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之杰:中小企业创造80%的就业 恰是这些企业遭受的冲击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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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疫情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否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如何打通货币政策传导阻滞,让流动性真正使企业受益,而不是淤积在某一个环节?中国金融行业如何加快有序对外开放力度,以及应对由此带来的冲击? 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郑之杰5月9日与凤凰连线时表示,新冠疫情对全球与中国的经济冲击巨大,对全球经济冲击广、程度深、持续久。具体表现在疫情影响迅速波及全球,新冠疫情自年初大规模爆发以来,短短三个月时间,已笼罩全球绝大部分地区。

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程度极深,对经济的冲击程度和速度完全超过了以往,凡是疫情爆发的国家,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采取封城、隔离等措施,供给端的生产和需求端的消费均被抑制,实体经济运转几乎瞬间暂停,金融与实体同时遭受冲击,百年未有的黑天鹅事件严重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

郑之杰表示,新冠疫情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空前加大,原定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投资、消费与出口的三架马车大幅负增长,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面临挑战。另外,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导致银行系统资产端抬升信贷不良率,房地产销售也严重受挫,局部地区土地价格或将滑坡,进而导致银行抵押物的贬值。

民生领域,稳就业压力大增。第一,受疫情影响农牧业生产受到意外干扰,供需恢复平衡被推迟,这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人群遭到很大的生活压力,进而阻碍社会消费的恢复。第二,从企业用工需求看,中小企业创造80%的就业岗位,但恰恰是这部分企业,在疫情蔓延期间,遭受的冲击最大,大量中小企业因现金流、原材料与销售渠道断裂而经营困难。

郑之杰提出,加强新老基建建设能够有效应对疫情的冲击,并且符合未来新发展理念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传统基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东部发达地区因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人均水平有所短缺,我国在公共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以下为发言实录:

嘉宾介绍:

郑之杰,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参加2020年“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云峰会。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经济衰退,与金融动荡风险急剧升高的形势下,本次论坛围绕“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这一主题进行交流探讨可谓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下面我谈几点看法与大家进行交流。

一是新冠疫情对全球与中国的经济冲击巨大,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波及广、程度深、持续久,一是疫情影响迅速波及全球,新冠疫情自年初大规模爆发以来,短短三个月时间,已笼罩全球绝大部分地区。截至4月28日,确诊病例超过300万,病亡人数超过21万,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没有报告确诊病例。其传染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状的SARS,成为1918年大流感以后人类百年来第一次真正遭遇的全球大流行病。

二是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程度极深,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程度和速度完全超过了以往,凡是疫情爆发的国家,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采取封城,隔离等措施,供给端的生产和需求端的消费均被抑制。实体经济运转几乎瞬间暂停。金融与实体同时遭受冲击,百年未有的黑天鹅事件严重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MSCI全球指数曾在3月份一个月内暴跌超过30%。

新冠疫情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空前加大,原定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要实现GDP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当年增速需要达到6.0%,然而从疫情现在的影响看,一季度GDP同比下滑了6.8%,投资、消费与出口的三架马车也大幅负增长。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面临挑战。

疫情蔓延期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势必导致银行系统资产端抬升信贷不良率,此外房地产销售也严重受挫。局部地区土地价格或将滑坡,进而导致银行抵押物的贬值。

稳就业压力大增,创造80%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遭受冲击最大

民生领域,稳就业压力大增。第一,受疫情影响农牧业生产受到意外干扰,供需恢复平衡被推迟,这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人群遭到很大的生活压力,进而阻碍社会消费的恢复。

第二,从企业用工需求看,我们中小企业创造80%的就业岗位,但恰恰是这部分企业,在疫情蔓延期间,遭受的冲击最大,大量中小企业因现金流、原材料与销售渠道断裂而经营困难。

从社会劳动力供给看,今年本科毕业生将高874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叠加3千万复工被推迟的农民工,整体就业压力极大。国内生产链、供应链,安全受到较大干扰,虽然海外疫情高峰期的到来,国际物流受到很大的影响,芯片等我国尚无法进口替代的电子零部件生产或受到冲击。进而影响国内电子产品,成品的生产,产业链安全遭受巨大的挑战。

加强新老基建建设,能有效应对疫情的冲击。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为了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确定了新老并重的基建政策基调。我认为中央的此番定调,体现了加强基建投资对于激活需求、优化供给、支撑经济增长、完善经济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

我国传统基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一是从数量上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7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万美元,在149个经济体中居37位,明显低于日本、俄罗斯、美国等。

从质量上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分,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至于医疗基建质量更是仅位于全球第78位。

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交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短缺。比如在交通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铁路网人均长度分别为0.59、0.78、1.30和1.70公里。

从疫情情况看,我国在公共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我国每千人常住人口持医师数为2.6人,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3.4人还有一定差距,千人口注册护士约为OECD平均水平的1/3,万人全科医生数约为OECD平均水平的1/5。

新基建符合未来新发展理念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链要迈向全国中高端,4亿新中产群体的消费升级需要得到满足,新时代对基础设施产生的新要求,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的发展,新基建一定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的重大民生领域。

新基建更好地服务于消费升级,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主导的新时代,2014年至2019年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预计将在10年内进入高收入经济行列。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老龄化加快,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新型消费方兴未艾。特别是在互联网+消费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2012年至2019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上升1.2,2.5个百分点。2019年网上零售总额为106324亿元,占社会总零售总额的25.8%。

新基建为中国创新发展奠定基础条件,从历史经验看,不论英国、美国、德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此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地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科技与经济中心,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能否抓住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新基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占比是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带来新的消费模式。

构建财政支出新模式引导参与主体多元化,新基建所涉及的领域均与高科技有关,市场机会巨大。但风险也相对较高,特别是技术路线不确定,发展迭代迅速等风险。因此可构建新基建支出相匹配的财政支出的新模式,对市场主体参与意愿强烈的领域要放宽市场准入,对参与意愿不强,收益欠佳的项目,可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民间的子民。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投资区域领域,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财政投资要增强针对性,新基建要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升级战略相配合,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把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需求纳入投资规划中,重点聚焦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特别是对疫情暴露的医疗、环保等民生短板,要不断地补齐。同时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信息化的更新。

新基建要与配套产业良性互动,新基建可带动配套产业经济的发展,建议增强前瞻性,注重上下游配套产业链的建设,推进成果的转化应用,支持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同时用产业经济反哺新基建,实现新基建与产业经济的良性互动,发挥新基建的成熟效应和裂变的功能。

以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推进新基建建设的主要抓手,数字新基建的核心在于高精度的传感器芯片,与超高的数字处理芯片,因此集成电路是数字新基建的低层,关键核心,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但我国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卡脖子的领域。

半导体材料和制造设备的进口依存度较高,2018年,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逆差连续超过2千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集成电路的进口国。我国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新基建,必须要加快完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

坚持主体集中原则,做好行业布局规划,加强顶层统筹,集成电路产业持续高投入和技术、人才、门槛高的特点,决定了这个产业一定要避免资源分散,不能遍地开花。要围绕行业龙头企业,保持高强度的支持态势,推动骨干企业提升的技术水平,开发系列化、成套化的产品,积极推动国内外资源的重组,整合,紧跟国际最新技术发展的趋势,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企业。

推动区域集聚发展,从国际发展经验看,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显著的产业集群发展特征,建议加强对地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指导,要求各地从自身实际出发,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开展工作,在京津冀、长三角、华中、华东地区,以及大湾区,选择具备财力支撑、人才支撑、环境支撑的重点城市,集中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避免分散投资,重复建设,促进产业资源和人才的聚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协同,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的发展格局。

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企业研发的联合体,对于光刻机等难度大,严重威胁产业链安全的核心装备,由于资金投入巨大,研发时间很长,短期内单纯依靠企业主体难以完成突破,为了形成攻克集成电路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短板的合力,借鉴两弹一星经验,整合我国科技院所要龙头企业的力量,进行集中公关。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形势下,加强新老基建建设,特别是以集成电路为新基建抓手,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进一步推进融资模式的创新,做好行业规划,加强顶层统筹,为有效应对疫情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健康的运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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