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返理性之源
魏敦友
作者简介：
魏敦友 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现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1997 年 05 期
原发期刊：《江汉论坛》1997 年第 03 期 第 58-62 页
1935年5月7日至10日，胡塞尔（E·Husserl 1859—1938）应维也纳文化协会之邀，作了题为《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的学术演讲，表达了他作为一代哲人对当时风雨飘摇的欧洲的总的看法。这次演讲又被称为“维也纳演讲”。人们常常把胡塞尔看成是一个具有浓厚经院气息的哲学家，然而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却涌动着对现实世界最为深切的关注，“维也纳演讲”只是一个证明。本文不能仅仅被看成是对此演讲主题的诠释，更重要的，也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对胡塞尔整个现象学主题的诠释。
一、对精神科学艰难处境的哲学反思
胡塞尔所处的时代，整个欧洲危机四伏。30年代，谈论危机几乎成了欧洲人的一种时尚，甚至许多著名学者专门以研究危机为自己的职责。胡塞尔也象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对欧洲的危机非常关注，但是与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的人比较起来，他对整个欧洲危机的根源有着更加深刻而独到的把握。胡塞尔不是泛泛地谈论危机，恰恰相反，他是通过深入到欧洲精神的内部来展示危机的来龙去脉的。
在近代欧洲，一个相当显豁的现象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一直占据着人们生活漩涡的中心，而精神科学（humanistic sciences）则不幸地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它对世界的成功解释，另一方面是精神科学在对生活的解释中屡遭失败，它无法给生活提供一个象自然科学那样对世界的精确而严格的说明。
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是有其内在依据的，它可以追溯到自然与精神割裂的二元论哲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然科学对象的精密确定。虽然二元论在哲学上是笛卡尔的贡献，但是实际上在伽利略那里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胡塞尔指出：“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①]在这种思维背景下，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希腊哲学中自然观念的一种新的观念出现了，这就是“客观世界”（objective world），它被解释为与人隔绝了的、在实在方面和理论方面都是自我封闭、自我系统的物体世界，它在近代科学哲学中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从而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可以对它进行数学的精确描述。
精神科学也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发展成为精密科学吗？首先，它有象自然科学那样明确的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对象吗？根据笛卡尔的哲学二元论，抽象掉精神可组织成自成系统的所谓“客观世界”，那么反过来，抽象掉自然是否可以形成独立完整的精神从而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呢？胡塞尔指出，精神科学的主题当然是人的精神，“在精神科学中，理论兴趣独一无二地指向由各个个人（persons）组成的人类，指向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活动，相关地，也指向这些活动的最终成果。作为一个个人活着就是生活在社会的框架之中，在其中，我和我们都一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作为一个视界（horizon）为我们所拥有。现在，共同体组织成或简单或复杂的各种不同复杂形式，例如象家庭、民族、国际共同体。在此，‘生活’一词不可取生理学上的创造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在历史之中创造文化。”[②]因此，精神绝对不可能象自然那样被抽象成一个孤立自足的体系，毋宁说，精神乃是开放的，生动活泼之流，精神与自然相比是更为本源的创造。
然而很久以来，自然科学具有神圣不可冒犯的尊严，它的精密性、准确性、可控制性一直是精神科学梦寐以求的榜样和范式，因此，精神科学只有作为自然科学才是可能的，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具有不可质疑的绝对性，从而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准则以及评价标准。这样一来，精神科学的实践者们在胡塞尔看来完全受着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宰制，于是他们“完全忽略了提出有关普遍而纯粹的精神科学的问题，也忽略了寻求关于作为精神之为精神的本质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其有自己的要素与法则的精神序列中寻求无条件的普遍的东西。”[③]胡塞尔深刻指出：“只要以对周围世界的自然主义的关注焦点为基础的客观主义的素朴性还没有被认清，只要人们还没有彻底认识到世界的二元论的解释——即把自然与精神视为同等意义上的实在（Realitiiten）——的谬误，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进展。我的严格看法是：关于精神，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有一种客观的科学，关于灵魂也不会有一种客观的理论——‘客观的’其意思是：它许可我们将空间—时间性形式的实存归于灵魂或者人的共同体。”[④]
因此，要求精神科学象自然科学那样去获得自身的客观性是相当荒谬的，为了保证精神科学不再成为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牺牲品，使精神科学是其所是，就必须重新严肃认真地审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在关联。无可否认，自然科学自近代以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向所有学科（自然包括精神科学）的强劲辐射乃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它能从自身获得自我理解吗？也就是说，关于自然科学本身有一种“自然科学”吗？在这一追问之下，自然科学的高傲不可一世为荒谬性所取代。胡塞尔指出：“自然科学（同所有科学一样）是精神活动的一种称呼，是与其他人合作的自然科学家们的精神活动的一种称呼，这些活动本身同所有精神事件一样，都属于应该由精神科学来解释的领域。”[⑤]胡塞尔进一步指出：“真实的自然在其贴切的科学意义上是研究着自然的心灵的产物，所以关于自然的科学以关于精神的科学为前提。”[⑥]这样一来，近代以来流行的关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了，不是精神科学只有作为自然科学才是可能的，恰恰相反，自然科学只有作为精神科学才是可能的。
二、从精神科学看精神的欧洲
必须指出，胡塞尔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内在关联的深刻辨析决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纯粹学术的兴趣，其根本旨趣乃在于揭示出真正的精神的欧洲或真正的欧洲的精神。在胡塞尔看来，这个主题纯粹属于“精神科学的问题”，只有精神科学才能担此重任。
那么，什么是精神的欧洲或欧洲的精神呢？胡塞尔认为，正如这个概念本身所表明的，它绝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因为从精神科学的意义上非常清楚，英国、美利坚合众国无疑都属于欧洲，而爱斯基摩人、乡村市场上的印地安人或者一直在欧洲游荡的吉普赛人则不属于它的范围。胡塞尔说：“很清楚，欧洲这个称呼指一种精神生活和一种创造性活动的统一体——包括它所有的意图、兴趣、关怀和烦恼，包括它的规划、机构和制度。”[⑦]因此，欧洲的精神形象是一种展现内在于精神的欧洲的历史中的哲学观念，而哲学从根本上乃是欧洲精神的精髓，它内在于欧洲的全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从而成为一种内在目的。欧洲历史处于一种内在联系之中，而这种联系从实质上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结。因此，“不管欧洲诸民族之间会如何相互敌对，它们之间仍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的亲和力（inner affinity of spirit），这种精神遍及所有民族并且超越它们的民族差异。这是一种兄弟般的关系，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处在这个圈子中的家里。”[⑧]胡塞尔认为，欧洲的人性中有一种天生的生命源泉，这一源泉自始至终支配着欧洲形象的变化，并且赋予它朝着生活与存在的理想形象的发展的意义，即向一个永恒的极的运动。人是精神的统一体，人性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个完成了的产物，它不断地创造，而且绝不会自我重复。所以，精神科学必须从精神历史的观点出发，从而展示出一种历史的内在的目的论（teleology）。
胡塞尔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希腊。在胡塞尔看来，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的古代希腊民族乃是整个欧洲在精神上的诞生地。正是在古希腊民族那里，个体对于其周围世界的一种新的态度开始成长起来，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精神结构，这种精神结构以一种系统的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古希腊人称之为“哲学”。胡塞尔指出：“在其原本的含义上正确翻译的话，哲学指的不是别的，而正是普遍的科学，即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关于整个存在的普遍统一性的科学。不久，对总体性的这种兴趣以及有关包含一切的变化并导致种种结果的存在的问题就开始按照存在的一般形式和区域而将自己具体化。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就这样被分化为各种不同的具体科学。”[⑨]胡塞尔认为他在这里洞见到了“精神的欧洲的本源现象”，即作为普遍科学的哲学内在地含摄着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观念内在地支配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具体科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正是哲学。因此，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理想从根本上说完全是同一的，它们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它们各自所包含的普遍性的不同程度。
当然，在胡塞尔看来，古希腊人的哲学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即经历了一个由前哲学和科学到哲学和科学的一个转变。在前科学阶段，人们束缚在具体的、有限的形式上，其存在是短暂的，然而科学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性，因为，“科学活动所造就的东西不是实在的，而是观念的东西”[⑩]，科学具有观念性特征，它是无限的、永恒的。
从前科学到科学，即从有限到无限，从暂时性到永恒性，这是古希腊哲学所完成的彻底转变，它第一次通过对新的无限性含义的完全观念化来确切地表述自身，最终把属于有限领域的一切观念和人类的整个精神文化都毫不例外地纳入自己的范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指出：“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甚至在哲学——科学的范围之外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无限观念（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表达式的话）。但是这些无限观念所具有的类似的无限形象（无限的任务、目标、证实、真实、真实的价值、真正的善、绝对有效的准则）主要是归功于人通过哲学及其观念形式所达到的转变。因此，与无限性观念相吻合的科学文化意味着对整个文化的革命。这场革命影响到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整个存在方式。这还意味着对历史形态的革命。由于这场革命，历史带着无限的任务进入人类，而在这个程度上说，它此时也就是有限的人的消逝的历史。”[(11)]
在胡塞尔的心目中，中国人和印度人始终没有培育出理论态度，在这两个民族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无疑是实践的兴趣。只是在古希腊人这里才发展出一种普遍的活生生的理论兴趣，它所关注的是本质上创新的纯粹理论性的态度的形式。正是这种理论的兴趣促使了哲学的产生。
胡塞尔对古希腊哲学的这一番考察实际上是对他心目中理性的本质的一个描述，理性的本质正是基于理论态度的古希腊人所展示的人与世界之间活泼的关系，理性的本质在于原创性，而绝不在于事实性。在胡塞尔看来，精神的欧洲当是源于古希腊人真正普遍的科学即哲学所支配和指导下的欧洲，欧洲的精神寓于理性的本质之中，无限的创造与不断的再生构成欧洲精神的本质特征。因此，胡塞尔正是从这里寻找欧洲文化的奥秘之所在，欧洲文化的勃兴正是体现了古希腊精神，反之，违背古希腊精神，必然造成欧洲文化的危机。
三、欧洲文化的危机和回返理性之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社会和文化处在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之中，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它引发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并蔚成大潮，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文化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能象非理性主义哲学家那样把欧洲的危机归咎于理性吗？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的危机绝对不是理性本身导致的，理性本身并无罪过。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性是原本的古希腊意义上的理性，而它的根本任务乃是引导我们达到成熟的发展。因此，欧洲的危机不仅不能归咎于理性本身，恰恰相反，正是理性文化的衰落引发了欧洲的危机。
那么，理性文化是如何衰落的呢？胡塞尔指出：“理性文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不在理性的本质之中，而仅仅在其外部形式之中，即在它对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偏执之中。”[(12)]理性的本质乃是精神的统一性、普遍性、无限性、观念性，它实现在普遍的哲学里，普遍哲学所表现的是“人的生存及其无限任务的准则的水平，即纯属于永恒的那种生存的水平，只有在绝对普遍性的形式中才是可能的。绝对的普遍性先天地包含在哲学观念之中。……这一部分可以说是行使文化功能的头脑，真正健康的欧洲精神坐落在它的常规运行之上。因而，更高的人和理性的人性要求一种真正的哲学”[(13)]。
在胡塞尔看来，有一种危险始终潜伏着，即普遍哲学有可能与作为某一时代的特殊哲学相混淆，甚至为后者所代替。普遍哲学是作为无限任务的观念的哲学，而在任何特定时代具有历史现实性的哲学只能被看成是为最终实现真实的无限性与总体性这样的指导性观念的程度不同的尝试。后者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而普遍哲学的实现正是要在这种绝对必要的片面性基础上来理解和完成它的无限的任务。胡塞尔指出：“必须永远掌握哲学的真实与全面的含义，掌握哲学的无限视界的总体，它必须把它当作自己的目的。”[(14)]即是说，在有限性的基础上必须充分意识到无限性，片面性绝不能视自身为普遍性，把有限性绝对化将导致片面合理性。这种片面合理性在欧洲文化史上的表现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理性主义，虽然它视自己为真正的从而也是普遍的理性主义，然而在胡塞尔看来，由于它没有摆脱素朴性，它深陷于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而不可能成为普遍哲学。即使始自康德的德国唯心主义试图克服这种素朴性，但它因为缺乏现象学，无法达到更高的反思层次，因而也不可避免地错失了普遍哲学。
胡塞尔认为，素朴性是普遍哲学的大敌，因此必须对素朴性进行深入的批判和细致的考察。在胡塞尔看来，素朴性在前哲学阶段有其生长的根。因为在前哲学时期，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必然把目光朝向世界，上升到哲学层面来看，很自然地，世界被解释为由存在着（What is ）构成的宇宙，世界从而成为相对于人对世界的表象的客观世界，这就是哲学为什么在开始是宇宙论（cosmology）的原因。进一步，人的精神也被解释为一个实体，也被客观化了，一切心理体验如经验、理想、意愿等等都具有客观性。如此一来，一个值得注意的裂痕出现了，一方面，人类属于由客观事实所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作为个人、自我，人类还具有欲望、意图、目标、准则等等。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非凡成功，便发展到关于精神的知识，科学的理想是把精神也当作一种自然来研究，其前提是把精神看成是实在的并且客观地寓于世界之中。胡塞尔指出：“由于这种看法，对世界的解释立即就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即心理—物理的形式。同一种因果性——只不过分裂为二——统括着世界；合乎理性的解释的含义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对精神的解释在能够成为普遍的唯一途径中包含着心理的东西。不可能有对于精神的东西的纯粹而自足的解释；至于开始于对自身心理经验中的自我（ego）然后又扩展到他人的心理（Psyche）的这样一种经验，也不能够有任何内向的心理学或其他什么理论。我们必须步入的是一条外部的道路，是物理学和化学的道路。”[(15)]
这条对精神进行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解释的外部道路尽管看起来具有完美的自明性，但它却处于深深的晦蔽之中，因为无论如何它仅仅具有一种素朴的片面性。素朴性观点有一个摆脱不了的致命的缺陷，就是它无法解决“主观性之谜”：“任何客观的科学都无法公平地处理实现科学的主观性（subjectivity）”[(16)]。自然科学家始终不明白，生活的周围世界是他的主观思想活动的牢固基础，周围世界永远被预设为基本的工作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中，他的问题和方法才产生意义。虽然数学自然科学在技术地掌握和控制世界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由于直观的周围世界——这一纯粹的主观领域——在科学的主题结构中被忘却了，因而运行着的主体也被遗忘了，科学家本身没有得到研究”[(17)]。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揭示纯粹主观性的全部奥秘，在纯粹主观性未得到充分展示之前，自然科学是无从得到理解的。
对纯粹主观性奥秘的揭示，对欧洲精神最深刻最彻底的展露，甚至对欧洲危机的拯救，在胡塞尔看来，这一切都殷切地期盼着现象学的到来。现象学是向欧洲精神家园的回返，是向真正的理性之源的回返，从时间意义上看是向本源的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回返，因而是全面的、真正的、绝对的、无限的、整体的理性主义。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可以说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具有令人惊异的深刻性的笛卡尔的基本性思考已迫近现象学；然后它又出现在洛克学派的心理主义中；休谟几乎踏上了它的领域，但失之于盲目性。而第一位正确地瞥见它的人是康德，他的最伟大的直观，只有当我们通过艰苦努力对现象学领域的特殊性获得其清晰认识以后才能充分理解。”[(18)]因此，现象学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彻底发展和完成，反过来，也只有从这种发展和完成了的现象学才能透彻地理解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才能理解理性的本质。
布伦塔诺（Brentano）的意向性理论为现象学地理解精神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起点。胡塞尔认为，正是在精神的意向性活动中把握精神的本质的方法以及通过一种不断逼近无限的一致性来对精神进行清理的方法，导致了先验现象学的出现。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笛卡尔沉思》一书中指出：“我们务必关注这一事实：现象学的悬置敞开了（向我这个沉思着的哲学家）新的无限的存在领域，它是一种新的经验——先验的经验——的领域。”[(19)]先验的经验领域乃是精神的领域，只有通过纯粹先验现象学才能科学地理解它。因为在这里“精神不再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或者是与之并列的，而自然反倒归属于精神范围。因此，自我也不再是在预先归属于精神范围。因此，自我也不再是在预先给予的世界中伴随着其他孤立物的一个孤立物。这样，有关外在于或并列于其他自我的许多个人自我（Personal egos）的严重问题终结了，而这有利于在各人之中而又相互渗透的存在之间的紧密关系”[(20)]。意向性的现象学第一次使作为精神的精神成为系统的、科学的经验领域，从而使近代哲学导致了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倒转。“绝对精神的普遍性将整个存在都环抱在一种绝对的历史性之中，自然作为一种精神产物顺应这绝对的历史性。正是意向性的——即是说，先验的——现象学通过自己的出发点和方法照亮着主体。” [(21)]
这就是胡塞尔呼唤的“理性英雄主义”，正是通过现象学，回返理性之源，回到欧洲精神的本源故土，彻底克服近代理性哲学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从它对精神的蛮横无礼的憎恨之中恢复过来，从而摆脱欧洲的危机，凤凰涅盘，走向再生。
胡塞尔的深邃思想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激荡了许多先锋欧洲思想家的心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思想宛若彗星般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同情的理解和批判的清理。本文只是一次尝试，意在唤起人们决不能仅仅从学理的层面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而必须探讨它与欧洲文化危机的内在关联，正如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一样，它的根深深地植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