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肃顺必须死？为什么恭亲王必须下台？《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以“派系政治”角度研究晚清史，切入帝国中央权力枢纽——军机处，细看汉族官僚在最高统治者权力平衡术中的游走，李鸿藻、沈桂芬、王文韶、张佩纶等汉族“南”“北”官僚接连登场，还原晚清宫廷政治真相，揭示主导政治走向的关键问题。

本书为著名晚清史学者林文仁教授的代表作，系统深入，视角独特，重视官方档案，更重视私人日记、书信、年谱等形式多样的私家史料，小说般叙事，让尘封的史实“活”起来。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林文仁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内文选读：

恭王见黜与李鸿藻的入枢

清末民初的笔记名家黄濬，在其《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中，曾有如下一段论恭亲王奕的文字：

恭亲王奕䜣，为同光间握政柄最久之亲王，其举措进退，有关于清社之运特大，视后此一味贪婪之庆王不同，不可不记。恭亲王之生平，有两大事，三见黜，俱极有关系。两大事者，一为英法联军之役……王初奏激励兵心以维大局……卒与英法联军议和，而自请议处，此一大事也。又一大事，则为与两后定计，杀端华、载垣、肃顺，详已见前。三见黜者，一为同治四年三月，西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此即湘绮所记蔡寿祺等事，揆其实际，殆西后小弄玄虚，意在褫其议政王一职，以恣所欲为，非真有仇隙也……

黄文原甚长，本节只引到此，也由黄文所云一见黜者，来看其中曲折。或许对一般熟悉近代史的学者而言，此事并不陌生，但本节除介绍其发展概况外，更要由其中引起的一些人事纠葛，探索其与此时正进入成型时期的南北派系之间将有何内在关联。

恭王见黜之事发生在同治四年三月，去辛酉政变的发生，虽已近三年半，唯作者每及此段史事时，总感此一冲突并非单一事件，而是辛酉政变的延续。就政变成功的一方来看，两个最具关键作用且此后分享权力的人物，毋宁即慈禧与恭王。但此种合作，与其说是同仇敌忾，不如说是利益的结合。因为双方在政治权力的掌握上，都面对着一群共同的敌人：“三凶”为首的顾命阵容。合作是为了夺权，一旦成功，摆在眼前的便是权力分享的现实安排以及运作的技术问题。这一点，似乎通过政变后两宫垂帘、恭王议政领枢的格局已可具体落实，其实不然。

无论对两宫——尤其是慈禧——或恭王而言，此种合作形态，即便以有清之历史而言，也是陌生的。在这个体系之中，权力的天平究竟比较偏向哪一方，相信都是彼此之间必须自制却又不免思及的一桩心事。对慈禧而言，此一压力更大。虽然两宫垂帘已成事实，且又有元老重臣贾桢、周祖培等之成议以为理论基础，然而毕竟是“我朝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权力之大小，动见于人，而未必在主观意愿。说是动见于人，关键其实也就是恭王了。因此，在政变成功之初，新枢取行之际，档案中所载两宫给予恭亲王之优隆，真不可谓不厚。近人吴相湘曾加以整理，计如：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及初二，授恭王领宗人府宗令，管宗人府银库，总管内务府大臣。

同年十月初八，赏亲王世袭罔替，固辞，改赐亲王双俸；十月廿一日，将恭亲王生母康慈太后增上尊谥（即宣宗之尊谥“成”），并祔太庙，一偿恭王致憾于文宗者。

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赏恭王紫禁城乘四抬肩舆，其子载澂赏三眼花翎，而其女赏为固伦公主，直干中宫嫡主之仪。除此之外，逐日膳馔赐赏，几成常态。两宫看来不但求尽一切优礼以崇恭王于天下，恭王集外廷、内府、宗室之首缺于一身，较世祖前期之多尔衮亦不稍多让矣。君臣同治之局，非仅予天下以相得之印象，恭王之领袖风采，为中外观瞻所系，似乎更要突出。时人有谓“深宫忧劳于上，将帅效命于外，而一二臣主持于中，有请必行，不关吏议”，确非虚话。

诚然，在君臣名分已定的前提下，奕策动政变，推倒了原已由大行皇帝公布于世的统治格局，若非有两宫的号召与绝对的支持，使恭党能奉“活太后”压倒肃党的“死皇帝”，政变是很难成功得如此彻底的。不过，垂帘之无前例已如前述，无前例即难防变量，若在初起时即将权力归属问题拉上台面，未必不会有忠于祖制，或倾向恭王者提出异见。因此，透过权力与优礼的赐予，使恭王集空前异恩与天下目光于一身，一方面可以钝化恭王对垂帘与辅政二者内在冲突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也将恭王放到直接承受天下褒贬毁誉的火上烤，使其在位高权重、势倾朝野之余，也等于长期暴露在危地之中，终令慈禧等到动摇其权力的有利时机。慈禧之用心，诚然深刻，而观诸此后发展，似亦已印证此一推论。

相较于慈禧的深沉与心计，恭王的性格却有其近乎相反的弱点。由不少史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同的印象，令人不禁想起史家吴相湘一段常为人引用的评述：

恭王性质开明，临事敏决，能力之富强，当时廷臣中，实罕其比。惟自幼学养不固，举止高徒，是为美中不足。亲王封爵出自道光朱笔，命之曰恭，一字钦承，涵意实极深远。咸丰五年文宗手诏亦有仪节未娴之语，可见知子莫若父也……同治之初，内外相维，实利赖焉。若能懔功高震主之古训，以多尔衮为前车之鉴，稍自敛抑，固可以持盈保泰，享荣华于久远。不幸恭王竟未注意及此，言语行动诸多不检，甚或恃功自矜，遇事流于专擅……

整肃恭王以扩垂帘之权，当然是慈禧主观意愿中终须一为之举，但若非恭王个人细行不护，亦未必能这么快地给慈禧制造机会。我们不要忘了，此时垂帘者，仍为两宫，且理论上东宫慈安居大，若无慈安之共识，慈禧也难有何主动作为。有几个事例，可为此脚注：

恭之任事……朝政号为清明……然宫监婪索，亲王密迩，时有交接，辄加犒赉，则不足于用。而国制，王贝勒不亲出纳，俸给庄产，皆有典主者，率侵盗以自给。及入枢廷，需索尤繁，王恒忧之。福晋父（即桂良），故总督也，颇习外事，则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王试行之，而财用足。于是府中赇赂公行，珍货猥积，流言颇闻……

王既被亲用，每日朝，则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爷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故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

孝钦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瓶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磁，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讶问，以六爷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

恭王则于用人之权，黜陟之事，不商之于太后，或升或调，皆由己意。凡关于各省之事，亦独断而行……一日召对时，恭王竟对两宫言：“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绝不能忘而恕之也。

时机终于在同治四年成熟。先是二月，有御史丁浩奏山东、河南一带大雪震雷请亟修省，到了三月，编修蔡寿祺上疏劾恭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终于引起朝局的风暴。恭王由三月初四日蔡折见览，引起廷争，而被慈禧削去一切差使，直到四月十五日上谕命仍在军机上行走，不复用“议政”名目。一番折腾，虽然又重领枢垣，雷霆雨露之后，尽归一句“恭王自是益谨”矣。其间于当事者心境之变化，饶有深意。

今日之下，我们回顾此一事件的发展，可得到的见解殊不止于内廷权争，甚且亦涉及满汉关系及以曾国藩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汉官僚，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所面临清廷统治者—实即以慈禧为主—的疑虑与压力，尤其这批汉官僚与奕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更成加深慈禧隐忧的近因。不过，以蔡寿祺所上两折攻恭王外，亦语涉以曾国藩为首之大吏，而慈禧终不敢在此放手株连，甚且因此而一定程度地缩小了打击面，似亦反映汉人势力之抬头，已成为保大清一端所不可不接受的现实。

机会很快到来了。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亦即政潮稍定后半年，李棠阶病故出缺，军机当中属北士行走的一席空了出来。基于政潮期间的体认，与恭王仍处于惊涛之后战战兢兢的谨慎心态下，在上位的两宫——事实上便是慈禧——对这一席军机大臣的任命，当然享有主导权。若再由受命者来考虑，这一可能性便更强了。获指定在军机学习行走的新人，正是时为内阁学士的李鸿藻。

李鸿藻，字兰荪，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咸丰十年，文宗为大阿哥择师，大学士彭蕴章荐李鸿藻，特召入京。咸丰十一年特诏为大阿哥授读，并于同治元年入直弘德殿。此期间，又连擢侍讲，迁阁学，署户部左侍郎，终入直军机。相较于倭仁早年仕途之辛苦，李鸿藻所经历的却是一名翰臣最完整顺畅的仕进资历。这与他自文宗在位时，即蒙指为帝师，当然有直接关系。尤其在同治四年的此刻，其帝师身份甚具意义，已如前述。再者，几年来与倭仁同直弘德殿，彼此在工作与学问上的交谊当然不同于外官。这些条件的结合，诚然造成李鸿藻在本年即得入枢之局，且以其年富力强，终得以久在枢垣，而成为南北格局渐定后北派领袖人物的代表。衡以现实，同治四年恭王见黜事件的发展，不可不谓促成的关键。

然而，也正因如此，李鸿藻自入枢之日起，与恭王间关系的基础便不比原恭王人马的军机成员们，此一情形始终没有明显的改变，且随着同治五年及六年即将到来的两项政治纠纷，更使此一情形有增无减，终使恭王与李鸿藻和即将成熟的北派之间，由一开始即划下一道成见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