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婚姻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一大兴奋点。

当时的很多报刊纷纷刊登讨论婚姻家庭问题的文章，有的还对婚姻理论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讨论，如：

1、1918年《新青年》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

2、1920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妇女评论专栏的‘自由离婚’的讨论

3、1923年《妇女杂志》等关于‘新性道德’和‘婚姻自由是什么’的讨论等等。

“变革旧式婚姻、倡导婚姻自由”的口号，在当时传遍大街小巷。

在这种轰动性效应之中，废婚主义者独具一格，虽然他们产生的影响有限，但却是时代不可忽视的声音。

1920年春夏之际，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开辟了“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专栏，进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关于“废婚与否”的大论战。

论战双方以讲演、通信、评论等方式撰文，畅快淋漓的表达了各自的感想、观念与主张。

五四时期，主张“废婚”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废婚派”，比如哲民、存统、孙祖基、翠英等人。

他们对旧式婚姻（专制婚姻）和新式婚姻（自由婚姻）都表示十分厌恶，极力主张废婚，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了自己的主张：

一、批判了婚姻制度的危害。

废婚派认为，婚姻制度只是娼妓制度的变相而已，两者比较起来，没有一点分别。

“婚姻制度，无论是文明结婚，自由结婚，新式结婚，或旧式结婚等，在理论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其实都是做买卖的变相。

婚姻制度，是长期的卖买，娼妓制度，是短期的卖买，都是卖买为基础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和恋爱为基础的。

二、阐明了废除婚姻制度的意义。

废婚派认为，人类最大的幸福就是每个个体都能拥有“自由的人格”，而婚姻制度是不适合于这种“自由的人格”的，所以应当被废弃。

即便是“自由”的婚姻，也是一种专利的婚姻。

他们认为，废除婚姻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去除束缚，获取自由。

他们还认为恋爱是一种复杂的情感，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改变。

同时，他们也肯定了婚外性关系，认为“满足性欲，是人类（不止人类）正当的要求，谁也不能阻止他”。

废婚派把废除婚姻制度后的社会视为太平的理想社会，“那时候，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无名分的种种无谓的束缚，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岂不是一个很太平的世界，大同的社会吗？”

与之相对的，五四时期反对废除婚姻制度的知识分子就被称为“反废婚派”，比如葆华、一海等人，他们认为一旦废除了婚姻制度，社会将会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所以不赞成废婚。

同时，他们认定一夫一妻制是绝对的信条，也认为爱情的不专一，将使人类情感遭遇灭顶之灾。

一海曾向废婚派的翠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你现在已经活了二十岁，……你既主张自由恋爱，遇着情场危变的时候，你有没有自镇自持的果断否？你起初发生一个恋爱，同时又发生别个恋爱，你怎样处置呢？别个男子同时和两个女子发生恋爱，你也是其中之一个，你亦愿意么？”

“废婚派”与“反废婚派”之间的思想主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双方就废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内容十分广泛，而重要的问题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是关于“自由结婚”的辩论。

废婚派认为自由结婚并不自由，“既然有了结婚的束缚，怎么还可以叫做绝对的自由。”

反废婚派认为自由婚姻是绝对自由的，凡一对男女，要结婚必定是先有交际，由交际生好感，由好感生爱情，由爱生恋，由恋才有结婚的要求。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没有比自由婚姻更好的结婚方式了。

第二、是关于“节制性欲”的辩论。

反废婚派认为：性欲虽是人类正当的要求，但也要有一定的节制，倘若没有节制，在生理上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一定要用婚姻制度来节制这种性欲过度的要求。

而废婚派对反废婚派的这种见解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婚姻制度非但不能限制性欲，而且有时还会造成“纵欲”，因为它不需要经过双方的同意，为了传宗接代，丈夫有这个权力，妻子也有这个义务。限制性欲只需从生理上自己去控制，用不着婚姻制度。

第三、是关于如何对待（废婚）理想的辩论。

反废婚派认为废除婚制只是存在于理想中，是遥不可及、不可能实现的。

而废婚派则认为，正是因为这是一种理想，才需要我们去鼓吹、提倡和追求，希望它变成事实。

五四时期的“废婚主义”，是当时婚姻文化变革中的一种独特的声音。

当时参加辩论的人们，无论各持什么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止是一时心血来潮，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已，相反，他们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废婚派代表存统这样说：

“我们和人家辩论，原不是一定要得到胜利，失败了，也算不得什么一回事。我相信，我们失败了，真理是不会失败的。我们要是被真理征服了，我们便当投降于真理旗帜之下，做他一个效劳小卒，再去征服别人，绝不计较个人的毁誉。”

正是由于双方都抱着追求真理的态度，所以在辩论中，双方对婚姻问题的某些认识讨论的还是较为客观和深刻的。

通过“废婚与否”的辩论，有些学者还开始修正自己先前的观点，使自己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甚至辩论双方通过辩论，在一些宏观问题上能趋于一致，达成共识。

比如：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人之后都认为，社会只有经过‘遗产公有’、‘儿童公育’的根本改造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婚姻’问题。

论战双方能达到这样的共识，说明辩论者们能从更深远的角度来审视废除婚姻制度的问题，可见这一次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未来的觉悟，这也是此次辩论的意义所在。

五四时期是我国近代婚姻观念变革的重要时期，当时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的呼声甚高，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的一次高潮。

废除婚姻制度虽然也是五四婚姻文化变革中的一项内容，但与前者相比，废婚主义的影响范围还是比较小的。

当时直接参加“废除婚姻制度”辩论的人数只有二十余人，公开发表讲演稿、通信和评论的虽有五六十篇，但大多只限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从时间上来看，也只集中于1920年5月至6月间。

当时其他报刊反映婚姻文化变革的内容也有很多，但直接回应《觉悟》上废婚讨论专栏的文章却不多见，可见其影响的局限性。

现在，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五四时期的“废婚主义”时，真该庆幸废婚派只是“纸上谈兵”，诚然它有着一种突破旧思想的开创性，但一旦实施，恐怕社会将陷入混乱之中。

没有了婚姻的束缚，人们的性观念也会随之受到影响，这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疾病、私生子等等，也会使原本婚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失去保障。

有的孩子缺少父亲或母亲的关爱，会导致其偏激、冷漠、有暴力倾向，当他长大之后，对于社会又会是一种潜藏的不安因素。

有的人性观念开放，如果没有婚姻制度的约束，对于他已有的家庭而言，只会是以悲剧收场。

即使是在自由平等开放的21世纪，没有婚姻制度保障的社会仍是不可想象的，可见个人的自由与婚姻是不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