王小波有师生之谊。王小波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时，曾选修过许倬云的课。许倬云在纪念王小波的文章中说，他十分怀念与王小波对话里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人们自发的纪念就是这人间的深情。

人间的深情温暖闪光。但是情感化、私人化的纪念又很容易将王小波符号化。实际上，自由主义、独立思考这些标签底下，王小波公共写作中探讨的众多问题，在今天的语境中都值得继续探讨、反复澄明。比如他曾经用“沉默的大多数”解读沉默的主流文化，但在社交媒体众声喧哗的今天，“喧哗的大多数”似乎代替“沉默的大多数”成为另一种主流。时移事易，问题或许一直在，但答案却在变化。所以，我们讨论王小波不能脱离他那个时候的语境。

我们需要超越王小波的知识视域。王小波是人不是神。如果我们将王小波放到神坛上供起来，单纯地把他当作一尊精神偶像，反而会弱化王小波的价值。王小波的公共写作从来都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王小波的言说是过去的现实。比如，王小波曾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他指出了黄仁宇的迂阔之处。因为经历过“亩产万斤”这种超现实，王小波说黄仁宇将社会前途与数目字管理挂钩不靠谱。

这个观察非常有洞见，因为不论什么技术，最终都掌握在使用它的人手里。但是，王小波又觉得儒生也就是知识分子搞坏了国家这种分析有道理。王小波用文化视角看社会问题，这是一种局限。如果我们将明清的儒生或者知识分子看作“科层制”，将数目字管理看作社会治理中的“技术因素”，如是，不仅会对历史有新认识，而且能更清晰理解现实。科层制与技术因素的结合不仅是黄仁宇没讲明白的历史，还是我们没有认清楚的现实。

王小波在过去的土壤中开凿出泉眼，我们在新的现实中可以继续往前挖。因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再比如，在王小波的时代有一本畅销书叫“可以说不”。王小波调皮地评价说这类书是“破烂”。刘心武曾回忆王小波的评价，“说不，这不好。一说不，就把门关了，把路堵了，把桥拆了。”这是王小波言说的特色。他用常识说话，不装逼，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他曾用“洋人、百姓、官”这种民间游戏做比喻，描摹“可以说不”的心理。

这个游戏类似“剪刀、包袱、锤”，里面有一个相克逻辑。官怕洋人，百姓怕官，洋人怕百姓。所以，我们一说不，洋人就怕，隔山打牛，官也就怕了百姓，百姓就觉得地位提高了。这个笑话很有趣，调侃了“可以说不”的心理。但实际上在过去许多年里，“说不”事件不断累积，重复发生，我们的逻辑应有新的归纳。“说不”原来是一种技术，仍然在增强着人们的认同。这种逻辑在“一说不，就把门关了，把路堵了，把桥拆了”的常识之外，在反思之中。

王小波不仅是一种时代精神现象，还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精神资源。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那么多人在今天自发地纪念王小波，说明这种精神资源依然稀缺。但是人们纪念王小波不应是复刻王小波，不应将王小波固化成刻板印象。符号化王小波这种行为本身就特别不王小波。我们需要更新知识的视域，复活王小波，复活他的思维方式，复活他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源于现实。惟其如此，生活才不会变成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