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蚕桑，总会连想到几则与其有关的神话故事，像是嫘祖，或是化为蚕的马头娘（女化蚕）等。不难发现，与蚕桑有关的神话几乎都是女性，而她们后来也都成为受到祭祀的神祇。嫘祖的故事传遍中国大江南北，而马头娘的故事则广泛流传于南方蚕乡。故事流传的普遍性，也显示出人们对于嫘祖与马头娘具有高度认同，且已深入到了社会文化思想之中。但究竟妇女与蚕桑是如何连结起来的？这就要从上古时期开始说起。

近年有丰富的考古文物出土，证实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家蚕制丝的技术。现存最早的农业专书为西汉农学家泛胜之所著的《泛胜之书》，不过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已有《任地》、《辨土》等多篇涉及农业生产知识的章节。学者研究，过去中国历史上曾的重农书，其内容皆有蚕桑专篇，可见其重要性。

虽然嫘祖养蚕取丝的故事传遍大街小巷，但先秦时还未有嫘祖相关记载，当时与养蚕取丝相关的仅有王后施行的“亲蚕礼”。所谓的亲蚕礼，是指在每年季春（农历三月）到孟夏（农历四月）时节，王后需带领一干妇人共同采桑事蚕：“是月也（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季春之月，命令管理山林之官不可砍伐桑拓，因桑叶是蚕的食物。除了准备养蚕器具外，后妃为表示慎重需斋戒，然后亲自采桑。由于妇女都肩负着家中蚕织要务，因此周代即由天子的嫡妻－王后，来主持亲蚕礼，更有以此作为天下妇女表率的意义。

从中可以看出，周代时，已有天子祭神时所穿着祭服由王后制作的规定：另外，从《周礼．天官．内宰》与《礼记》的记载：“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可以看出亲蚕礼除了王后外，天子的妃嫔、朝臣的妻子都需要参加。

周代王后亲蚕礼，以采桑养蚕制衣为主，还尚未祭祀“先蚕者”（最早养蚕取丝之人），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先蚕者”的概念仍相当模糊。因此嫘祖与马头娘的出现，与古人开始祭祀先蚕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直到东汉，才有关于先蚕者的记载：“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为先蚕者立祠祭拜，以少牢礼祀之，但未说明“先蚕者”是何人。

到了魏晋南北朝，祭祀“先蚕者”发生了变化。《宋书》记载，由于东汉以来的祀先蚕之礼因战乱而亡佚，魏文帝（187－226年）便重新考订一套祭祀先蚕者的祀典：“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按韦诞后蚕颂，则于时汉注已亡，更考撰其仪也。及至晋氏，先蚕多采魏法”，魏文帝时所考订而成的先蚕礼，还为后世朝代所效仿。晋代除了以魏文帝考订出来祀蚕礼为基础，还多了更多详细的规定，如设置先蚕坛的地点，还要求参与人员除了有皇后、朝臣嫡妻外，还有公主、后宫嫔妃、宫中女官与受有封号的女子，从中选出“蚕母”进行养蚕的工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晋书》所载的祀先蚕，其祭祀规格从东汉的“少牢”提升至“太牢”（少牢礼是一只活全羊，而太牢礼为一只活全牛），可见晋代极为重视先蚕。

不过确立“先蚕者”的身份，是从北齐北周开始。《隋书》载：“（后齐）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嫔、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明确把“先蚕者”定为黄帝轩辕氏以及他的妻子西陵氏之女嫘祖。

唐宋时虽仍进行先蚕礼，但并未如北齐北周般言明先蚕者的身份。直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河东总督王士俊（1683－1750年）上疏请祀先蚕，该疏文提及“西陵氏（嫘祖）始蚕”的说法后，乾隆七年（1742年）清廷才议定亲蚕之礼。《清史稿》载：“是岁定皇后飨先蚕礼，立蚕室，豫奉先蚕西陵氏神位”。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廷更下令要求：“定浙江轩辕黄帝庙蚕神暨杭嘉湖属蚕神祠，岁祭列入祀典，祭器视先农”，以朝廷的力量把嫘祖拱为先蚕者、蚕神，并在杭嘉湖平原推行祭祀。

在清廷的推广下，“嫘祖始蚕”的故事传遍整个中国，成为人人皆知的蚕桑神话。回首蚕桑、嫘祖与妇女的关系，皆因为男耕女织的社会生活型态，被上升成为王朝的重要祭典之故。在天子亲耕、王后亲蚕的祭祀仪式下，耕田与养蚕具有特殊地位。而在男耕女织的框架下，对于古人来说，蚕桑取丝的发明者，必然是女性，而能够担任这个身份的人，翻遍先秦文献，也只有黄帝的妻子嫘祖是最合适的人选，就像后人将钻木取火的发明归功于燧人氏一样，嫘祖也就成了被百姓祭祀的蚕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