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各国政府如何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下一步经济形势又会如何？在5月7日以“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的凤凰连线中，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家论坛名誉主席王江，就疫情的特性及其对经济的冲击；各国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各项应对政策的目标、举措和演变；下一步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新的政策出台情况发表看法。
王江表示，这场突发的全球性灾难已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剧烈冲击，并有可能逐步转变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举措是否得当，以及全球政策是否能够协调配合，对疫情的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王江表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巨大，通过对社会及其正常运行体系的冲击，使得实体经济停滞甚至停摆，产生极为直接、全面和广泛的影响。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需求大幅下降。第二，供给受到极大的冲击。第三，金融市场高度紧张和动荡。第四，各宏观经济指标全面恶化，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大。
王江梳理了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出台经济政策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稳定经济和金融为主线的常态管理，第二个阶段是以抗疫救灾为首要任务，同时稳定经济金融的非常态应对模式，以支持抗疫救灾为首要目标的基础上，加上保障民生、疏困企业、稳定金融、降低经济危机的四个目标。第三个阶段为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以复产复工和恢复经济正常为目标的常态经济应对。
王江认为，疫情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总体疫情并不乐观，全球经济的恢复多半不会是一个简单的V型，而更可能是一个U型，恢复的跨度也不是以季度以计，而是以难度来计，最终能否恢复到疫情以前的经济水平也很不确定。
以下为发言实录：
嘉宾介绍：
王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家论坛名誉主席
谢谢主持人，谢谢凤凰网财经云峰会的观众，非常感谢此次会议的主办方，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汇聚全球各方面的专家来沟通探讨由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和我们的抉择。
我也很感谢有机会就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可能的应对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粗浅认识，所谈到的内容在很多方面是基于我所参与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一个课题组所做的更为详尽的分析，在此一并讨论。
我主要就想下面三个方面谈点看法：第一是疫情的特性及其对经济的冲击；第二是各国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各项应对政策的目标、举措和演变；第三，下一步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新政策出台的情况。
准确地认识这次疫情的性质、特征和演变规律是判断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及其发展，制定恰当的应对措施和政策的基础。此次疫情发展至今，其性质已经非常明确，即是一个突发的全球性灾难。已知的突发全球性灾难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是外生的自然灾害，如超大火山爆发、外星体的撞机等。第二个是内生的，如世界大战、核战等生化战、超大经济危机、技术失控等。第三类是外生伴随着内生的，如自然性也就是非人造的瘟疫。瘟疫虽然是外生的，但其蔓延情况依赖于防控举措，此次疫情显然属于第三类，即外生伴随着内生的突发的全球性灾难。
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剧烈冲击，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这场突发的全球性灾难已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剧烈冲击，并有可能逐步转变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与以往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相比，此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动荡从起源和性质上截然不同。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源于经济和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是内生的。但其起源往往是不清的，因此如何应对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此次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动荡是外生的，主导因素是新冠状病毒的爆发。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社会和实体经济，及居民和企业，因此它的起源是比较清楚的。但其演变和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应对，尤其是对疫情有效控制的程度。此次疫情是从局部灾难演变成全球性灾难的，发展过程充分的体现了外生伴随内生的特点，各国政府的应对举措是否得当，以及全球政策是否能够协调配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疫情的发展都主导经济环境的演变以及应对举措的决定性因素。这虽然是个明显的道理，但似乎未被充分重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它通过对社会及其正常运行体系的冲击，使得实体经济停滞甚至停摆，产生极为直接、全面和广泛的影响。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需求大幅下降。第二，供给受到极大的冲击。第三，金融市场高度紧张和动荡。第四，各宏观经济指标全面恶化，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大。
就这四个方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刻划，首先是需求的大幅下降，在全球疫情不断蔓延之下，各国的总需求都受到了巨大的负面冲击，个人层面上看，各国采取的社会隔离措施使得居民消费大幅下滑，尤其是服务业，如娱乐、文化、旅游等需求下降最大甚至归零。企业层面看，疫情对各行各业都带来巨大冲击，经济停滞、下滑及相应的不确定性大大的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和投资需求。
疫情在供给方也带来了极大冲击，全球疫情蔓延下，社会隔离措施导致劳动力短缺、生产停滞，各国供应链中断，疫情对整个服务业，尤其是餐饮、旅游、电影、交通、线下教育等行业的负面冲击巨大。其次，全球化的制药、半导体、汽车制造等行业由于各国抗击疫情导致产业链中断，且短期内难以恢复，也将受到很大负面冲击。此外，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也会给各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企业产生负面冲击。最后，强周期的行业，如能源等行业也会因此受到较大负面冲击。
金融市场很早就出现了高度紧张，信用流转出现阻碍
疫情影响下，金融市场很早就出现了高度紧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已造成金融市场多方面的恶化。首先，人的流动性从松到紧，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立即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的紧张，反映为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指标继续呈现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走势，例如3月底全球银行体系的信贷压力的一个指标，Libor和OIS的息差达到1.37个百分点，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最高水平。信用也从扩张转变为收缩，虽然各国央行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是金融机构之间的流动性、供给意愿并未上升，信用流转出现阻碍。
市场的整体风险偏好也迅速由高转低，直至现金为王。在市场波动性增加以及疫情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迅速下降，从持有资产迅速转为持有现金。比如，3月25日美国货币基金市场的基金资金流入量达到2600多亿美元，这是历史最高值。金融市场紧张的另一个反映就是美元又成为安全天堂，市场里边的恐慌情绪导致新兴市场面临存款压力，而大规模的美元回流使得新兴市场货币面临很大的贬值压力。美元指数于3月底一度突破103，为2017年1月以来第一次。同时，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对于经济前景的负面预期和担忧直接反映在了资本市场。全球各大经济体估值自年初以来平均下跌超过20%，美国股市的现在的跌幅仍为16%。美国虽然采取了规模空前、工具丰富的货币金融政策，为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但由于疫情仍在蔓延，市场信心还是难以恢复。同时，经济下行导致企业信用问题恶化，债券市场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在这样各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下，不难想象，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全面恶化。各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双重下滑，导致各国的GDP增长的预期也明显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以PMI为例，中国2月份的PMI指标为35.7%，相比于1月份下降了14.3%。德国的PMI从2月的50.7下降到3月底的35。受疫情影响，3月以来各国失业率大幅上升，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表示，美国的失业率4月可能达到16%或更高
各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举措归纳为三个阶段
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各国经济受到巨大影响，为了应对，各国也推出了一系列内容极为丰富、规模极为庞大的经济救济政策。驱动这些政策的基本因素很简单，就是疫情，因此随着疫情由局部扩展到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目标和模式也先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美的经济政策在疫情扩散阶段，也就是最初在中国爆发的时候，是以稳定经济和金融为主线的常态管理，但随着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尤其是在欧美的爆发，这些国家的应对政策已完全转变为以抗疫救灾为首要任务的这样一种非常态的应对模式。
其经济措施具体体现在支持抗疫救灾和保证经济双管齐下，由于疫情最先爆发，中国的各项政策比较早的进入了一种非常态的应对状态。因此，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对各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举措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总的来讲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稳定经济和金融为主线的常态管理，在疫情尚处于全球局部爆发的阶段，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基于对疫情的判断是存在可能延至本国的风险，从而采取了常规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和经济，维护市场信心为主要目标。
这个政策应对的第二阶段是以抗疫救灾为首要任务，同时稳定经济金融的非常态应对模式，从3月中旬到现在疫情进入全球爆发的阶段，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国内疫情迅速恶化，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疫情防控是当务之急，也是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和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西方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都进入了非常态的应对模式，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都以抗疫救灾为首要任务，同时兼顾稳定经济和金融。具体来讲，这一阶段的非常态应对经济政策目标是1+4。第一也就是首要目标是支持抗疫救灾，加四个经济目标，一是保障民生，二是疏困企业，三是稳定金融，四是降低经济危机的风险，准备经济复苏。
总的来讲，目标和内容具体如下，在抗击疫情方面，除了社会隔离、加强检测和治疗等公共卫生政策以外，各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对抗疫相关方面提供必要和直接的财务支持，保障民生主要是在防控疫情期间，各国政府确保受疫情影响的居民在失业或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疏困企业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的手段，支持和帮助中小企业和严重受创的行业渡过难关，并支持就业。稳定金融主要是在疫情爆发期间，缓解金融市场所出现的流动性紧张和信用成本上升的情况，包括稳定资产价格。
在降低经济危机风险方面，各国政府也采取了各项措施，因为这是政府经济发展的一个中长期目标，当然也包括前面所说的救助民生和辅助企业，这也是为了稳定总需求和总供给。稳定金融是为了保证金融渠道的畅通和金融机构能正常运营。控制疫情只是恢复经济的前提条件，目前的经济政策虽然还是以抗疫优先，但兼顾避免金融、经济长期衰退，同时继续准备疫情可控后的经济复苏。
显然，各国的政策随着疫情的演变，不断调整目标和层层加码，这个特征会一直贯穿至抗疫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期间。这些政策总的来看初有成效，但是否能充分带来其他影响，仍需做进一步的观察。
政策应对的第三个阶段是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以复产复工和恢复经济正常为目标的常态经济应对。但是特别要强调的是，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只能是在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后才有可能成为政策的主要目标。
经济的恢复多半不是简单的“V型”，更可能是“U型”
下面我想就下一步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政策的走向做一些简单的探讨，首先要看到下一步疫情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有一点是必须要肯定的，即总体疫情是不乐观的，整个经济的恢复多半不会是简单的“V型”，而更可能是“U型”，并且经济恢复的跨度不是以季度以计，而是以难度来计。最终是否能够恢复到疫情以前的水平，也有很大不确定性。
比如美国行业分析师们近期总体对2020年企业盈利增长的预期下调了13个百分点，从原来的13%下调到几乎为0，对于2021年下调了7个百分点，对于2024年，也就是四年以后，仍然下调了2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即使到2024年，整个市场的预期还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众多分析师对近期的预测上有比较大的差异，但在对2024年的预期上较为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的忧虑。结合前面对疫情性质和影响，以及各国政策目标和措施的分析，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是各国疫情发展及抗疫的成效；第二是现行政策的效果；第三是经济形势本身的发展；第四是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而这四个因素互相联系，如果各国疫情态势严重，抗疫效果不佳，那么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现行政策的力度将无法满足抗疫疏困、稳定民生、降低风险等需要，则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采用更多工具，如疫情持续时间过长，经济则可能步入大衰退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全球疫情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未来政策的中心可以从抗疫、疏困转移到恢复经济增长上面来。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抗疫难度和进度面临几个最为不确定的因素，第一是欧美的疫情发展，目前欧美的疫情状况尚不能说已过高峰，防疫抗疫的公共卫生政策仍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无法准确预期疫情的控制时间。第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发展，如印度、南美和非洲。如果发展中国家疫情出现大规模的爆发，将带来全球疫情的第二次冲击波和巨大的人道危机，并为疫情的最终控制带来更大不确定性，这种可能是极为堪忧的。第三是全球疫情的相互影响，目前疫情在全球几个地区先后传播，需要谨防未来在更多地区产生交互影响，否则会导致疫情的进一步反复和扩散。
目前各国处于疫情的不同阶段，抗疫政策的发力程度并不同步，合作较少，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内也会如此。而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全人类的共同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国需要充分意识到，要尽快控制住全球疫情就必须进行抗疫协作、合作科研公关，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以此稳固世界经济的发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