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一个逐渐淡去的名字，曾经为中华民族传统灿烂的建筑文化立下丰功伟绩
我们要继承的是前辈们为国家人民奋力工作克服万难的崇高精神。先要有强烈的爱国心，才会萌生奋勇斗争的责任感
首发：7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口述：刘叙杰｜刘敦桢之子、著名古建园林学家
整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席元、曹瀚尹（实习生）
中国营造学社，一个逐渐淡去的名字，曾经为中华民族传统灿烂的建筑文化立下丰功伟绩，当年的成员们目前恐已全部离世。大约在1936-1943年间，由于特殊的机遇，我有幸接触到这一著名学术机构以及它的若干重要成员。因为当时年纪小，所见所闻以及与学社成员们的接触大多是生活上的，对于他们多年来在学术创造上的事几乎全不知晓。
刘叙杰近照。唐瑭摄
对于学社的首次印象，大约是在1936年夏，母亲因事去找我父亲，趁便也带上了我，那天是人力车送我们到天安门西朝房学社办公地点的。进屋后发现室内很凉爽，往来走动的人员很少，只有几位坐在依墙的大桌前工作，这与我后来在云南昆明麦地村和四川南溪李庄学社绘图室中见到的情景一致，所以印象深刻。
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至于日后在那两段岁月中的见闻，也大多是生活中的琐事，在拙作《脚印·屐痕·足音》中亦有记载，这里就不赘述了。那时虽然生活平淡无奇，但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第一件是某日我和小弟（梁思成先生之子梁从诫）来到学社工作室，看到墙上挂了一张大图，是陈明达先生刚绘成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纵剖面图，十分壮观精致，当时在场的除作者外，还有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诸先生，一致称赞叫好。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幅的手绘墨线实测图，内心十分惊讶与赞佩，也许就是它为我多年后选择人生道路铺上一块厚重的大砾石。
应县木塔。新华社资料片
第二件事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小弟跑来要我同去看“热闹”，原来是学社的几位单身汉正集体外出，只见他们在村外的田埂旁一字排开，坐在带来的小凳上，又拿出画板、颜料、水瓶和画笔。这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学社中的绘图从来都是用墨线，这次虽是野外写生，但目的何在？这样的集体活动只见到一次，也未被学社纳入正式的工作内容，但从此孕育了一位天才水彩画家，他就是莫宗江先生。多年后，看到他笔下一幅李庄镇门风景图（约作于1945年），我十分感佩，想不到他竟然在两三年间就能达到如此精湛的技艺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不起眼的“平常”作为
对营造学社有更多、更深刻的认识，还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特别是自己讲授中国古代建筑史时，由于备课中拜读了学社诸前辈历年撰写的著作，使我深为敬佩和折服。回忆起他们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然忘我奋斗，表现了中华学人的大智大勇，以及崇高的爱国与敬业精神，至今仍然令人心潮澎湃！
当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为营造学社的辉煌成就热烈庆贺之际，最早的开疆拓宇之人，并不为大家完全知晓。这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老先生。我也同样粗心，当年未对老先生做进一步了解。日后才知晓那些不起眼的“平常”作为，才是他最终胜利的铺路石。
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年），贵州省开阳县人，幼年丧父，后经姨父瞿鸿机培养，并举荐入仕，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及代总理。他很早就对我国传统建筑深感兴趣，提倡研究中国传统工程技术和相关工艺，决心建立一个专业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招聘良才，为此做出了长期艰辛的努力，终于在1930年达成了矢志奋斗的目标。
他是一位旧社会的文人和官僚，放弃已有的优裕安闲生活，走上开辟“新天地”但前途未卜的险路，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他对我国传统建筑传承事业的热爱，不仅出于个人的原因。通过多次外出赴欧洲诸国及日本考察，对比国外的种种情况和措施，必然也会对他有所启发，进一步坚定他实现理想的决心。
朱启钤对我国传统建筑特点的认知是全方位的。不仅在于建筑本身，还扩大到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甚至工艺美术诸多方面。如此宽阔的视野，在旧社会中自然是凤毛麟角，就是我们当今的建筑工作者，也未必人人都能做到。
朱老先生努力收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品，例如建筑构件、工匠工具，师徒世代相传的抄本和口诀……这些都是重要文物，同时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对象。由于他的关注，1919年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中，发现了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手抄本，这对宋代重要建筑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托。
《营造法式》书影
他曾收集圆明园遗址中残存的建筑构件，运至中山公园内展览，既宣扬了中华建筑的辉煌，又讨伐了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气节。
作为一位旧文人而不是掌握现代先进科技的学者，他也在运用自己的文史知识进行若干研究，例如日后发表的《哲匠录》等。在旧社会，文人常常是统治者的工具，特别是取得一官半职后。当时，从事艰苦劳动的人群总是被列为社会的最下层，建筑工匠自不例外。朱启钤对历代工匠使用的工具和劳动手册传承十分重视，其改进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关键在于操作的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朱老先生的与众不同。
邀请国外著名学者专家来华讲演，对提高国内某些方面的认知很有帮助，这一举措也是中国旧文人从不措手的。
通过长期全方位的积极努力，营造学社得到国内外的众多支持，特别是1929年获得中华文化基金会暂定三年、每年国币一万五千元辅助，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在1930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这一学术机构的出现，奠定了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首座里程碑。
梁思成在北平中央公园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室旧址留影
要正式开展工作，必须招募人才。社长朱启钤通过多方了解并慎重考虑后，于1931年引进了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梁思成先生，不久任命其为法式主任。1932年又延聘了我的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刘敦桢先生（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为文献主任。两位归国学者既接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又都具备相当深厚的国学底蕴，这对开展学社研究工作极为有利。不久后的事实证明，朱社长的慧眼识人，收到了极佳效果，两位主任不但个人业务能力超强，而且配合密切、相得益彰，这样的关系使得二人成为数十年不渝的密友。
刘敦桢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学社对外又招了一批年轻人作为辅助者，日后大名鼎鼎的陈明达和莫宗江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年轻人大多是中学学历，但能力强、肯吃苦，又很虚心学习，所以进步极快，通过三年左右的实际操作，逐渐都成为田野测绘工作的能手。另有几位则是大学学历，也有一定的文史研究水平，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在《汇刊》上发表若干篇短文，但田野考察工作就相对减少和不足了。
史诗般的巨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但帝国主义的野心并未因此收敛，逐步向华北扩展，除了亲自动手，又收买卖国求荣的汉奸。此外，还千方百计地进行分化，曾留学日本的学者，就成其目标。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父亲身上，当时就有人“邀请”他去承德，为日伪修避暑山庄，代价是六位数的银圆，父亲当即将此信送呈朱老社长。
战火即将蔓延，许多人离开北平南下。但营造学社的工作必须继续，为了尽快开展尚未完成的调查，社里决定文字史料方面的研究，由两位主任进行的一律暂停，将全部力量集中于华北地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大家的努力，任务终于大体完成，有关资料都运返北平，并进行及时处理，但大量原始资料和已经整理等待付梓的稿件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此项工作恐怕是老社长最为揪心和全社员工最为关切的事情。依朱老社长的处事风格，他一定早就做好了预案。
1937年，梁思成等人进五台山寻找佛光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寇就占领了北平城。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自然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杨廷宝先生、梁思成先生和我们三家，一同离开北平，抵达天津，后来又一起踏上南渡之路。但这时的朱老先生，却因为种种不得已而留在北平，学社其他人员也大多如此。后来只有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三位涉险来到湖南长沙，与梁先生和我们会合。重新集结的这六位成员，在日后的继续奋斗中，同样做出了史诗般的巨大贡献，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营造学社的光辉传统。
刘敦桢一家
后来得到消息，原留存在北平学社中的若干文稿及有关资料，已被送往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保管。这使身在后方的学社成员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根据我的记忆，营造学社于1942年初自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后，曾对战前已调查的若干项目作了可供出版的全面整理。例如发表在《汇刊》第七卷一、二期梁思成先生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七卷二期莫宗江先生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
它们的原始文字和测绘草图从何而来？有如下几种可能：一是文稿和草图由作者离开北平时随身带出（须单件面积小，重量轻，且为数不多）；二是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离开北平时带出（条件同上）；三是已存天津，托人携带至上海（乃至香港），再转内地。
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和大后方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通邮，但附有许多限制。例如汪伪区寄到大后方的信件，收信人只能是普通老百姓，而不能在任何政府机构任职。国立学校的教师或学生亦在其列。而书信的内容，自然是“莫谈国事”“只聊家常”。
例如1943年春，我家由李庄迁至重庆，当时父亲就给尚在北平的朱老社长写了封报平安的信。过了许久，才收到老社长的回复，但收信地址，不是父亲供职的中央大学，而是他在某地的一位亲戚家。
从这里也可得知，虽然学社已一分为二，但仍互有联系，只是次数不多，表达方式也受到限制。但朱老先生对学社工作的关怀不断，乃是不争的事实。
学社人员千辛万苦获得的调查资料并未能全部发挥作用，例如存放在天津英国银行中的资料，就因水患而损失惨重，仅挽救出少量。此外，零星遗落在北平各处的，恐也有一定数量。在解放初期，罗哲文先生就告诉我，曾经在“文整”（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仓库里，看到一包学社的文稿，具体内容他不知晓，要我去了解一下。我前往并询问了负责保管的李淑琪同志（陈明达先生夫人），她说不知此事。
不幸中之大幸
2006年，在北京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库房中，发现一批营造学社文稿，包括父亲撰写的四篇：《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8550字），《江苏吴县罗汉院双塔》（42102字），《河北定县开元寺塔》（30510字），《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7035字）。梁思成先生的一篇：《山西应县佛宫寺塔》。经查核，父亲这些著作约成于1936年，是当时学社准备发行的学术专刊《佛塔》的内容，计划由两人各写五座塔，后因抗战爆发，未及刊行。
此部文稿发现时，我正在整编《刘敦桢全集》，得此消息当即恳请中国文物研究所协助提供，承蒙张廷皓所长、杨欣、查群女士及刘志雄先生大力协助，将四篇稿件影印件给我。文稿均用学社抗战前习用的稿纸，并以毛笔写就。标题下有作者署名，而写稿的毛笔字迹确系出自父亲之手。此文稿是否即罗哲文先生所云者，尚不能认定，但此物自何方何人之手，也早已成为疑案。推测此五稿可能是当时散失于北平的遗物，虽仅残存半数，也属不幸中之大幸，亦有慰作者在天之灵矣！
梁思成《中国建筑调查研究的技术》手稿
朱老社长不辞千辛万苦，多年竭心尽力，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为此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现在：首先，为我国建立了首座系统调查研究中华传统古建筑的学术机构；其次，为我国科学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弥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并争得了世界荣耀；第三，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学术人才，其领军的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都由此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第四，创造了一整套高标准、高质量而又易于推行的古建筑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和准则，为后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开展古建科研、保护工作树立了标杆。
中国营造学社的出现，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当时中国积弱，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部经济不发展，科学技术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营造学社的成立，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手段来研究千百年遗留下来的辉煌中国建筑文化。首先通过调查，摸清家底，然后再进行修整保护，而后面这个目标，当时完全没有可能施行。因此营造学社当时主要任务，只是尽可能完成整个工作的第一部分，而作为第二部分的全民保护，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实现的。
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与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人考察天坛修缮工地。
现在，外出调查使用的器材和手段更加先进和便利，测量、绘图等都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甚至还可使用航拍……物质条件已不成为问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是目前成败的关键。我认为在解决了物的问题后，要继承的是前辈们那种为国家人民奋力工作克服万难的崇高精神。先要有强烈的爱国心，才会萌生奋勇斗争的责任感。这不仅是营造学社的先辈，更是我们的祖先，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所做出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