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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男色成风，我们从文献及文学作品中也能获知了。其中不乏有两情相悦，与正常人伦呼应保持稳定关系的，如风流才子屠隆与歌童采菱。屠隆先是从好友冯梦祯的父亲处，接手了歌童采菱，彼时他赴京任职礼部，意气自得，采菱也正当年华。后来他被削职，过着打打秋风、卖卖文章混饭吃的日子，但人们还是看到两人好好地在一起，有诗为证：“风情老去似徐娘，犹逐王孙负锦囊。莫驾轻车残雪里，人间无处觅萧郎。”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七六《采菱曲十二章有序》）

但把这种风靡的男色文化，当成是宽容社会的自由选择，可能就是我们自作多情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就说了，男色风靡，不外乎以下几种不得已的情况。一是出门在外没带家眷的官员，二是被严禁“通奸”的僧人，三是在外课馆的塾师，四是监狱里的犯人，还有一种就是，京城里禁官伎后，官员们改用男伎，俗称为“小唱”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归纳一句就是，这不过是方便的“性”而已，被社会监督的各色人等，借着身边人的方便与隐蔽，宣泄着泛滥的情欲。

既然“方便”是奥义所在，那么温情什么的，显然是多余的。比如，“霸道总裁”胡宗宪先生的风格是这样的：总督浙江时，有一次到巡抚都御史阮鹗府上饮酒，看到一位漂亮的门童，就记在了心里。某一个公休日，带着人来掳走了门童，阮鹗听说是长官干的，也不敢说什么。只不过逮着一次到胡府喝酒的机会，阮鹗与门童私下悄悄耳语，两人还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胡总裁被酒冲昏了头，喝令就地绑了门童砍头，还好行令者知道这位长官在情绪上不靠谱，等他酒醒后才放了门童（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六）。

男色作为礼物送起来，也比送一个女人之类，不会受世人诟病（因为不容易发现啊）。话说有一位淳朴的周解元（周汝砺），中了解元却考不中进士，只好在南浔的前礼部尚书董份家做家庭教师。时间久了，就提出请假。但董家是谁呀，是富冠三吴还不知饕足的主，后来还因为土地纠纷实在太大，引发了湖州地面声势浩大的“民变”。主人知道老师是想家了，明面上不好意思拒，但带薪假实在不想给。于是心生一计，让家中一个年轻仆人，把周解元灌醉后，强行出柜了。淳朴的周解元在不淳朴后，也就不提请假的事，一心一意上全勤班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这是吝啬的主人与廉价的性贿赂的故事。

歌童、门童、小厮，这些底层的依附者，由于没有声音留下来，更显得像个用过就消失了的工具，因为顺手、因为随心、因为没有麻烦，就被用了，或者愿意（为了一餐饭），或者不愿意（不知道能为了什么），总之，都不重要了。换一个阶层，在精英们的身上，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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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界，至嘉靖五年的科举改革前，以貌取人是一直存在的。一开始或许有政治正确的意思，希望得到一些“浓眉大眼”的选举人才，能代表正面的政治形象。所以，建文三年，第二名的胡广，因为长得好看被拔至第一。宣德三年：“上复命内阁礼部选进士及乙榜年少质美者，得进士尹昌、黄瓒、赵智、陈云、傅纲、黄回六人为庶吉士。”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上海古籍，2017年）

但接下来就逐渐变味了，成了一些主试者个人“猎艳”的竞逐地。嘉靖五年改革前，弥封官能直接送卷子给读卷官，此时，弥封者已记住了重点卷子的名字，可以告诉哪张是谁的。读卷官接卷后，可以回家住宿，而这一夜，可能就有内阁主试者上门了，他们已经暗地里观察好了一些候选者，选择标准是貌美、年轻与声誉。这样，在一堆成绩靠前的卷子中，就能大概率选出几个中意的美少年进入前几名，再顺利进入庶吉士队伍，从此，他们就成了教官与学员，老师与生徒，从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让人联想到《凯恩斯传》里写的“剑桥研究会”，即“信使会”选拔新成员的情节。凯恩斯们在浓郁的同人氛围中，按严格的程序，挑选美貌年少同时又聪明绝顶的新人入会（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储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享受着悦己的性或性幻想便利，可说是暧昧至极、又狡猾至极的知识分子便利了。

不过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与万贵妃攀上亲的万阁老万安，在成化十四年（1478）科试唱名时，就看好了“美而颀长”的曾彦，看他的策论，也觉得万分好，击节叹赏，于是就定曾彦为第一名。结果陛传时，走上来的状元又老又丑（五十四岁了），满脸胡子，个子还矮。可能昨天唱名时，万阁老眼花耳背，一时弄岔了。万阁老那个失意啊，“退再取策阅之，平平耳”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我们找曾彦状元的像看看，倒不像八卦说的那么不堪，再怎么说，人家也是饱读诗书的进士。而失意的万阁老，此时年已六十有二。要是有个年轻的状元不小心被摸了手，既告不了官，又不好写进文章骂，发现自己跟门童、小厮也差不了多少，我真怕他坚忍的儒家三观都要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