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的《正大综艺》时代:与杨澜风格互补,常熬夜加班写串场词

1月16日晨,中国著名播音员赵忠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赵忠祥的儿子赵方通过赵忠祥的社交媒体账号证实了这一消息。

除了广为人知的《动物世界》、《人与自然》以外,赵忠祥还曾与著名主持人杨澜共同主持过90年代风靡一时的节目《正大综艺》。他与杨澜两人,一沉稳持重,一活泼轻快的主持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自传《赵忠祥:岁月随笔》中,赵忠祥以深情的笔墨回忆了接棒姜昆、主持《正大综艺》、为创作串场词费尽心力,最终遗憾告别的这段往事。为缅怀逝者,特将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以下文字摘自《赵忠祥:岁月随笔》,已获出版社授权

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与《正大综艺》

这是从刘禹锡的《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套出的标题。诗中的“晴”就是同音字“情”的隐喻。

我想了很久,觉得这个标题能恰如其分地点明我与《正大综艺》这一栏目以及与我的观众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

1995 年夏天,《大京九》剧组来到山东济宁。在与当地领导谈话时,我想起在北京,王姬曾对我说过孔府家酒要与外商联营的事情。她当时还说,这么好的效益为什么要与外商合办,让他们占便宜。我问济宁市的领导,“有这回事吗?”他们说:“有,和正大集团谈过。”我听了后很有点兴趣,就问:“谈得怎么样?”当地领导说:“没谈成,因为正大只想要股份而不肯出钱,他们说,正大的名声就是金钱。”哈哈,说这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如果没有《正大综艺》这个栏目,中国有几个人知道“正大”是干什么的?!可你又不能不佩服人家,这个广告做这么长时间。

这时,“我该不该上这个节目”——当年接手时的疑问又涌上心头。

我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出任这个栏目的主持的。我过去并不喜欢这个栏目。如果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我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但是,我又不能不接手,也不能不为已接手的工作全力以赴。这不但为我的观众,也包括为我的名声。我在这个栏目中,寻找到了一位长期合作的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杨澜。我们在三年的时间中,精诚合作,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互补型的主持风格。我们相约以我们已有的文化功底以及为这个栏目所需而努力填补扩充的学识,赋予这个栏目以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尽量多的幽默与抒情格调。我们尽力实践创新、提高节目质量,逐渐赢得了日益增多的观众收视率。在三年将满的情况下,我们又几乎同时觉得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于是,在第 200 期里,我们淡淡地宣布了离别的言辞,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正大综艺》,告别了合作三年的各位编导播出人员,告别了爱护与关心我们的观众,也告别了曾热热闹闹、欢欢乐乐的那种感觉。最后,我与杨澜告别,她去了美国,我走向《人与自然》。

我和杨澜都怀念这个栏目,怀念在主持这个栏目时得到的来自创作集体和来自观众的温暖,也怀念我们为之尽了心力的合作岁月。

再度合作

1994 年岁末,杨澜应邀回国,我们共同主持迎接世界妇女大会的一台节目。在排练之后,乘车回来,时近中午,该是吃饭的时间了。杨澜说:“您回家吃饭吧?”我说是的,有什么吩咐。她说:“我想去您家蹭一顿饭。”我说:“我中午只吃剩的,开水泡饭,不能待客。这样吧,我请你吃你爱吃的日本餐。”

在闲聊中,杨澜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主持人在节目中应如何体现自己的真实的认识、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文化功底。三年的合作仿佛还没讨论完主持的方方面面。我们是两代人,也只有这个话题才能沟通彼此的心理。除此之外,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无疑她不能完全理解与接受。反之也如此,她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的角度,我也是有许多保留的。边吃边聊,我们其实早都听到过外界对我们成功合作的评论,但从来都没有互相谈过。这符合我们相似的个性,不以外界的评论作为我们共同引以为荣的资本,我们都各自认真做好自己那一份工作就够了。

杨澜在讲述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忽然说道:“我在美国看了一本杂志,说具有 AB 血型的人适合当主诗人,如果两个 AB 血型的主持人一块合作,就会成为最佳搭档。”我说:“杨澜,这种文章你会信吗?”她说:“姑妄听之,不过,我是 AB 型,您呢?”我说:“很遗憾,我不相信什么特异功能,也不爱听那些杜撰的科学知识。不过,我也是 AB 型。”

我们都笑了。

说老实话,我十分高兴与这么一位聪明的搭档一块儿工作三年。但我们在这次交谈中谈到,离开《正大综艺》真正美中不足和遗憾的是,外界在肯定我们的主持时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刻苦以及为这个栏目的付出。我们为创作这个栏目的串场词,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却被外界误以为都不过是较为到位的即兴之作。这太委屈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太埋没了我们的劳动成果的特色。我们这次相约,今后有机会对外界讲一讲我们创作的艰辛。

杨澜又回了美国。待到她今年主持 1995 国际大专辩论会又回国时,我和她几乎一致决定,我们共同合作,把三年来的串场词整理发表,并分别写出创作时的生活依据、文化依据和信息来源的依据,出一本创作集。此事,一经向外界透露,已有三家出版社在约稿了。我们当场决定此事委托杨澜的未婚夫吴征负责联系出版,我在国内做前期工作。

这前期工作太多了,我和杨澜的合作始于第 66 期,结束于第 200 期,计134 集。每集串场词约占 15 分钟。要从入库的录像带中,把串场词听下来,记下来,再包括打字、复印,这个工作量可不小,我一人承包了。杨澜在美国读书,这些事只有我干。这也算一种补偿,因为在我与杨澜合作的三年中,每次栏目中的景片,都是杨澜独自看的,她看后再把内容要点告诉我。这样过去她付出的大量劳动,这次由我部分偿还,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于是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把串场词调整理出了二十多万字,杨澜正在美国写她承担的一部分内容。我也开始动笔,本篇算是这个书集的介绍,将来扩充之后放入我们合作集中。

接手《正大综艺》

杨澜开始步入荧屏时,她的领路人是姜昆。姜昆是尽了心力带领这位涉世未深初上电视的小妹妹的,杨澜以一个没有任何电视主持经验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水平为起点,能得心应手,站稳在屏幕上,姜昆功不可没。杨澜应该感谢姜昆,应该记住这位领路人。

杨澜与赵忠祥

我和杨澜的合作,尽管时间较长,在合作中,我尽了努力帮她所需。但是,客观说,我们彼此都尽力来互相帮助,我也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我过去所忽略的素质。

我与杨澜合作主持《正大综艺》纯属偶然。1990 年年末,《正大综艺》一度出现危机,而危机出在主持人的人选上。姜昆主持届满一年,退出了《正大综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正大综艺》又去物色新的主持人,这无疑冷落了刚刚走红的杨澜。杨澜和我同在一间大办公室,一天她来到我办公桌前,把这个情况对我说了,并表示十分不理解有关方面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对杨澜说,这是一个全新栏目,对方如果有这样的打算,只能说明他们有点无情无义。不过,依我看,没有比你再合适的人选了。杨澜这时第一次提出希望我能与她合作。我说,杨澜,你有所不明,第一,境外合作方,是不中意我的,否则还用请姜昆吗?第二,我也不喜欢为他们出力,我们台兵强马壮,人才济济,节目源也足够,我至今也不理解为什么非要与他们合作。我劝你,你不妨顺应形势,下来休整一段。我断言,将来非你莫属,你不要看不到自己的优势,顺利时要多找不足,不顺利时要多想自己的长处。并且,即使万一他们决定换主持人,你一定记住不能埋怨,尤其不能埋怨本台有关人员。你不能忘记,是中央电视台把你调来工作,是电视台给了你成功的开端。至于我,不是不愿帮你,实在也出于我自己也不一定有成功的把握。这是我与杨澜第一次推心置腹地交谈,以前没有机会谈这些,以后也很少谈业务之外的话题。

有关方面决定让方舒姐妹一对搭档,杨澜和她的一位老师一对搭档,轮流主持。《正大综艺》由较为红火的局面,由于风格的不确定而转入低潮。一个本来有声有色的栏目,主持人忽然调换,会使外界对已有的欣赏定势产生迷失的议论。如果给以时日与耐心,当然可以调整到位,几位主持人都已在努力了。但这时方舒出了车祸住院养伤,这个局面就非再重新调整不可了。远水难解近渴,再慢慢物色人选,时间不允许。

于是国际部领导找我谈了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但彼此坦诚相待,意思是要我接手。我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都向我直言,你大可不必接这个摊子,万一失手,二三十年前功尽弃。别人的担心是好意。而我不是一个服输的人,找了我,我不上就是服输,谁管你有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最后一次找我谈话,有关领导说;“我们请你出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凭你在观众中的人缘和多年经验,应该有把握。如果你也拿不下来,我们总算想尽办法,那也就没办法了。”话已至此,还怎么说呢?“人凭一句话,佛受一炉香。”再说,我只是电视台一名老兵,总不能像社会上的演员选择角色,自己做主。于是,我只说了一句:“那就试试吧。”《北京晚报》透露《正大综艺》主持人接任者是赵忠祥后,有观众来信给我,劝我别上。朋友担心,我自己何尝不担心。于是,在并无把握的情况下,我决定与杨澜同舟共济,唱好这台戏。

这三年的主持,我何尝敢一日松心呵。我知道自己其实不是最佳人选,但是却可以暂时顶上一段,可万一合作的结果不成功,那我就惨啦。当时年届半百,没有时间再让我打翻身仗了,事隔多年,我回忆当初决定接手主持仍有点后怕。幸好,还算对付下来了,看过两期播出,朋友们对我说,当初我们为你捏一把汗,不过还行。姜昆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大哥,您接住了。”他的爱人敬民说:“比姜昆强。”这是朋友间宽厚的理解与支持,我感谢他们的鼓励。

然而在场上,我初次录制中,还是有许多难以适应之处。

我过去很少与别人共同主持,即使合作,也是完成各自台词就大功告成。而《正大综艺》却不这么简单,它一开始,就已有了定势。这很像一首歌,不管后来者如何发挥,在观众听来都不如原唱者,不如原唱的风格动听,艺术实在是难于接手的。

姜昆与杨澜合作一年,这个节目已经搞得不错,我再努力也不可能模仿他们的模式,这就给我带来了难点。我的年龄、性格、过去主持节目的风格,都与他们已形成的风格产生反差。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一关,就是我难以适应原来的快节奏。我认为,过快的节奏有时令人觉得浮躁,而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浮躁之风也令我担忧。我如接手,要让《正大综艺》先静下来,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继续搞下去。

节奏与气韵

我曾在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前,观看良久。大约是一幅六尺竖幅画卷,上端一根渔竿,下端一条上钩小鱼,中间是气韵绵长的一丝墨线,通天彻地。在整体画面里,墨色只占不到百分之五,而那气势已充满全局。这是国画大师的一件惜墨如金的精品。

李可染先生也是中国画无与伦比的大师。看他的山水画,往往是墨色布满宣纸,晕染堆积,使山峦雄浑矗立,往往只在山巅上方,留一抹白纸本色。有人谓之,惜字如金。

围棋国手,几只棋子往盘中一布,那胜数已定,通盘在握。

金庸先生小说中,剑客中的顶尖高手,出剑点住对方,这一招已然封住了敌手上中下三路的周身要穴。

记得赵丹先生自导自演的影片《青山恋》的开头,一位老林业工人背向镜头,走上两分钟路,无声无息,就这么领着你的视线走下去。金山在扮演施洋大律师的一段三分钟台词中,那贯口的处理,几乎一气呵成,听不出断句,如开闸夺门而出的怒涛,气势如虹。

中国传统书法中,有“疏处可以跑马,而密处不容插针”之说,那是论及书法作品的布局。

这些都可以说成是节奏,也是气韵,也是独具匠心的运营,守若处女,疾如脱兔;静如山岳,奔如电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也是节奏,节奏不仅体现在速度中,也体现在气度上,一味快并非节奏,一个劲儿的慢也不是节奏。动静之间,快慢之间,张弛之间,都充满了节奏,充满了气度。这一切处理得当就会变为构成大器的神韵。

在《正大综艺》的主持调度中,我学着做的是在我心目中前辈大师那种峙若山岳的气度。我不喜欢把自己当成欢乐的小溪,那是杨澜的角色。她是一位讨人喜欢的清纯型少女,是一位有着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功底,并有着基本教养的年轻的主持人。她可以使自己的活力迸发,使自己对一切外界的事物充满兴趣、充满热情。我想这么做也做不了,我不能和她相比,我们是两代人。

在场上,我们一老一小;一个沉稳,一个热情;一个充满了洞察世态的沧桑感,一个因涉世未深而理想单纯。于是动与静,热与冷,快与稳,亢奋与凝重,好奇与练达,浪漫与现实,奔放与徐缓,探奇与思索,坦率与含蓄,形成了我们的分工合作的角色格局,既有各自的特色,又相辅相成而统一。

两个将要长期合作的主持人,首先要有一个共识,即我们将在今后的合作中,如何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使自己能在与合作者的共识中,使场上的调度目的明确,言行举止互相让位与补充。

我十分欣赏杨澜的一点,即她有着很高的悟性。因为,她不但在此之前,由于主持经历短,没有这样的思考。我也仅仅是在这次合作中,才萌生了这种以特性的反差,形成协调统一的构想。

在与杨澜的合作中,我们较为一致的认识,就是串联台词基本上由我们共同创作,而且我们又都认识到这次合作至少应该是一年。我还从没有这样长时间与人合作的历史,加之我们在性别、年龄、资历、经验、学识甚至外形上都有那么大的差距,我们不必在场上形成一顺边儿的、互相迁就的、互相模仿的、互相靠拢的主持形式,而应该在总体上协调。而这种协调是互补型的,要充分展示与发扬自己的个性,在我头脑中,似乎有着太极图黑白鱼似的反差与统一的模式,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

杨澜同意我的这一想法,并且从最初我们就向各自角色贴近。即她是个年轻的少女,我是个和善的大叔。我们之间的分工一经确定,就出现了场上节奏的起承转合的韵律,使得主持有品味,有回味,有韵味,有趣味。

杨澜的快,不因我的参与而放慢。我的慢,不因她的轻快而随之变换。反而,我们更突出了自己的特点,不为适应对方而苦恼,这可能是我们一个有目的、有清醒意识的创新。

有观赏意味的作品必然是静与动的结合。静得过分,那就会沉闷、压抑甚至产生一种莫名的消沉,如今的时代没有多少观众会喜欢这类节目。如果全场火爆,令人目不暇接,那种过分的躁动,会产生一种令一部分年轻人喜爱的类似摇滚乐的效果,但中年人、老年人准会觉得闹心,产生烦躁的心情。而一动一静、一张一弛,则是我当时追求的节奏。动与静的规律就是节奏,快与慢的安排也是节奏。这种节奏不应当是整齐划一的切割,而是看似随意实则有控制的起伏。

播音时的断句,初念稿子的新手,往往不敢大幅度地停顿。因为他做不到词断意不断,他即使机械地停顿,也使这空隙了无生趣。其实,停顿类似着墨留白,那空隙,那留白,是语言的无声部分,是感情表述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回味部分。令听众顺味过去,有一个接受上一句信息包括情感信息的回旋,并追寻了一句言语的去向,使受众感到的是连绵不断的意境。

主持人在场上如果滔滔不绝,怕串场词与形体动作的间隔太长,那并不是流畅,反而会感到绷得太紧,让人无法松下心来静观。有意识的间隔、停顿,犹如朗读的断句,不是忘词,不是冷场,而是在静中把观众的悬念带入下一节的发展中。

我和杨澜在主持时,并不是一开始就默契,也不是一开始就协调的。

杨澜思维敏捷,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轮到我,就缓下她刚才的节奏,细说端详;再轮到她又扬起基调,这样有快攻,有稳守,形成了互补。

也可能她嫌我拖沓,我嫌她急躁,但我们都是有修养的人,我们从没有一丝一毫指责过对方。我们的合作有宽容亦有谅解。她和我一样明白,我们就像双打运动员,任何一人的失手,都会让我们共同失败,因此,我们谁都不希望合作者失误。

这是我们合作成功的基础。我听说过有的合作者,希望自己拔尖,因此把合作方的明显的不足或失误当成自己的表现机会。这种合作是不会长久,也不可能和谐的。

幸好,我们的合作过程始终都在努力使对方发挥到位,谁也不挤对谁,好了是双方的,不好也是双方的。

串场词的创作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场上的气氛与主持节奏的风格,都不过是外部形态。当然这个外部形态如何,也决定了观众的喜爱程度,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在当今高欣赏层次的观众中,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认识,一个专栏必须体现三性,即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其中文化水准越高的人越喜爱知识性这一要素,知识本身就给人以美的享受,以无穷的魅力和吸引力。

《正大综艺》的许多节目已经事先从境外录好,我们已无法加以任何改变,它给我们主持留下的空间主要是串场词。

我们意识到这串场词才是我们创作的小小天地。首先,我们认识到串场词必须真实,尽量准确,同时要最大限度地为它输入信息。

真实,就是指的我们在场上所要体现的感情要真挚、真情实意,所叙述的事例与感受不能编造,一定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对任何一种所阐述的事情,要有自己真正的好恶尺度。对这一点,由于我们双方在许多认识上的差异不强求统一,可以保持各自的认识,但这种差异也不是故意制造的,确实是各自的真正认识。

基于这样的要求,别人就很难为我们写串场词了。我和杨澜又有文字能力,为什么不自己创作呢。于是,三年来,我们为创作串场词费了最大的心力。

在串场词中,体现了我们各自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体现了我们是热爱民族传统文化与了解世界文化潮流的文化人,这是我们的追求。我认为当今主持人的竞争,主要是文化上的竞争。而文化并不仅仅等同于读书多少。多读书是好事,但如果没有悟性,不能融会贯通,那仍然不能成为一名优秀主持人。

我和杨澜共创作串场词 134 集。我们将在合作的书中,较详尽地介绍我们的创作过程。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借以说明,我们曾经为主持好节目而下的功夫。

每当我拿起这沉甸甸的一套串场词,就会想到为这些内容所进行的挖空心思的努力。每一段小故事,本来都可以铺陈为一篇岁月的回忆,但为了串场就大材小用。串场词中,有我们各自温馨的回忆;有我们双方角色的把握;有对自己、对合作者小小的玩笑,有自嘲,但绝不嘲笑他人;有对各个地方的了解后在限定的时间中简要的介绍;有来自报端的内容引发我们的感慨议论。

但我们尽量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主持人的职责所在;尽量贯穿文化的底蕴,虽然引经据典,但绝不能累人,累观众。

在我们开始合作主持《正大综艺》时,为了活跃场上气氛,也为显示我们今后合作的格局,曾想了一个晚上,出了这么一个点子。

赵:(手拿一张纸,纸上画着一个绿颜色的圆圈,记得这个小道具还是杨澜自己做的。)杨澜,请你当着朋友们的面,说说看,我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杨:这也算一张画吗?我知道了,您画了一个西瓜,可太简单了。

赵:不对,再猜猜。

杨:不是西瓜,那是小一号的瓜,绿皮香瓜。

赵:你思路再放开一点。

杨:是鸡蛋,是鸭蛋,鸭蛋有点绿。

赵:为什么想得那么复杂。

杨:哦,这不过就是一个绿圆圈。

赵:不能算对。

杨:那我可猜不出来了,您自己告诉大家吧。

赵:我手上拿的是一张画了一个绿圈的纸。(众笑,杨也笑)

杨:观众朋友,这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玩笑。我们大家对一个事物,往往凭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去解释、回答,其实应该多换几个角度试着破解与思考。

赵:我们的节目当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问题。刚才这个小玩笑,实际上还是有用意的,希望大家对所有问题,轻轻松松地思考,然后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往往从您没有想过的,忽略的角度来回答反而是正确的。

这是对观众善意的提示。文艺题材有时就是需要复杂的表述,如果简单地提醒大家,就失去了趣味性。

可是,我们为了想出前面的点子,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我们变换了多个方式,终于想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句成语时,这个点子随之出现。我不想表示,这个点子是如何的高明,也许朋友们会有更好的主意。但我们觉得,哪怕为了场上气氛能稍稍活跃一点点,我们也愿尽心竭力。

我们一生经历的故事,您可能会觉得有很多很多。其实,仔细回想起来,并不多。真正有点趣味,能拿到大庭广众面前的故事则更少。为了《正大综艺》的串场,我竭尽全力去回想、搜寻。在主持 134 集的过程中,不过才有一二十个故事。活了那么多年才有那么几个故事,读者诸君若不信,您试试看。听到的不算,只说有关您自己的。下面两段串场词就以我的真实经历写出的。

第一个例子,是第 85 期。

杨: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与您共度这个愉快的周末。(众掌声)

赵:杨澜,我倒要请问你,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

杨:今天上午睡了大半天觉。

赵:莫让年华付水流,别老睡觉,做点户外活动也有利健康。你喜欢钓鱼吗?

杨:不喜欢,好像女孩子没有什么人去钓鱼。我性子急,钓不到。有一回,有一个朋友拉我去钓鱼,说给我做鲫鱼豆腐汤。钓了半天一条都没钓上来,就拉他们回来了,也没吃上什么汤。

赵:你不喜欢不要紧,别破坏别人的情绪。

杨:那您喜欢钓鱼吗?

赵:已经很久没钓鱼了,不过我仍有过五次钓鱼的经历,其中还有值得一

说的经历。

杨:那您说说看。

赵:1982 年秋天,我与剧组住在一个湖边,导演约我去钓鱼。他说有两副杆,一人一副。那是个好日子,天高云淡,荒草没膝,四下静悄悄,我们一会儿工夫就钓了半桶。忽然,我的伙伴大喊一声,不好!只见他手上的杆儿只剩了半截,那插上去的杆梢被鱼连钩都带走了,一下子没入水内。

杨:一定是条大鱼。

赵:我想也是。正在恼火,忽然在离我们 50 米外的水面上,那根杆竟然立了起来,在水中转悠。他脱下外衣就要下去。我说,别,别,还是我下去,我水性好。临下水前,我对他说,鱼要是急了,一条尾巴拍在胸口,就能把人打晕,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回去叫人。

杨:还挺悲壮。

赵:我蛙泳过去,尽量不溅水花,游近了一手拽住杆,连鱼一块儿往回拽。咦,可能鱼累了没挣扎,待我游到岸旁,把杆交他手上,往上一提,你猜鱼有多大?(比画一下)也就三两大小。(众笑)

杨澜:赵老师的经历说完了,我想每位朋友都会有自己的经历。今天我们第一站去马尔代夫看看他们怎么钓鱼。

这段串场词就是为活跃场上气氛而集中设置的开台“锣鼓”。故事绝对是真实的。只有讲自己亲身的经历时,才能有投入的、引人注意的叙述。我在讲这段故事时,场上顿时静了下来。观众们饶有兴致地想听听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小鱼。这就形成悬念与结果的不对位,形成了包袱、笑料。在开心的笑声中,整场的录制就显得流畅而顺利。好的开头往往是成功的一半,的确如此。

当然,口语的叙述,要比落在纸上的情节生动,而只有亲历者的有生活依据的诉说,才会有真实的感情,我们的串场词就是依据真实的往事改编成的。

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

杨:我们每次开头的话,都要讲一件亲身经历。我自己经历不多,机会很少,您到过不少地方,讲一个有点惊险的故事吧。

赵:我觉得惊险不如有趣,有趣不如有点道理。我说件小事儿,是在1965 年。

杨:太遥远了。

赵:那一年,我与朋友们到昌平县城。因为有点事,我先回我住的一个村子,打算第二天回去。可第二天一早起来,漫天鹅毛大雪,公共汽车不通了,我只能走回来。走着走着,雪停了。周围银装素裹,一片洁白,空气清新,心旷神怡,我唱着曲子,雄赳赳大步向前。

杨:还挺浪漫。

赵:先经过一个村子,老乡都在家中,可一条小路扫得干干净净。

杨:农民们勤劳。

赵:你说,我该往哪儿走。

杨:人家把路都扫干净了,现成的。

赵: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杨:怎么啦?

赵:那条路上蹲着三条狗,隔一段一条,正看着我呢。(众笑)我想,好狗不挡道,我给你让路绕着走,但根本没这个可能,跟它们商量商量吧。

杨:那怎么商量呀?

赵:我走到第一条狗跟前,做了个手势,嘴上说:“靠边儿。”它还真乖,站起来踩着雪窝绕到我身后,夹着尾巴又蹲下了。

杨:多好呵。

赵:是友好。第二条、第三条照样给我闪道。也可能在与第三条狗打招呼时,我态度生硬了一点儿,刚没走几步,就听见身后,汪汪叫着,三条狗一块向我扑来。

杨:赶紧蹲下,您赶快蹲下。

赵:对,人往下一蹲,狗就退几步,以为你抓石头打它。但我一起来,它们叫得更凶,又扑上来。我又一蹲,它们一退,我跳起来就跑。它们一扑,我又蹲下,再跑。它们气势汹汹,我气急败坏,连蹲五次,这才脱离险境。我觉得我那颗心,咚咚地跳,浑身汗也下来了。

杨:谁遇到这事儿,不害怕呀,不过要是我……

赵:你怎么办?

杨:我惹不起还躲不起,我绕道踩雪过去就算啦!

赵:好,朋友们,下一站去科伦坡,不是看狗,而是看满树的乌 。

这是“四清”时,我在村里遇到的事。我就怕穿别的村,遇上拦路的恶狗。这件事,除了背景我没讲,那情节却历历在目。我觉得在讲这件事时,心里还存有恐惧。

这类串场词,有生活气息,能活跃气氛。但不能一味追求这类效果。再说哪有那么多故事呀。为了使我们的节目具有文化色彩,有时候也要引经据典查阅资料。

在第 148 期中,我们遇到一个可以有感而发的串场机会。这期节目中,恰好有一个小片子,叫《潮汕行》。

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第一站旅游我们请大家看看潮汕地区。如今这里经济已十分发达了。可是早先,这儿是个穷地方,历史上是贬谪官员的地方。韩愈就被贬于此,曾在这儿当了八个月的刺史。

赵:是的,这里的人们修起韩公祠,至今仍在怀念他。历史上苏轼曾作《潮州韩文公庙碑》怀念韩愈。可见韩愈为政之清廉。不过,韩愈当年曾在此有一个奇怪的举动,并有文为证,那就是《祭鳄鱼文》。多么离奇,一位大文学家竟然与鳄鱼对话。这篇文章相当完美,且义正词严。文中有:“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

杨:郑重其事。

赵:韩愈列举鳄鱼残害老百姓罪状。文中说:“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必尽杀乃止,其无悔!”据说,鳄鱼真的在一个风雨之夜溜之大吉,这简直是一篇神话,连苏东坡也著文记述。两大文学家岂不是在讲鬼故事。

杨:鳄鱼能听听文章就乖乖走了,简直离奇。

赵:我想这篇文章是真真实实的,然而是另有所指。其实韩愈这篇文章是向恶势力宣战,文中说:“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杨:那时候,韩愈身体不好,而且又是被贬的官员,地方恶势力一定对他的治理政令进行捣乱。

赵:这些细节可想而知。当时韩愈身体状况确实是挺糟的,他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

杨:未老先衰。

赵:但韩愈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恶势力抗衡,造福一方,其功不可没。

杨:往事悠悠,还是看看当年韩愈所在地,今日新风貌吧。

这段串场词看来稍长了一些。但在综艺节目中,一味地调侃,没有一点文化色彩,格调就不会高。像这样的串场词我们并非刻意寻找,而是信手拈来,有引文有议论,或许在轻松中给爱散文的朋友一点回味,给文化品位较高的朋友一点小小的话题,也算我们的一点古文读后感吧。

对于文化题材的运用,这是唯一的一次较为沉重的话题。但以轻松的方式论古述今,也是我们的追求。

在第 142 期的节目中,我们叙述亲情关系,有这样一次串场安排。

杨:您借给我的资料当中,有这样一篇。1992 年下半年,在香港文化界一次评选大众最喜爱的 10 首唐诗中,您猜怎么着,孟郊的《游子吟》荣登榜首。我觉得孟郊不能和诗仙、诗圣相比吧。

赵:贾岛、孟郊是苦吟派诗人,当然在艺术成就上不能与李白、杜甫、白居易相提并论。

杨:有关评论这样认为,《游子吟》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这首诗用浅显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母爱的亲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感情。

赵: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不论社会发展到哪一步,母爱永远是伟大的,孝顺父母也是人心所向。

杨:像《渴望》《风雨丽人》所表现的亲情,尽管出自普通百姓,却也动人。

赵:著名人物表现出对母亲的孝顺,我就很感动。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同样动人。记得 1982 年我采访安定医院,就为医务人员对精神病患者的关照而感动。我向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就是 10 年前我采访过的安定医院的姜佐宁院长。欢迎您。

这段串场词最终的落点是要表彰安定医院广大医务人员,但综艺节目不可能像新闻节目那样安排。从母子亲情说到人际关系,从人与人的互相关心,谈到人们应该关心弱者。这样,在串场词编排上过渡得较为自然,同时它也承载着很多信息量,既有文化也论及伦理,这种串场我是喜爱的。

编这段串场词也是很偶然的,在办公室读一篇文摘,看到香港评选 10 首唐诗的消息,我与杨澜一商量,下午就用上了。

对社会现象的议论,也是我们串场词的创作内容。在第 169 期里,有一个对“大腕儿”的称呼的看法。

杨:有人看我们的节目请许多名人做嘉宾,就说:“你们请那么多腕儿。”尽管他们说时没什么恶意,可我听了不舒服。您过去听过这词儿吗?

赵:我过去是在旧武侠小说上看过的。郑证因的《鹰爪王》写于解放前,那上面有江湖黑话,把有点名声人称为“万儿”,不是手腕的“腕”,而是一万两万的“万”。有一位评书老艺人叫连阔如,写过一部《江湖丛谈》,列有一些重点,就是江湖黑话。据他讲,有四五万言。说的是中国话,可你不懂,这叫黑话。人家是从文学角度来剖析这些通俗的现象。

杨:可是有一些报纸也居然“腕儿”“腕儿”地用得不少。尤其是正式场合,是否合适,要斟酌一下。

赵: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些流里流气的文人痞气的用法,私下的调侃竟然堂而皇之地上了报端,除了显示自己追求低下格调,把肉麻当有趣,没有别的意义。时下,有些小报记者,也可能是非正式记者,满篇文章,把这些江湖黑话当成自己的专用词,我看这是一种不良现象。一正压百邪,难道不能以我们党历来提倡的文风来扫除邪恶,而非要以邪攻邪吗?

我和杨澜在各地方台录制过程中,总会一到当地就请来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给我们上课,并请他们从风土民俗、文化遗存和今昔对比等方面帮我们尽快扩充知识。我们也按着当地同志的介绍,编成串场词,求教于他们,然后上场使用。

这类串场词,我们力求写得带有特色,不落俗套,但也不能像中学地理教科书一样,罗列一些数字,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不少心得的。下面,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构思走向。

在湖南的串场词(第 112 期):

杨: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和大家共度这个周末。

赵:欢迎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刚才走过的这个镜头,是非常美的,这就是衔远山、吞长江、朝晖夕阴的洞庭湖。这说明我们已经来到了长沙,从陕西来到了湖南。

杨:也就是说,从黄河来到了长江。

赵:一提起黄河、长江,我们在座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就会肃然起敬。

杨:对,我们在湖南可以找到舜帝的墓葬。司马迁告诉我们,当年舜帝南巡的时候死于苍梧之间,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境内。毛主席当时写的那一句诗:“斑竹一枝千滴泪”,讲述的就是这个美丽的、动人的,而且带着悲剧色彩的传说。

赵:楚文化确实是瑰丽的和神奇的。它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当属屈原和他的《离骚》,后来一大批的文人墨客也来到过湖南。

杨:如朱熹、李白、杜甫、李商隐、周敦颐等,太多了,而且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传世名作。

赵:过客骚人,多会于此。这过客指的是什么呢?是遭贬谪之人,如柳宗元,贬为永州刺史;王昌龄,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屈原也是遭谗去职,被长期放逐;还有韩愈。

杨:韩愈不是吧?

赵:韩愈自己说的,夕贬潮州路八千。他大约也路经过此地。

杨:那也算到过湖南。到明清那一代出现的思想家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但可以说湖南是名副其实的人杰地灵的地方,而且出了那么多的伟人。

赵: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何叔衡、向警予、蔡和森、杨开慧,一直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毛泽东是这儿的人。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这些名人和伟人的老乡,我们向你们表示敬意!

串场词的举例到此为止,留待以后详谈。为《正大综艺》下了多少功夫,“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告别《正大综艺》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我参与主持《正大综艺》的一年多之后,我已有了这种感觉。而且越当主持顺手,就越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没跟别人说过,也没向杨澜说过。她正处在业务上升期,年轻人的热情只能鼓励不可泼冷水。我曾想过退出这一栏目,但一时无从说起。我也试着向杨澜提出,假如换一位搭档如何。杨澜也可能是顺口而出,她说,不希望与另外的人合作这一栏目,我也很感动。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有缘分在一起共事,而且合作得还很顺遂,按说没有停止这种工作格局的道理。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很累、很辛苦。而且,撰写串场词的经历和话题的储备已基本用尽了。于是,杨澜也开始有了退意。

我记得多少次,我们在组织自己的串场词时,常为了一两句承上启下的语言的不到位而苦恼。我知道,我很笨,黔驴技穷。但杨澜有一种拧劲,想不出来,大家别走,谁也别吃晚饭。已过下班时间,还常常是站起来又坐下,打个电话问问朋友与家人有什么新鲜事儿。遇到有加班的同事进办公室,问我们“你们还没走?”正好,我们就请教他,有什么小故事或有什么小点子。人家都怕我们了。我们也绞尽脑汁了,杨澜说头都疼了。得,回去吧。有时,我们回家之后,还彼此通个电话,只要想出一个路子,都很高兴。只要思路想好了,凭我们两个人的能力都不费劲就可以把串场词安排好。譬如,第 197 期开头,导演要求有一段抒情的叙述。我和杨澜中午通了个电话,商量一下内容,下午就一人写了一段小串场词,很协调。

这两段串场词是这样的:

杨:春天是所有生命的节日,是岁岁年年又一次蓬蓬勃勃的开始。她是孩子的,也是老人的,她是拂在脸上的风,更是唱自心中的喝彩。

赵:春天在小溪的流水中,跳起了轻盈的舞步。她跃上了杨柳梢头,在湖畔河岸,摇曳生姿。她掀起了万里田原绿油油的滚滚麦浪,她在群芳斗艳的花蕾上绽开了甜美的笑容。

在优美的圆舞曲音乐衬底中,两段串场词说完之后,场上响起掌声,这是对我们努力的回报。

然而,我们《正大综艺》合作之路已到了尽头。于是,我们在场下,几乎很平淡地提到我们的告退。杨澜将去美国“充电”,补充文化营养,开阔眼界与思路。我将走上新栏目《人与自然》。创作集体都恋恋不舍,但大家也明白,也理解,我们的合作可以告一段落了。

这时,我们接到不少观众的来信,希望我们能继续在《正大综艺》主持;也有的观众比我们自己还理解我们,一位观众提出,希望在告别的那一场,我能穿一身白西装,杨澜能穿桃红西装,以示我们的努力与热情。我和杨澜都照办了。

真正奇怪的是《正大综艺》的合作方,竟没有一人表示一次挽留之意。也没有一人表示你干了三年,起码也为《正大综艺》做了宣传。尽管有点别别扭扭,但总还是出了力,表示一声谢谢。谢一声或办个告别饭局不为过分吧,但没有。想想真令人心寒,这正是我决心离开《正大综艺》的一个原因。但我感到创作集体是温暖的,文化界朋友,其他很多位朋友,听说我们告别《正大综艺》,都愿在最后一场出席,为我们饯行,许多观众都表示了遗憾心理,我们也舍不得这样一个群体。总而言之,那分别的滋味是复杂的。

我这时想起了开初与杨澜的一段串场词。那次节目中,有一段《巴顿将军》的影片内容。杨澜在场上说,这部影片不错,演员斯哥特的表演也十分精彩,但他拒领奥斯卡奖。当时,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杨澜,你能了解他的心情吗?也可能是我妄测,影片最后有这样一段旁白:一千多年前罗马的征服者在远征得胜之后凯旋,他的家人与子女穿着洁白的衣服坐在战车上。战车前走着戴镣铐的大队的俘虏,一个奴隶手捧皇冠在他耳旁不断地低声说:“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斯哥特既扮演了一位过眼烟云的将军,又体味了影片结尾的意蕴,这样他的不去领奖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我走进第 200 期的现场,在开机前与嘉宾朋友亲切话别时,为现场热情观众签字与合影时,我很奇怪地想起了当初这段台词。转眼三年,过起来漫长,回头望去一刹那。现如今,我们离开《正大综艺》又差不多两年。太快了。但这一切不都是过眼烟云,爱也好,恨也好,恩怨纠结也罢,总之,一切结束了。道是无情却有情,我至今怀念我的合作集体,怀念我所付出的努力,怀念我的观众朋友。

关于这第 200 期的详细情况,《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史诗以《聚散两依依》为题,做了真实的记录。现将它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1994 年 1 月 23 日下午,《正大综艺》第 200 期实况录像,这一期是赵忠祥、杨澜最后一次主持,几天以后,杨澜就要飞赴美国。

14:00 赵忠祥从第六化妆间出来,他身着白色的西服、藏红色的领带,旁边的杨澜是一袭桃红色的西服。几天前,有一位热心观众曾来信,建议他们今天的着装红白搭配,以寓意“真诚的奉献和有过的辉煌”。他们和嘉宾亲热地打招呼,都是老朋友了。老朋友聊天中少不了插科打诨,尤其有了侯耀文、石富宽、王景愚、蔡明几位以喜剧见长的嘉宾。

14:25 嘉宾开始就位,赵忠祥和总导演辛少英一前一后走向演播室。“这场戏永远不要散,该多好啊!”辛少英说。赵忠祥脸上很平静(波澜在他心里?)“今天下午咱们有的是时间,不急,一段段来。”他叮嘱辛少英。

14:50 演播室里座无虚席。“大家知道这一期是正月十一才播出,提醒你们答题时千万别说快过春节了什么的,您就假装春节已经过完了吧。”两位主持人做开始前的最后叮嘱,观众笑了。

15:00 灯光亮,《正大综艺》开始曲响起,节目照例从介绍嘉宾开始。石富宽自己说,这回他是主动报名来的,为的是向赵老师和杨澜告别,也顺便捎来观众的感谢。

15:20 第一个节目是关于“家”。画面在舒缓的音乐中展开,背景音乐是那首古老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也译为“一路平安”),不知是有意选的还是巧合? “不论走到海角天涯,我们忘不了这里曾有一棵松树,有一朵兰花。”阎肃诗一样的话语脱口而出。杨澜不禁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及时应答上来。

16:30 结束了“世界真奇妙”的神游,杨澜在观众席前站定:“此刻,我有很多话要说,可又觉得有些话说出来挺酸的,也许唱出来会自然些。”她邀请王志文和她一起唱《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我是如此平凡却又是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在歌曲的间奏中,杨澜缓缓地说:“就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四年过去了。我对节目的感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帮助、关怀、批评我的老师、同事和观众……”说到这里,杨澜哽咽了。

16:40 两束鲜花送到赵忠祥和杨澜的手里,他们在掌声中又把花传给嘉宾。“该说再见了,每次都和观众朋友说下个星期再见,而这次却是一次真正的告别。真诚感谢给予过我们关心和支持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不足之处请朋友们谅解……”赵忠祥那深沉的话音成为结束语,而真正的结束语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16:50 观众退场。有人走上来请主持人签名,天坛家具公司的两位同志握着赵忠祥的手:“我们永远忘不了您带给大家的欢乐,谢谢您。”

17:00 赵忠祥、杨澜和《正大综艺》同事们挨个合影留念。

17:25 演播室的灯光又暗下来。往外走的王志文颇为伤感地说了一句:“离别挺让人难受的,尤其又有一个朋友要出远门。” 杨澜拿起她的羽绒衣,神情黯然,声音低沉地告诉记者:“我原想高高兴兴地和大家道别,可是一下子情绪控制不住了。在这里,我只想说:祝愿大家在新一年都有好机会。”

17:32 杨澜最后一个走出演播室,她竟然没有回头看一眼。她的眼角有些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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