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常常被人相提并论。

一个“东邪”，是来自东亚、善于剑走偏锋的日本软银掌门人，手握两只愿景基金，疯狂给科技初创公司砸钱，千亿美元规模的第一只基金两年来的回报率接近30%。

一个“西毒”，是来自大洋彼岸、擅长以静制动的股神，身怀“价值投资”宝典，稳扎稳打重仓全球优质企业，过去五十年间投资复合年增长率将近20%，远超标普500指数。

两个人年岁有别，大绽风采的年代也不尽相同，被看作后起之秀的孙正义，时常被人称为来自日本的“科技界巴菲特”。

甚至，连孙正义自己也曾经信誓旦旦放出豪言：

我的目标是成为科技行业的沃伦·巴菲特。

我们（软银）的目标是成为科技产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显然，在孙正义眼中，想成为股神的自己与真正的股神之间仍然存在一段不短的距离。而且他还很清楚，两人涉足的投资领域原本应当算是“井水不犯河水”，自己甚至没有多少“跨界”的意思。

如此看来，除却均是身家豪富，这两位世界级的投资大佬几乎可以算得上是风马牛不相及。当人们越发频繁地拿两人及其旗下公司进行比较，他们越会发现，二位之间的相似之处终究都是流于表面。

孙正义不是巴菲特。巴菲特也不是孙正义。

他们只是他们所选择的自己。

“形”似：愿景基金很像伯克希尔

有一说一，他们确实有些地方十分相像。细细研究几年之后，就连华尔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作为最早考虑两人和两家公司“兼容性”的投行之一，伯恩斯坦旗下分析师Chris Lane曾在2017年10月的研报中这么写道：

我们愿意把软银看作是专注于科技产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核心业务不是保险，而是“价值投资”，软银的核心业务则是“技术投资”。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研报面试前不久，软银第一只愿景基金已经顺利诞生，孙正义借此着手在互联网基础设施领域展开布局，兴趣多集中在占有高市场份额、高估值的“双高”初创企业。

在部分评论看来，软银此举正是无异于创建了一个小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唯一的差别在于，愿景基金投资的大多是尚未取得盈利的年轻科技公司，而非稳定的老字号企业。

一如既往，孙正义像个赌徒，不管不顾大举押注科技股；巴菲特则是秉持“不熟不买”的原则，稳重地远离自己并不理解的科技领域，在深入研究过的行业内赚得风生水起。

两人如此泾渭分明，说来也逃不开一个原因：两人生于不同年代——巴菲特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而孙正义小了股神几轮，现在仅仅稍逾花甲。

光看年龄，少年时代似乎早已离他们远去，但他们却都曾经实实在在年少有为，少时所遇见的导师级人物甚至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此后的一生。

无愧于股神之名，巴菲特在年仅11岁时便以38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只股票，随后在40美元时卖出，小赚了一笔。

可惜的是，这只股票后来竟然一路涨至200美元，这令巴菲特懊悔不已，但也因此学到了长期持股、耐心投资的道理。

上大学之后，巴菲特师从“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导师书中一句“最明智的投资，是朝向事业化发展（Investment is most intelligent when it is most businesslike）”为他的投资之路奠定了基调。

自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他本想进入格雷厄姆所创办的投资公司工作，却遭导师婉拒，过了几年才如愿以偿。在导师手下，他严格遵守安全边际法（margin of safety），投资的公司内在价值大于公司市值。

两年后，格雷厄姆退休关闭公司，巴菲特随即自立门户，开始尝试投资合伙事业。在1956年至1969年期间，巴菲特不断实践价值投资哲学，并进行了不少套利交易，年平均投资复利逾30%，远超大盘的7%-11%。

不过，在1959年，29岁的巴菲特遇到了他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在这位低调智囊的提点下，巴菲特的风格渐渐发生了变化，从绝对的“价格低于价值”转型寻求具有持久性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

忘记你过去用很好的价格买进普通企业的做法，转而用普通的价格买进很好的企业。

—— 来自芒格的建议

反观孙正义，巴菲特声名鹊起之时，他才刚刚出生。但他们命运的轨迹一度如此相似：同样在一本书中找到了投资的真谛，并从一个人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十六岁那年，他被市面上的一本畅销书——《犹太人经商法》深深打动，便想方设法见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的日本麦当劳董事长藤田田。

藤田田没有轻视这么一个还在读书的年轻人，反而跟他面对面聊了15分钟，并告诉他：

不要看过去的工业，而是要关注未来的行业。计算机应该是你进军的方向。

此后，认为藤田田言之有理的孙正义一发不可收拾。在巴菲特大走背字的1975年，孙正义在美国校园里贩卖从日本引进的电子游戏，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过了一年，他又捣鼓出可以发声的多国语言翻译机，并将专利卖给夏普公司，成功挣到100万美元。

毕业以后，孙正义创立软银，并在站稳脚跟后彻底走上“科技兴企”之路，先后投资初出茅庐的雅虎与阿里巴巴，站在队伍的最前头吃下了第一波互联网红利。

作为投资领域的“时间旅行者”，孙正义利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先在较为发达的美国发展业务，待到时机成熟杀回日本，然后再择机进军中国和印度，犹如驾驭着时光机在过去和未来间穿梭。

从资本密集、利润率低的电信行业转向成立愿景基金的投资模式，孙正义的步子迈得很快也很大，近年来逐渐崭露头角的Uber、滴滴都成了他的“裙下之臣”。

看好的企业，他最终一个也没有放过。

神不似：风格天差地别

诚然，巴菲特之于伯克希尔·哈撒韦，正如孙正义之于软银——不仅是门面，更是精神核心。

从明面上看，他们拥有同样老到又精准的投资眼光，收获的投资回报也同样丰厚。但是，比起他们深如天堑的截然不同，那一些共通之处就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

众所周知，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候，巴菲特都十分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弱势，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态度甚至都是“我不太理解，那就远离这些”。

他不喜欢风险，投资领域稳定又集中。对于不懂的行业，他尝试过，但失了手——财大气粗重仓正在转型的IBM，第一年就买了逾百亿美元股票，也是曾经的第一大股东。

但没有料到，在从PC走向云计算的转型道路上，IBM输给了亚马逊和微软。巴菲特因此不慎遭到套牢，还一套就套了五年，直至去年才完全清仓。

碰壁之后，巴菲特对科技股愈发小心谨慎。但在美股近十年科技股浪潮身前，屡屡错过良机的股神也不免有些懊恼悔恨。

巴菲特一直不是一个十分灵活的投资者。反复徘徊犹豫多次，他才终于在2016年下定决心，建仓苹果并逐年增持，后来又买入亚马逊，甚至屡开金口称赞谷歌。

在很多人看来，以往主要投资消费股和金融股的巴菲特变了口味，似乎意味着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整个投资逻辑将会发生改变，“价值投资”的定义也将随之变得更为广阔。

巴菲特的“护城河”里，原本多是一些业务简单易懂、获利长期稳定，且拥有自由现金流的公司，股神最爱的软饮——可口可乐就是个中翘楚。

但现在，超出传统价值投资范畴的科技公司也被允许踏进来“分一杯羹”，这是否代表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有了全新的缺口，正在向“科技企业狂人”孙正义靠拢？

非也。

说到底，巴菲特看重的仍旧是价值投资当中的“价值”，只是这“价值”现在并不等同于绝对的低市盈率，而是综合考量公司各项指标之后的产物。

他选择的公司依旧在利润、现金流等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是实打实的赚钱机器。各大银行股自不必说，诸如苹果、亚马逊之流的科技公司，他也是等到他们变得成熟可靠了才愿意伸手采摘果实。

相比于稳扎稳打、专注二级市场的巴菲特，沉迷在一级市场搞风投的孙正义身上更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能够入他法眼的公司，绝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反而基本是都要借着他和软银的“大腿”才能从燕雀长成鸿鹄。

细细数来，愿景基金的“赌注”遍布运输物流、高尖精科技、金融科技、医疗科技、房地产等等领域，渔网撒得非常之大。

除了最出名的几家共享出行公司之外，建筑公司Katerra、印尼电商Tokopedia、中国平安好医生等企业也都收到了来自孙正义的橄榄枝。

截至今年6月底，软银愿景基金已向83家公司投入了714亿美元资金，投资收益高达202亿美元，投资者分红也达到64亿美元。

只是，在市场眼中，软银这还是在利用自身的业务盈利以及外部投资者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在对流动性较差的初创企业进行定价过高的投资——押注了未来的“成长”，轻视了现在的“价值”。

这么一通操作下来，甚至有人进一步质疑，孙正义对于科技行业的理解是否还不如巴菲特——“软银投的大部分都不算科技公司，而是依赖人工智能或物联网领域新专利来开发商品和服务的公司”。

物联网是孙正义的梦想。

在他勾勒中的未来，每个人每一样东西都与互联网连接，“即便我们占据整个手机市场，那也不过是70亿条电话线路而已。我们要做的，是将1万亿台设备连上互联网”。

基于这样的未来理念，孙正义野心勃勃，率先垄断物联网的底层核心技术和关键应用场景：芯片技术和共享出行。

为此，他孤注一掷斥巨资322亿美金全盘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 Holdings，又把全球范围内的共享汽车领头羊投了个遍，提前做好了大冒险的准备。

他很狂，胆子也很大。就算过往数十年的投资成功率只有5%，他仍旧愿意承担大起大落的风险，信任直觉广泛下注，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想法架构自己想要的企业生态。

对待近年业内趋之若鹜的投资风潮，他同样是这么一个“先投再说”的态度。

在2017年的那一场牛市狂欢里，孙正义高喊着“数字资产会成为人类最大的资产”，踩着比特币的绝对顶部——接近2万美元的价格入场。但热潮很快过去，在价格暴跌之后，他的个人损失高达1.3亿美元。

相比起来，老神在在的巴菲特就很少去追逐这种心血来潮的刺激式投资。虽然没有否定区块链，但他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比特币的厌恶之情：

这就是一种赌博工具，其中有很多欺诈现象。比特币自身并不产生价值，对我而言算不上是一种投资。

论及投资，巴菲特总有诸多考量，慎之又慎，任谁看了都会说一句：“老哥，稳！”

除了对公司运营和财务细节上的了解，他对公司管理层的要求也非常之高——看重的东西一共有三样：智慧、主动/有活力、正直，“若是没有正直，前两项就会调转刀刃杀死你”。

而作为“独角兽金主”的孙正义并没有巴菲特这么在意这些。他曾经看上因创始人接连不断的丑闻而“天下大乱”的Uber，又接手了创始人频频引发质疑的WeWork。

然后，那些创始人都被渴望自救、也渴望软银出手相救的公司董事会赶走了。

在创始人与资本的这场大战之中，孙正义几乎总是能赢。只是这最新的一次，他赢得心力交瘁，最后还不得不支付在外人看来十分不值的十几亿美元才能把那尊大佛送走。

后来，孙正义终于承认，自己高估了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好的一面，而对此人的关于企业管理等坏的一面“视而不见”，当初“应该多了解一点的”。

我从诺依曼身上汲取到了深刻的教训。我的投资判断在许多方面都很差，对此，我正在进行深刻的反省。

然而在这个时候，孙正义已是众口一词“跌落神坛”。而大洋彼岸稳健保守的股神巴菲特，状况也不见得有好到哪里去了。

难兄难弟：一起比惨 痛苦减半

在那一纸中止IPO的声明过后，市场眼睁睁地看着WeWork从一只超级“独角兽”变成了声名狼藉的“毒角兽”，估值从最高的470亿美元大举缩水到区区80亿美元，作为最大外部股东的软银，也因此栽了一个大跟头。

光环消失，二级市场拒绝为一级市场的疯狂买单。无奈之下，软银也只能硬着头皮挽尊接盘，很快就向WeWork发起总价值最高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提供50亿美元的新融资，并称要加快原定15亿美元的融资承诺。

自2017年斥资3亿美元入股WeWork以来，孙正义一直十分看好这家公司的前景，软银迄今总投资逾两百亿美元，现持有WeWork近八成股权。

砸下这么多真金白银，奈何WeWork并不争气，软银在多方的利弊权衡过后，也只能选择“打落牙齿和血吞”，甚至花大价钱清除了“毒瘤”：WeWork的创始人诺依曼。

为了让这位尚未上市就大举套现至少7亿美元、热衷于购买豪宅的创始人走人，软银向他支付了总计17亿美元来转让控制权、退出董事会。

不过，诺依曼现在仍持有WeWork股份，能以“董事会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董事会会议。他可以旁观会议，但不能对决策投票。

即使这样他也赚大了，毕竟，17亿美元里有1.85亿美元属于打着咨询费名义的遣散费，金额超过了美国任何一位CEO去年全年的收入。

这一通操作下来，软银集团出现了十四年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当季经营报亏7040亿日元（约合65亿美元），去年同期则为盈利7060亿日元。

更重要的是，软银愿景基金面临了大额资产减记的压力，二期募资也遭拖累受挫，孙正义多年以来打造的“投资神话”信誉度也直线下跌。

对于这样的境况，孙正义已经开始感到“羞愧和紧张不安（embarrassed and flustered）”。但与此同时，海对岸的巴菲特则是各种意义上的“稳如泰山”。

由于迟迟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大型并购标的，即使三季度又花了7亿美元回购，巴菲特手上的现金还是越攒越多，气得老股东直接站出来就是一顿指责。

在大牛市期间，“吮吸手指（巴菲特名言：看到了机会却什么都不做就是‘吮指之错’）”并不能让公司达到预期收益。

对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来说，此次的大牛市本可以成为其职业生涯结局的一个高潮。

——伯克希尔·哈撒韦长期股东、Wedgewood Partners首席投资官David Rolfe

截止三季度末，伯克希尔·哈撒韦现金储备达到1282亿美元，高于第二季度的1220亿美元，创下新的历史纪录。

更令股东生气的是，在美股十年牛市之中，股神掌舵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其实并没有跑赢大盘：2009年迄今，伯克希尔A类股股价上涨了323%，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34%；年初至12月初，伯克希尔股价涨幅仅为个位数，而标普500指数涨幅接近25%！

是巴菲特不想投吗？并非如此。

他也曾说过，依旧希望用公司堆积如山的现金进行一次大象级别的巨量收购。但与此同时，市场反弹使任何可能的收购目标都变得非常昂贵，而他并不想让自己在交易上超支。

而且，在他看来，目前具有良好长期前景的企业“价格高至天际”，直接收购公司的溢价已经过高，部分由于来自私募股权公司的竞价“战争”——稳如股神，并不愿意跟由债务推动、不吝于溢价收购、倾向于快速转手的私募股权公司一争高低。

可是，等他好不容易在“黑色星期五”看上一家科技公司，却又惨遭知名私募股权机构Apollo Global Management（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截胡”，最终落得一个空手而归的下场。

想投投不了，抢也抢不过，任谁看了都忍不住想问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或许还能。

毕竟没有人能忘记股神在2008年金融危机动用现金抄底的“当别人贪婪时恐惧，当别人恐惧时贪婪”的操作。

结合著名的“巴菲特指标（即衡量市场健康程度的股票总市值与GDP比值）”来看，股神现在疯狂囤积现金，其实并不难理解。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高峰时期，美股与美国GDP的比值飙升到了146%；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一比值为137%；到了今年，这个指标则高达139.3%。

暗戳戳地，咬定“金融危机将再次到来，不可避免”的股神巴菲特，似乎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了。

而在WeWork身上遭遇人生滑铁卢的孙正义，也终于开始学乖了。

一改从前为初创企业不吝重金、鼓励被投企业快速扩张的激进打法，孙正义话锋一转，强调公司需专注创造现金流，还提出企业应该在“实现盈利、现金流充足且可持续”的情况下上市。

如今世界已经改变，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每一家公司准备足够强大的基础，这样投资者才能相信公司会做得很好。不仅仅只是营收、总商品价值以及日活用户数量。

没有所谓的GMV、营收或用户数量的倍数一说，这些都很难证明是正确的。最终还是自由现金流的倍数，再无别的衡量标准。公司的估值是多少？就是稳定状态下的现金流倍数。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孙正义的口味正在慢慢向老成持重的巴菲特转变，力求进化成真正的“东方股神”呢？

没有人知道。

泡沫或者风口，现在都还只是辉煌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动。渔网已经默默结好，一张四平八稳宠辱不惊，一张瓜剖棋布一掷千金。两双织网的手都已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这股东风会不会有一天领着“东邪”与“西毒”走上一条一模一样的投资之路？这，或许仍需市场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