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6月初的一天，新奥尔良的莫里斯·舒伯特医生来到了停泊在港口的奥古斯塔号轮船上，前来诊察两名身体不适的乘客。其中病症较清的那人没几天就康复了，而另一位就没这么幸运，他因为病情恶化被送入了新奥尔良的慈善医院，最终医治无效。在奥古斯塔号抵达新奥尔良的半个月内，这已经是舒伯特医生第三次登船诊病。因为船长报告有位船员出现高热、呕吐和疼痛，舒伯特医生在5月底首次上船，简单开出药方后，这位船员就痊愈了。但5天后医生再次登船时，又有一位船员出现相同症状并很快去世。而那名不幸死于慈善医院的乘客的尸体被解剖，医生在其胃中发现了大量黑色液体。舒伯特的担忧被证实了，黄热病再度袭来，这个名叫G. 沃尔特的人也成为1853年新奥尔良黄热病大爆发中首位姓名确认的死者。黄热病（Yellow Fever）是由黄热病毒引起、主要由蚊虫传播的恶性传染病，症状通常包括发热、畏寒、食欲不振、恶心、肌肉酸痛和黄疸。黄热病源于非洲，17世纪的奴隶贸易将其带到美洲，直到18-19世纪还被视作最危险的传染病之一，今天仍被世卫组织列为检疫传染病。

当沃尔特在医院中痛苦死去之时，城市里的各色人等还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这座因奢靡生活与富庶而得名“大快活”（The Big Easy）的城市仍陶醉在贸易带来的繁荣之中。新奥尔良位于美国南部，是密西西比河进入墨西哥湾的入海口。这里原是奇蒂马查印第安人的土地，1718年法国殖民者在此建立定居点，以当时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命名，是法属路易斯安纳的首府和毛皮贸易的主要交易地点。七年战争后，战败的法国将包括新奥尔良在内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殖民地割让给西班牙，1800年再度交还法国，直到拿破仑将整个路易斯安纳地区出售给美国。虽然在历史上多次易手，但新奥尔良作为重要贸易港口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而且西班牙人的统治将其纳入庞大的西属美洲帝国之中，大量拉美人在此间移民于此。1853年的新奥尔良似乎风调雨顺，往年已近炎热的4月依然带着春天的凉意，来自美洲各地的商品也陆续抵达港口，商人们乐观地期待着大赚一笔、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的移民踌躇着开始新生活、码头工人奋力扛起货箱挣得一日三餐，谁也没想到灾难将隐藏在繁华背后悄然而至。

19世纪后期的新奥尔良港口

这里地处大河入海口，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城市建在一片沼泽地之上。地势低洼加上湿热多雨，新奥尔良在历史上长期为流行病和飓风、洪水困扰，早在1722年就记载有飓风袭击，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导致新奥尔良全城被洪水淹没。19世纪的新奥尔良时疫频发，据说从1810年起，流行病几乎每三年就要袭击一次。尤其是在港口地区，这里是城中地势最低的部分，蚊虫众多，来自美国西部和北部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货物和人员在此交易，当时还没有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因此疾病流行。正是这样，舒伯特医生起初并未在意患者的症状，直到第三次来到奥古斯塔号时才有所警觉，隐约感觉到黄热病这一致命恶疾再次光临新奥尔良。

黄热病大爆发与新奥尔良的城市功能密切相关。美国本土东西两侧分别有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使东西向的交通极为困难；而密西西比河水量巨大，并且自北向南穿越美国中部，因此成为天然的交通大动脉，西部商品运销东部往往不是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而是经由密西西比河出海后北上。得益于密西西比河口的优势，新奥尔良成为北美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美国革命期间法国曾从这里走私军火支援大陆军。随着蒸汽轮船的普及，19世纪前期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产品也大量经由新奥尔良出海再运往东部城市。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和商品更是以新奥尔良为主要门户进入美国。到1850年时，每年抵达新奥尔良港口的货物价值已超过一亿美元。城市高度依赖贸易，几乎所有的财富与荣耀来自于广阔的贸易网络。正如牛津大学医疗史专家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言，疾病与商业总是纠缠在一起。春夏之交的新奥尔良气温相对较低，飓风洪水等灾害也不常出现，正值港口的繁荣期。大量人口和物资往来这座河海交汇的城市，黄热病的防控更是难上加难。与纽约类似，新奥尔良也是国外移民进入美国的门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来到这里，尤其是来自德意志、意大利和中南美洲的移民，1840年时的新奥尔良按照人口数量已成为美国第三大城市，1850年时排名第五。不幸的是，黄热病大爆发的1853年正值移民高潮。1845年爱尔兰土豆饥荒、1848年欧洲革命和美国经济发展促使大量欧洲人移民北美，据统计1848—1852年间超过16万移民涌入新奥尔良，美国其他城市中只有纽约接纳了更多的移民。贸易带动了病毒从原发地的扩散，人口剧增无疑进一步加快了黄热病的传播效力。发现疫情的奥古斯塔号来自美国北部，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抵达新奥尔良，在途中曾与来自牙买加的坎博登堡垒号一同停靠在圣路易斯。据查，坎博登堡垒号离港出发时正值牙买加出现黄热病疫情，病毒很可能由此船传播到奥古斯塔号，然后来到新奥尔良。奥古斯塔号上的乘客主要是欧洲移民，他们大多来自高纬度的西北欧，并没有应对黄热病的经验，甚至对此流行病闻所未闻，更不用说抗体了。

黄热病大爆发与新奥尔良的城市空间同样密不可分。尤其是港口地区，五方杂处的拼接式空间构造将富翁与贫汉、白人与黑人、商贾与苦力、老居民与新客人聚集在一起。繁忙的码头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船主盯着自己的货物运上运下，和银行家、贸易商在堤道上谈生意。在他们的身边，黑奴忙着将船上的货物搬到码头，再忙着把货栈里的商品搬上即将出海远行的大船。刚刚落脚的外国移民挤进了码头附近的廉价租屋和酒店，许多人为了谋生每天在码头上出卖劳力。达官贵人家的少爷和太太们也时常在码头一带散步，欣赏海景风光。马车隆隆驶过之处，黑皮肤的苦力正在跟吸着雪茄的船东大声讨价还价。曾在19世纪30年代游览北美的查尔斯·莫雷（Charles A. Murray）也到过新奥尔良，他笔下的码头一带“简直就像巴别塔，这里混杂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英语和乔克托语（美国南部印第安部落——引者注）”。背景不同的人在这里自由交流，码头似乎成了打破社会身份壁垒的全新空间，这在内战前等级森严的南部社会并不常见，即便北方人也觉得诧异。来自纽约上州的亨利·本杰明·维普尔（Henry Benjamin Whipple）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写道，“所有社会等级和阶级的人在这里毫无避讳地自在交往”。这样的拼接式空间虽然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成员间的交流，但在疫病来临时却却加快了病毒的扩散。港区的空间改造也没有带来秩序。港区开发曾是点燃新奥尔良政坛纷乱的导火线。历史上新奥尔良曾先后属于法国、西班牙然后成为美国领土，并且与美洲其他地区保持密切的经济、人口和文化往来，这样的历史使其形成了克里奥尔（Creoles）精英阶层，即殖民时代来到这里的法国人的后裔和欧洲与非洲移民的后裔。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和汽船的普及，滨水区域如何开发成为新奥尔良各界纷争不已的话题。克里奥尔精英在老港区掌握着大笔财富，希望在滨水区开发豪华住宅。19世纪崛起的本土美国财商精英则不然，主张扩大港区范围，将更多的滨水区用作商业。最终路易斯安纳州法院支持了后者的意见，新奥尔良的港区范围得以扩大。港区的扩大并未带来港区的有效整合的管理，拼接式空间依然故我。而克里奥尔精英与本土精英的较量仍在继续，不但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更多挑战，也助推了疫情的升级扩大。

新奥尔良移民纪念碑

黄热病大爆发还与城市治理的碎片化有关。克里奥尔精英与本土精英的争执并未随着滨水区的开发而终结，反而持续扩大。最终的结果是州议会在1836年将新奥尔良市划分成为三个独立的自治区（Municipality），即法国区（French Quarter）、上城（Uptown）和下城（Downtown）。虽然新奥尔良仍然是建制的城市（City）并保留市长和市议会，但三个自治区也各自有自己的议会，而新奥尔良市长（Mayor of New Orleans）的权力则受到极大限制，只能处理涉及整个城市的问题，实际上几乎仅限于居间协调三个自治区决策、主持会议和礼节性工作。划分并没有解决纷争，三个自治区各有自己的滨水区，相互间仍然因为水域的开发使用而龃龉不断，州法院在此后十几年间仍多次介入三者的冲突。此类龃龉和冲突不但使得滨水区的开发缺乏连续性和统一性，更严重的是导致新奥尔良迟迟未能建立港区的管理机制，包括检验检疫机构。1852年也就是黄热病大爆发的前一年，三个自治区撤销，权力重新收回市长和市议会手中，但为时已晚。短短一年根本不足以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员和物资不经查验即可登陆新奥尔良，而深受疫病之苦的市民也难以通过权威机构获得可靠的关于黄热病的信息。相比之下，同为移民主要口岸的纽约已在埃利斯岛的移民检查站里设置了对抵达移民的健康检查机制。直到黄热病已然肆虐全城的7月末，新奥尔良才建立起强有力的卫生委员会负责应对疫情。

新奥尔良的三个自治区，从左至右依次为上城区、法国区和下城区。

对于新奥尔良市民来说，黄热病已经算不上陌生，人们对这种每隔几年就发作的疫病多少有些见怪不怪了，因此疫情出现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出现恐慌。不但媒体和医生闭口不言，远离港区的市民往往心存侥幸，很多人更是自信已具备抗体，等待着这场悄然而来的疫情再次悄然而去。然而直到7月末，黄热病仍然没有停歇的势头，而此时的一场连日大雨以及雨后的潮湿闷热却突然让新奥尔良人紧张起来，他们终于开始担心起来。媒体公开报道慈善医院中的黄热病死者，医生不再回避谈论疫情的威胁，市政府也承认黄热病正在城市中蔓延。许多人逃离了新奥尔良，市议会也决定在秋天前不再开会。新奥尔良的贸易伙伴维克斯堡和纳奇兹率先开始对来自新奥尔良的船只进行检疫。此举无疑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许多城市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满载移民的客船也饶开新奥尔良，在墨西哥湾的其他城市靠岸。曾经繁忙的港口如今冷清下来，堤道上也无人散步。疾疫围城之下，新奥尔良最繁忙的地方不再是码头，而是医院和墓地。许多无力邀请私人医生上门诊治的病人只能去医院碰碰运气，快速增多的死亡人口则被送往墓地。严重的疫情打乱了城市的日常运转，人们不敢出门更不敢移动尸体，许多病人死在家中或是街道上。医院面对病人无法及时收治，死者家属也不能及时将墓地准备好。白人劳工或者生病，或者逃跑，市政府只得将奴隶组织起来，负责将死者运往墓地并挖好墓穴。甚至新奥尔良一度传出谣言，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对于黄热病有天然的免疫力。但新奥尔良面对此次黄热病大爆发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市政府甚至想到了举行炮火表演来提振市民对政府的信心。8月18日清晨，表演在密西西比河边如期展开，但不出所料，对于疫情防治丝毫未起作用，甚至21日一天有超过1500人死于黄热病。新奥尔良已经束手无策了。

时间挽救了这座城市。进入9月后，新奥尔良天气转凉，作为黄热病载体的蚊虫逐渐消失，这场疫病慢慢缓和下来。10月13日，卫生委员会正式宣布这场黄热病结束了。在整个19世纪，黄热病曾多次袭击新奥尔良，但1853年黄热病大爆发却是最为严重的一次，不但导致更多人死亡——当年夏天将近1万人死于黄热病（1850年人口普查显示新奥尔良人口约11万）——更使得新奥尔良城市社会几乎系统性崩溃。在美国公共卫生史学者约翰·达菲（John Duffy）看来，1853年黄热病“也许可以说是对一座美国主要城市造成最严重冲击的单一流行病”。疫情的发生发展当然与新奥尔良低洼湿热、临近江海的自然环境有关，但也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假如城市空间布局更加规范合理、城市治理更加完善有效，1853年黄热病的危害也许会降低。疾疫围城之下，原本9月开始的秋季贸易高峰未曾出现，虽然10月疫情结束，但繁忙的港口却冷冷清清、行人如织的堤道而今空空如也，与疫情之前别若霄壤。曾经自信满满的新奥尔良人不得不自问，密西西比河和墨西哥湾，真的注定给这座城市带来繁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