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衡阳市驱车往西一个多小时，经过不少崎岖山路，到达衡阳县湘西草堂。它的主人翁便是生于距今四百年前的王夫之。住在草堂时的王夫之已经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自号船山病叟、南岳遗民，生活上贫病交加，政治上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时时监视。

王夫之忍受了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困苦，行为上十分低调，与老农相似，谢绝外界名公巨卿学者们的一切交往。实际上，他的一生行迹也只到过南方数省作短期漂泊，他的读书范围也没有顾炎武读遍天下书的豪气，他的学问研究更没有朱张会讲、鹅湖论道那种互相探讨的机会。

但是，这个衡阳老农，在荒山野岭，在孤灯破桌上，凭着对于传统文化的无限崇敬，凭着对于大明王朝顷刻灭亡的创剧痛深，经过刻苦钻研，将平生几十年所学所思所感写成了数百万字的不朽著作，被当今的学者称之为世界学术的高峰，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引爆雷管。其中有一部史论著作《宋论》，共十五卷，以大宋王朝历代皇帝为纲，系统论述了宋朝三百余年治乱兴衰的历史原因，用以作为后代治国理政的历史龟鉴。其眼光之独到，论述之精深，发人深省，令人沉思。此处以他评论宋太祖赵匡胤为例，略见一斑。

王夫之认为：自古受命于天而为帝王，首先是要道德高尚，能感化万民，如商代和周代;其次是要有武功，足以平定暴乱，救民于水火，如汉朝和唐朝;而宋代,则是既无德也无功。宋太祖赵匡胤起于行伍，两代为小将，在乱世中浮沉，他们的姓名连一般人都不曾听说，何况其道德恩泽能惠及民众呢？赵匡胤虽然跟随周世宗柴荣，但是东征西讨并没有建立什么大的功劳，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曹操甚至刘裕等的功业。

但是，赵匡胤最终获得了上天的非常之命，一统天下，使得宋初百年海内承平，号称盛治，足以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比美，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夫之认为：这是因为赵匡胤在取得政权后的敬畏心理：敬畏天命，敬畏民心，时刻对自己有所警惕。因为有所敬畏，所以一旦处于九五之尊，就有惶惶不可终日之势。他的权威本来不重，所以不敢随便轻征远方；他的资望本来不高，所以不敢傲慢地对待勋旧大臣；他的学问本来不多，所以不敢刚愎自用，轻视饱学之士；他的恩德还没有惠及大众，所以不敢用严刑重法来督责吏民。由畏惧产生谨慎，由谨慎产生节俭，由节俭产生慈祥，由慈祥产生平和，由平和产生文治。赵匡胤正是采取了这种敬天畏民、谨慎宽和的政策，从而使海内安定、社会重新发展起来。用今天的话说，与其说是受命于天，不如说是顺应了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不宁、人心思静的现实要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总是要体现万民百姓的终极利益。如果说，社会不能产生像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唐太宗那样的英主，那么，能够出现宋太祖这样的贤主，人民也是乐于接受的。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方面，王夫之主张建立一套简要有效的上下互相信任的君臣体系。皇帝的首要任务是任命忠诚的大臣，聘请端正博学的师儒，选择贤能的官吏。大臣是皇帝的心腹，师儒是皇帝的耳目，官吏是皇帝的手臂手指。合为一身，众用皆备，皇帝真正要关注的，不是天下千百名官吏，而只是身边极为重要的数人而已。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武夫出身的赵匡胤对于知识分子特别重视，给他们的待遇总的来说是强于历代，也就使得宋代文人学士群星璀璨，宋朝的文化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王夫之也严重批评赵匡胤的猜忌之心。由于他是通过兵变而获取政权的，因此他总是提心吊胆，唯恐别人起而效尤，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过度猜忌和防范，是宋朝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由于要提防篡位，赵匡胤设立枢密院和三司分割宰相的军权、财权，又设立参知政事以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还制定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种弱兵制度，从而使得各种权力集于皇帝一身，没有任何与他抗衡的势力。这种主强而臣弱的体制，虽然遏制了朝廷随意变更的危险，但是也着实产生了内耗，严重抑制了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宋代的人才济济，军事人才、军事思想本来是十分丰富的，但是却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败北，不惜以纳贿称臣求得暂时的苟安，最终国土日削，以至于灭亡。读史如此，推求治乱兴衰之故，不能不掩卷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