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的九大谜团 林彪是否知道“两谋”

林彪　　“九一三”事件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因为没有准确的答案，因此给了人们无限遐想的的空间，围绕林彪出逃的前因后果仍有些疑问，在人们心头解之不开，挥之不去。由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了恢复，有些过去讲得不妥的地方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些过去没披露的材料现在披露出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人们可以大胆地探讨问题，自由地发表见解了。随着对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评价、臧否不再成为禁区，随着人们对一代名将身败名裂所产生的惋惜、恻隐之情不再掩饰，对林彪事件的关注自然就日见浓厚了。至于某些个人受感情左右和自身利益的驱使，随便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甚至故意散布迷雾，就更增添了弄清问题真相的复杂性。下面几个疑团，由于有不同的说法，又比较重要，有些甚至比较关键，值得深入探讨。1.关于《“571”工程纪要》国内外曾有人怀疑《“571”工程纪要》的真实性，这是没有根据的。《纪要》确有其事，从空军学院缴获的《纪要》，明白无误地是于新野的笔迹。疑点在于，林彪是否看过这个《纪要》？目前披露的材料，尚没有证据表明林彪亲自看过这个《纪要》；但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表明林彪没有看过这个《纪要》。（张聂耳：《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从“小舰队”成员的口中，有过《纪要》留在北戴河的交代。但留在北戴河是林彪亲自看过呢，还是叶群亲自看过？这仍需要寻找过硬的第一手的证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纪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林彪的某些思想和语言，它是林彪和毛泽东发生严重分歧和尖锐矛盾后的产物。2.关于林彪手令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写下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拿着它作为尚方宝剑，在“小舰队”内部下达命令，开始了谋害毛泽东的阴谋活动。林立果把这个“手令”给江腾蛟看过，江腾蛟还作了誓死效忠林彪的坚决表态。但是，据张聂耳在《风云“九一三”》一书中讲：“江腾蛟在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到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前撕碎后拼上的手令不一样，字体不像。”对于江腾蛟的说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手令本来是一个，江腾蛟慌乱之中，看走了眼，误以为有两个手令。另一种是江腾蛟看得仔细，确实有林彪亲笔写下的和林立果、周宇驰伪造的两个手令。林立果、周宇驰伪造林彪手令的目的是借林彪这杆大旗来欺骗、蒙蔽林立果搞阴谋活动所需要的一切人。也有人说，手令有两种：竖写和横写的。中央文件和“两案”公审时公布的是竖写的手令，而胡萍和关光烈则说看到的是横写的手令。胡萍看到过周宇驰练林彪的签名，他认为手令是周宇驰模仿、伪造的。关光烈在林办时，听到叶群曾布置秘书们学林彪的字，林办的李根清学了，学得还很像。据此关光烈认为，手令是林立果模仿、伪造的。（2000年9月9日舒云采访关光烈笔记）林办秘书中唯一看过手令的是于运深，他没有对手令的真伪提出过疑问。他看到的是竖写的手令。他看到手令一事是他在“九一三”后主动向专案组交代的。（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758页）至于手令的内容指什么，应该作何理解，倒有文章可做。孤立地看确实看不大明白，也容易产生歧义。但是，如果联系当时的背景看，应当不难理解其真实含义。张宁在《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认为，林彪从来不用小、中号红笔书写，而是用红油笔，这个被撕碎的手令是别人模仿的（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但张宁不是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她怎么会熟悉林彪的书写习惯呢？再说，即使一个人的书写习惯再固定，谁又敢说没有一次例外呢？3.关于林彪是否知道“两谋”有人认为，“两谋”只是林立果的反革命猜想，“两谋”策划的拙劣、低能与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相比有天壤之别。对林彪是否知道“两谋”有所怀疑，是将林彪和林立果作了严格的区别。当然不能否认，无论林立果还是叶群，都不完全等同于林彪；也当然不能说，叶群、林立果的所作所为皆为林彪所知悉、所指使。但是，在“两谋”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林立果即使再自命不凡，再胆大妄为，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许，他也是绝对不敢拿父亲的名节和全家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做赌注的。那么，为了实现阴谋，林立果会不会“假传圣旨”呢？林立果会不会和叶群勾结起来这么做，让林彪完全蒙在鼓里呢？从理论上说不能完全排除，但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否则，是难以洗刷和摆脱林彪在“两谋”中的干系的。江腾蛟接受林立果交给的谋害毛泽东的重任后，对妻子交代了后事。他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讲。我如果被人搞死，过几年你就去找林彪，他什么事情都知道……”江腾蛟是担心自己谋害毛泽东成功后被灭口，从这个话，也可以推测林彪是否知道“两谋”。（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但问题在于，江腾蛟并没有直接和林彪接触，他的根据归根结底还是从林立果那里来的。4.关于林彪座机是否返回过山海关机场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林彪座机起飞后20多分钟，又听到了飞机返回的声音。“96号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项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96号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看它在空中画出一个形似问题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大家解不开飞机为何在空中画问号的谜，后来得知机场关闭的消息，不但山海关机场关闭，当时相关的机场也关闭”。（《张宁：自己说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257页）张宁的说法意思很明白，林彪座机曾经返回想降落，但机场关闭，落不下来，只好远走高飞。《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引用了类似张宁的观点：“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林彪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　　该文认为，林彪一家并没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他们只要飞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了近2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1个小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然后调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为什么林彪放弃南逃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张宁的说法可置疑之处不少，比如，三叉戟飞机不是直升机，它怎么可能围绕96号楼久久盘旋呢？外国人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且不说周恩来命令地面指挥所向空中呼叫，说只要回来，无论在哪个机场降落，周恩来都亲自去迎接，就拿关闭机场的禁空令下达的时间来说，也不合逻辑。据当年在空军指挥所协助李德生处理林彪出逃事件的作战参谋朱秉秀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禁空令是1时56分开始到2时20分左右下达完毕的，如果林彪座机真的想返回北戴河机场，至少没有禁空的障碍。（转引自《北京日报》2001年4月30日，第16版）5.关于李文普是被打伤还是开枪自伤李文普是林彪红旗轿车上唯一活着的人，他的一句林彪“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问话决定了林彪的叛国性质。对这样一个关键证人，有不同说法。据李文普自己交代，他听到林彪问话后，决定不跟他们跑，结果被林立果开枪打伤，子弹擦着前胸击中他左臂，他随即用右手朝车内开枪还击。但林办工作人员却认为李文普是自伤。秘书宋德金说：“事实早已证明，李文普是出于制造‘与叛国外逃分子划清界限’的假象而开枪自伤，这一点林办工作人员都是十分清楚的，是毋庸置疑的，‘林立果开枪打伤李文普’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张清林一直认为李文普是自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晚，他看了李文普的伤口，说了一句：李主任，你自己打的啊。李文普低着头，不再吭声。1982年，张清林去看李文普，说我当时给你包扎，我看了伤口，你是自伤。李文普坐在沙发里，埋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1998年5月10日张清林谈话）但是，李文普坚决不承认张清林看过他的伤口并给他包扎，他说是8341部队卫生员小陆给他包扎的。后来，李文普公开发表文章说：“我已经从林彪车上跳下来，干吗还要自己打自己一枪？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枪不是林立果打的。”（《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对李文普的说法，林办工作人员有不同看法。在审查期间，大家都叫李文普是“王连举”（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自己打了自己一枪）。李文普的枪伤和林彪红旗轿车的枪伤，当时都没有做正式的权威鉴定。张耀祠回忆说：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愿跟他们走，下来就好交代了（2003年2月18日张耀祠谈话）。张宏说：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也说：算了，小节，不要再干扰。总之，当学习班上林办工作人员追问李文普的枪伤，上面就这样不让追查了，最后不了了之。令人关注的是，今后李文普究竟坚持以前的说法呢，还是另有披露，还历史本来面目？6.关于林立衡的报告及对林彪的态度9月12日晚林立衡几次向中央报告林彪那里准备出逃的情况，是有功的。这一点，中央一直是肯定的。她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身为那样一种地位，又是面对那样一种严重、凶险而又紧迫的情况，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但林立衡的报告和对林彪的态度，她前后说法却不完全一致，甚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开始报告，林立衡用的是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挟持”这样的字眼。1981年年初“两案”审判结束时，林立衡给“两案”办公室来信，说林彪是被叶群及林立果“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的。此前两年，她已经这么说。此后，她一直这么坚持。　　1971年10月，林立衡知悉中央57号文件将把林彪问题向全党公布，并对林彪事件定性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态：“文件对林彪等叛党叛国的批判和结论完全正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您的这一英明决策。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狗急跳墙，狼狈逃窜，自我爆炸，遭到历史的惩罚……”（1972年8月28日，林立衡给周恩来写信：“林贼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林贼是一个伪装更加巧妙、手段更加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我们决定一辈子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直至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仍收到林立衡给他的揭发林彪历来主张说假话、拍马屁和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言论和事实。但是，到了1979年11月初，林立衡给江西程世清写证明材料时，便开始说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从此，她就一直这么坚持。1988年春天，在林立衡要求下，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见面时，林立衡再次谈了对“九一三”事件的看法。罗点点问她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罗点点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林立衡还说：“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和党内生活的种种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罗点点：《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85-287页）由于林立衡是幸存者，又对林彪有较多了解，她应当提供更多的情况和材料。当然，前提必须是实事求是。这是最要害、最根本的，容不得半点自私自利和感情用事。7.关于林彪座机机组成员未上齐林彪座机的坠毁，与机组人员未全部上齐不无关系。如果机上有副驾驶，有领航员，有无线电通讯员，256号三叉戟的命运，就恐怕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关于机组成员未到齐，一直是个疑问。如果说时间仓促，来不及叫醒已经睡下的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等5人，那么同样睡下的3个机械师不是被叫醒了吗？况且，从林彪由北戴河出发到山海关机场，路上要用半个多小时，这个时间对雷厉风行的机组人员来说，叫醒上飞机是完全够用的。未上飞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认为：“机组人员有走有留的局面是机长潘景寅自己安排的呢，还是有人授意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听了别人的授意后，积极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就是林立果。潘景寅怎么也没想到为自己安排了一条通往死亡的路。”康廷梓认为，林立果之所以授意潘景寅安排紧急起飞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是怕机组人员多了，他控制不住飞机上的局面。此说似乎有理，但也令人生疑：难道潘景寅不知道飞夜航领航员、通讯员的极端重要性吗？越少越好，可以少机务人员嘛。　　据康廷梓回忆，9月12日晚在山海关落地后，10点20分左右开了一个简单的机组例会。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作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的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传扬的“吴反林”，即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景寅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明天6点起床，6点30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此时为10时40分。康廷梓的回忆，可以帮助人们分析潘景寅的政治态度。8.关于林彪座机空中航线的偏移林彪座机起飞后，其空中飞过的航线有诸多发人深思之处。要说有关林彪出逃的疑团，这恐怕是最大的疑团。飞机起飞后14分钟内，是机场调度室雷达标图员提供的航迹。14分钟后，飞机信号从机场雷达屏幕上消失。这14分钟的航迹，来不及上飞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是在机场调度室里看到的，他禁不住暗暗吃惊。事后，康廷梓几次写文章，表明他的疑惑、分析与判断。1997年4月，他化名广辛，写下《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其中写道：“我和调度室主任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的方向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0余度航迹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时（注：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这条航线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变，使飞机迅速进入到预定的航向上……如果标在地图上，那个转弯只能是一条折线。第一转弯本应是一条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是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康廷梓在发表于《湖南文史（增刊）》上的文章中进一步分析说：“从0点32分起飞到46分，在足足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0点32分，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前后，位于北京专机部队大本营的领导机关也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专机师的师长正在指挥室为查禁256号飞机的事忙碌着，在师指挥室同样有一个标图室，标图员头戴耳机把头埋在标图桌上，他已经从雷达给出的信号中，捕捉到了256号飞机的目标。师长曾接到关于256号飞机位置的一个重要信息，标图员告知：飞机起飞后经过河北省迁安县上空时，航向340度。迁安县位于唐山市北偏东的方向，离唐山50公里，离山海关机场约130多公里。这就是说，256号飞机0点46分离开山海关机场约120公里之后，并没有稳定在叛逃的方向上，而是在310度的基础上又继续增加了30多度，这时飞机的航向比后来稳定的叛逃航向325度还要大20度，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康廷梓分析说，潘景寅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已经转到了叛逃的航向上，“但他没将飞机的状态改为平直飞行，而是继续转过了头，达到340多度，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转下去，就有掉转机头的可能。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驾驶舱内的情况，但从航迹上可以看出，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调头往东，竭力回避叛逃的方向。”康廷梓还认为，飞机航线的偏移问题也耐人寻味。按照常理，飞机坠毁地点应当在山海关到乌兰巴托或伊尔库茨克的航线上，但实际坠毁地点远远偏在了东边约160公里。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潘景寅搞不清位置，已经偏移却不知道，只是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飞；再就是有意为之，打算与飞机同归于尽。9.关于是否不让林彪座机降落这其实就是说林彪对外逃曾有过犹豫动摇，甚至一度萌生回心转意念头的问题，但最后是被“逼”跑的。当晚，跑与不跑的主动权完全在林彪手中。他如果不下决心跑，是没有人能逼他跑的。如果他下决心从天上再返回降落，也一定能够降落。且不说周恩来通过地面塔台向飞机呼叫，说256号专机无论在哪里降落，他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就是不和周恩来说，悄不声响地在北京、广州、大连、山海关等机场降落，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林彪专机没有越境之前，中央压根没有下达“禁空令”，不存在“逼”他出逃的问题。有人根据256号专机坠毁前曾由蒙苏边境折返，是向东南方向亦即中国方向飞，便得出林彪试图返回的结论，其实大谬不然。其一，向东南方向飞，是转弯选择地形，属迫降前的正常动作，因为飞机降落的规则是通场、一转弯、二转弯、三转弯，然后落地。其二，那时油料不多才迫降，如果返回中国，不是明摆着找死吗？其三，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256号专机企图由蒙古进入苏联国境前，曾与苏方联系，苏方警告说，不许入境，否则击落，这才使256号专机放弃降落伊尔库茨克的意图，改为就地迫降。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勉强。　　不过，有两个情况值得研究。一是李文普交代的林彪在汽车上一度命令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阻止；二是256号专机出境前，在位于中蒙边境的贝尔庙上空转了一圈。仓皇逃命，按说应当抓紧时间，不顾一切地飞往苏联，为什么会转圈呢？转圈不会是选择降落，潘景寅很清楚那里没有机场，只能是越境前后的思想斗争。（2001年9月12日空军参谋长梁璞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