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朴殷植作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奠基时期的杰出代表，将历史书写作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器。本文首先介绍了朴殷植其人及其著述，随后介绍他在近代韩国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以进化论为内核的民族主义史观。而在重建韩国历史论述的过程中，关于檀君与箕子的历史认识又成为重要议题，文章指出，朴殷植在肯定檀君作为大韩民族始祖地位的同时，给予了箕子相关历史较为实证性的解释，并开创性地使用了檀纪纪年。最后，文章对作为朴殷植历史观念重要载体的《韩国痛史》与《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二书进行了考察。

摘要

朴殷植是韩国近代独立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将国史、国教、国语、国文等视作“国魂”，系民族精神；而钱谷、军事、国家机构等视作“国魄”，系国家的现实存在。“国魄”亡，而“国魂”存，民族国家即存。历史即民族精神，故他赍志撰史，以存“韩国魂”，并为韩国独立运动正名。他认为在优胜劣汰的现代，更新儒教，更新文化，才能焕发韩国民族国家的新生。檀君系大韩民族的始祖，但晚于黄帝，韩国文化晚于中华文明，箕子处于从属地位。《韩国痛史》与《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既是韩国独立运动史之重要记录，也是朴殷植书写民族主义史观最集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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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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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殷植；《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韩国民族主义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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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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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明清中朝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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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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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韩国汉文史部文献编年与专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242）阶段性成果。

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朝鲜迈入近代，朝鲜近代史却是一部屈辱的抗争史和民族独立运动斗争史。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先后击败清朝与俄罗斯，取得独霸朝鲜半岛的特权。1905年迫使大韩帝国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日本逐步将韩国殖民化，1910年最终将朝鲜半岛完全吞并。与此同时，日本宣扬“日鲜同祖论”“日鲜一体论”等殖民史观。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韩国的民族主义史学也逐步萌芽、成长、发展起来，涌现出一批民族主义史家，他们一方面积极投身于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之中，同时通过重建历史叙述，构筑起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朴殷植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既是重要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儒学改革派人士、韩国临时政府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同时又是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有关的他学术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中韩学术界都刊出了不少论著。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其民族主义史观做点探讨，力图能有新的发现。

一

朴殷植的生平与著述

朴殷植（1859-1925），字圣七，号谦谷、白岩，生于朝鲜王朝黄海道黄州郡，其父朴用浩系黄海道黄州儒学者，故他出身儒学世家，他曾自称：“自幼学习朱子学，40岁之后开始纵览老、庄、杨、申、汉等学说以及佛教、基督教等。”幼年习程朱理学，后转向阳明学。1885年，参加乡试。1888-1894年，任崇仁殿参奉、东明王陵参奉，为一名中下层官员。1894年东学党起义爆发，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他辞官归隐江原道原州郡酒泉，远离世事，试图成为隐士。但国事日非，他无法容忍，1898年再度出山，参加独立协会，从此投入爱国启蒙与民族独立运动之中，并成为他一生的志业。综其一生，他所从事的事业，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办报撰文，宣扬韩国民族独立思想，唤起民众。1898年，他出山之后，就与张志渊一同创办《大韩皇城新闻》，任主编，后更名《皇城新闻》。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积极主持、参与创办各种报刊。1905年，任《大韩每日新报》主编，后来又主编过《西友》《西北学会月报》等。大韩帝国灭亡以后，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先后在中国东北、北平、天津、香港、上海等地从事独立运动活动，直至去世。与此同时，他先后担任中韩报刊《香江杂志》《四民报》《五九杂志》《新韩青年》《救国日报》《独立新闻》等主编、社长与重要撰稿人。近代报刊是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朴殷植深知唤起民众的重要性，故一直致力于办报，以谴责日本侵略、宣扬韩国独立自主思想为己任，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他可以说是韩国早期最重要的民族启蒙思想家之一。

事实上，他来中国以后，和中国近代的改良派、革命派人士交往密切，他办报也得到中国友人的大力支持。即如他与康有为、汪精卫、景梅九、罗南山、黄兴、曾鏮等都交往密切，他曾说道：“上至黄兴、陈英士诸公，下到一般革命党人都对我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约定好将来携手一致向前，彼此坦诚相待，开怀畅聊，令人激动，难以入眠。”而他与康有为的交往尤值得关注。

诚如前面提到，朴殷植儒学出身，早在1909年，他受康有为儒学大同思想的影响，在韩国创办大同教。康有为早有复兴儒教的想法，1913年3月创办孔教会，并任会长。1914年4月28日，经韩国李炳宪介绍，朴殷植首次在香港拜见康有为。康有为对他们说：“国家之命脉，在民族之精神团结，民族维持精神之方，则一无二之宗教也。中丽两国之宗教，则儒教是也。以儒教为自国之生命，救教为救国之前提，则已亡之国，庶乎其有望也。”康有为视儒教为“自国之生命”，“救教”即“救国”的思想，使朴殷植深受启发，成为他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渊源。朴殷植在香港期间，分别于1914年4月28日、5月3日、5月6日三次拜访康有为。“五月六日，又与白岩访康先生，谈及报馆之宜设论《春秋》学说。”康有为即推荐朴殷植任《香江杂志》编辑。后来又在上海、杭州等地多次面谈，康有为再次推荐朴殷植为孔教会会刊《国是报》编辑。朴殷植对康有为评价极高，李炳宪在《我历抄》写道：“白岩谓余曰：‘吾在东方一未见过目之人，今见此君，真师表也！’昔清太傅翁同和（龢）奖于光绪帝曰‘康某之才识，百倍于臣’，盖翁是通人，为当日第一文学家，而遽发此言，岂无以也哉！”康有为看重朴殷植，朴殷植也推崇康有为。

可见，无论中韩士人，都很看重朴殷植办报的才能，他的后半生未曾离开过报刊，成为不少报刊的主笔，即如在《香江杂志》创刊号发表评论文14篇、《四民报》发表时评文达30余篇，抨击日本殖民的罪恶，宣扬韩国民族独立思想，以启民智。

第二，积极投身韩国独立运动的活动，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要领导人之一。1905年，日韩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后，韩国义士就掀起了反日独立运动，随之以1919年“三一”运动为标志，形成影响世界的反日斗争高潮。韩国独立运动各种政治社团纷纷成立，一度在韩国、中国上海、俄罗斯远东等地区成立了六个临时政府，最终统一为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报纸系韩国独立运动最重要的舆论工具，故办报也是朴殷植从事韩国独立运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开始，他就积极投身于韩国独立运动的各项活动之中。

韩国临时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矛盾斗争不断。诚如胡春惠所言：

“三一”运动本身，原即为韩国各党派及各宗教团体联合势力所发起。因而在“三一”运动以后组成的上海韩国临时政府，自然也就成为各种势力之混合体。对于这种组织，其内部之不易产生协调与互信，应是预料中事……临时政府从一九一九年四月在上海成立，到一九三〇年八月四日金九出而组阁为止，前后不到十二年的光景，但其政府内阁之大小改组就有二十次以上的记录。

李承晚试图改变其四分五裂的状态，特地从美国赶来上海，对临时政府人员进行调整，并未奏效，相当失望。1921年6月4日，他匆匆离开上海赴美，从此不再回沪。1924年12月，组成第五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李承晚为大统领，朴殷植为国务总理，他跻身韩国临时政府要员行列。1925年3月13日，韩国临时议政院议员联名提出《临时大统领李承晚审判书》，随后通过。3月23日，正式选举朴殷植为临时大统领。次日，朴殷植宣誓就职，组成第六届韩国临时政府。3月30日，韩国临时议政院审议并通过朴殷植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改大统领制为国务领制。

朴殷植继李承晚就任临时大统领后，“旅居北京的拥李派李天民、延秉昊、朴嵩秉等联署《矫正书》，历数八大罪状，猛烈批评朴殷植为叛徒。指责‘朴殷植以八十老翁，昏妄暗昧，平日不思爱国人养护之义，竟甘作叛逆魁首，组织匪政府，大胆盗劫占据原政府’等。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派系之争再起风波。”4月，由元首制改为集体领导制，朴殷植随即引退。次年10月，朴殷植因病逝世于上海，《工人之路》特号刊载《韩国大统领在沪逝世》，对朴殷植表示哀悼。朴殷植担任韩国临时政府首脑时间不长，试图调节各方面的矛盾，但他自身也无法摆脱这种矛盾的纠葛，最终抱恨辞世。

第三，朴殷植著述甚丰，其历史著述系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在韩国临时政府群体中，朴殷植是公认的史家，“（1921年）7月，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史料编纂部，到9月共编纂4卷史料集。”这个史料编纂部，就是由朴殷植领导的。朴殷植去世时，在《工人之路》所刊发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他“生平著作甚多，其用中文著述者：《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安重根传》《李舜臣传》等书”。杨昭全则将他的著作分为四类：其一，封建帝王传记（《东明圣王实记》《渤海太祖建国志》）；其二，古代名将传记（《明临答夫传》《泉盖苏文传》《李舜臣传》）；其三，现代义士传记（《李俊传》《安重根传》）；其四，通史（《大东古代史》《大东民族史》（未完稿）、《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相当全面，他的著作正是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

综上所述，朴殷植一生从事韩国独立运动，他创办报刊，宣扬韩国民族独立思想，流亡中国后，继续利用新闻报刊，宣扬民族解放思想，并成为韩国独立运动早期重要领导人，做出了卓越贡献。出版多种著作，重建韩国历史叙述，而他有关“民族魂”等有关论断，成为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史观的重要思想，影响深远。

二

民族主义史观与进化史观

广义上来说，朴殷植的民族主义史观贯穿他一生，融入他各种史学活动与史学著述之中；狭义来说，则指他的“民族魂”论断。朴殷植以民族主义史观为主导，融入近代进化史观，成为他的核心历史观。这既是他个人思考的结晶，更是他所处时代思想的反映。某种意义上说，“民族魂”学说乃是近代东亚学界民族主义史家关注的一个共同命题，在近代日本、中国和韩国都有相关论断，朴殷植的论断直接渊源于中国学者的有关学说。

第一，朴殷植民族主义史观的思想渊源。前面提到康有为推崇儒教为“自国之生命”，对于朴殷植“民族魂”的论断有直接影响，但并非唯一来源，一定程度上，他受梁启超思想影响更大。

诚如有学者指出，“在中、日、韩三国中，用‘国魂’来承载民族精神、国民性的言说，最早是始于日本。”东亚各国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之中，都考虑到“民族魂”的问题。日本最早提出“大和魂”的说法，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受其影响，指出“大和魂”就是武士道，进而讨论“中国魂”。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指出：

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之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韩国留日学生崔锡夏读到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于1906年12月发表《朝鲜魂》，提出韩国也应该要唤起“国魂”，由此引发韩国学人对“国魂”的讨论。

事实上，梁启超的著作对近代韩国有深远影响。1902年，梁启超编成《中国魂》一书，收录其1899-1902年所发表的文章，由上海广智书局刊行。1908年张志渊将其译为韩文，在韩国大邱出版。当年六月，由朴殷植主编之《皇城新闻》每天登载此书译本广告：“是书之出，其能唤醒全国之魂，请于光惠购览。”自然他对此书并不陌生，对于“国魂”的说法也因之熟悉。1909年1月由李相卨又重译《中国魂》，由《共立新报》在美发行。李承熙特作《书中国魂后》，言此书“足以震耀一时，激发人思想矣”。随后朴殷植、申采浩、申圭植、文一平、郑寅普等韩国士人陆续撰文讨论“国魂”的意义，构成韩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史学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因而从一定意义上看，朴殷植的“国魂”说是对梁启超学说的转化与深化。

第二，朴殷植是韩国近代第一位系统论述韩国“国魂”史观的史家，撰史以存“国魂”，保持民族独立之精神。尽管崔锡夏、李承熙在朴殷植之前就讨论过“朝鲜魂”的问题，但把“国魂”说融入韩国历史叙述之中，并对其做系统的阐述，朴殷植则是韩国近代第一人。他的学说虽源自梁启超，但有突破，提出了新的看法。朴殷植在《韩国痛史》中，系统论述“国魂”史观曰：

史之所存，国魂所存也！试以亚洲最大且古之国论之，中国之魂托于文学；突厥之魂，托于宗教。中国间被匈奴、鲜卑、氐、羌、金源、蒙古之劫，而五千年文学之渊源不绝，故不化于他族，而竟能化他族而一之。突厥国势寝弱，土地日削，受制列强久矣，而一亿万教徒之力尚强，可冀其复振，此魂强之国也。如鲜卑、契丹、蒙古，方其盛也，能征服大地，威振天下；而武力一隳，国命忽焉，此魄强之国也。盖国教、国学、国语、国文、国史，魂之属也；钱谷、卒乘、城池、船舰、器械，魄之属也。而魂之为物，不随魄而生死，故曰国教、国史不亡，则其国不亡也；呜呼！韩国魄已死矣，所谓魂者，存乎？否乎？

在朴殷植看来，一个国家可以分为“国魂”与“国魄”。“国魂”，乃“国教、国学、国语、国文、国史”，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国魄”，乃“钱谷、卒乘、城池、船舰、器械”，系一个民族国家之物质依托，即现实存在。将“国魂”与“国魄”视作神与形的关系，“盖国，形也；史，神也”，“国可灭，史不可灭”，“神存而不灭，形有时而复活矣”。“国魄”固然重要，但“国魂”更为重要，即便像韩国这样的“国魄”已亡之国，只要作为“国魂”之“国教、国史”不亡，国家终有复兴之日。史存则“国魂”存，民族精神永存！民族国家亦得以存。这是朴殷植对于民族国家的一种深刻认知。他认为历史上各政权强盛的根基不同，中国因为有“国魂托于文学”，即便遭受“匈奴、鲜卑、氐、羌、金源、蒙古之劫”，“而五千年文学之渊源不绝，故不化于他族，而竟能化他族而一之”。历史上“国魄”强者，“如鲜卑、契丹、蒙古，方其盛也，能征服大地，威振天下；而武力一隳，国命忽焉”，因为没有“国魂”，终究只是强盛一时，不得再兴。采用比较的方法，说明“国魂”比“国魄”更重要，只要“国魂”不灭，民族一定复兴，国家一定光复！

韩国已亡，“国魄”不存，但只要韩国历史得以保存，韩国“国魂”得以延续，韩国终将能够再兴，故朴殷植致力撰史，以存“国魂”。诚如韩震在《韩国痛史跋》中言：“孔子之《春秋》，痛天下之无王而作，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存焉。今先生痛祖国之沦而修此，而四千余年之国魂托焉，非善学《春秋》者欤？”直接点明朴殷植撰《韩国痛史》，乃存韩国“国魂”。

在《大东古代史论》中，朴殷植进一部讨论历史即“国魂”。“有民族而后有历史，然无历史则亦无民族矣！”因为“历史者，民族之精神”。“有祖国之历史，然后有爱国之精神；有同族之历史，然后有爱族之精神；有独立之历史，然后有独立之精神；有自尊之历史，然后有自尊之精神。故神圣之民族，必有神圣之历史者也。”反之亦然。将历史视作民族之精神、国家之精神、爱国爱族之精神、自尊自立之精神的根基，这正是他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编纂之动因。日本殖民者采用殖民史观，尽可能抹杀韩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为其殖民统治服务，而朴殷植等韩国民族主义史家正是针对日本殖民史观，批判其谬论，书写其独立自主的历史。随后，申圭植1920年撰《韩国魂》，郑寅普1935年撰《五千年间朝鲜的魂》，在《东亚日报》连载，都是对于朴殷植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第三，进化史观与民族主义史观相伴而行，广义上来说，进化史观也是朴殷植现代民族主义史观的一部分。韩国近代最早吸收进化论者系俞吉浚（1856-1914），但进化论真正对韩国产生影响，则是透过梁启超的介绍。诚如李润和所言：“影响韩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是梁启超的文章……他的文章只要一写好就马上传入韩国而引起很大影响。”“仅开化期译介传播至韩国的梁启超相关论述加单行本多达六十八种。”梁启超有关进化论、国民思想等都被韩国士人所学习和接受，对朴殷植也有着直接影响。朴殷植等韩国流亡中国的士人信奉进化论思想，他与张志渊组成“大韩自强会”，主张“依靠民族自力的独立”，实现民族自强。他认为“优胜劣汰”是人类进步法则，但侵略则是“世界人道之公敌”，故反侵略是合乎人类进步法则，韩国反侵略终将成功。

1919年，他在《儒教求新论》文中，寻求儒教改革，以实现民族自新。他批评儒教有三个弊端：“一曰儒教派之精神，专注帝王一侧，缺乏普及人民社会之精神；一曰辙环列国，不讲恩易天下之主义，匪我求童蒙，是守童蒙求我之主义；一曰我韩儒家，不要简易直切之法门，专尚支离汗漫之功夫。”他认为当今时代科学飞跃进步，世界各国相互竞争，然韩国儒林专尚儒教经典，清谈空论，不思变通，故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以至于到了亡国的境地，故当革新儒教以自救。朴殷植认为人类进步的实质是文化的进步，即学术、思想、政治、军事等，因为文化的不同，他将历史划分为上古时代、中古时代、现今时代三个时段，而历史就是民族文化进步史。而他所强调的“国语”“国文”“国史”“国学”“国教”等所谓的“国魂”论，就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层面。

因此，他的民族主义史观是以进化论为内核，外托以“国魂”说，二者相辅相成，表里合一，历史就是民族精神。“盖国竞之世，弱并乎强，数见不鲜，而若其人种之资格相等，宗教、历史、言文、风俗，有国魂之不灭者存焉，则纵被并于一时，而终乃分离独立者，亦世界国史之多见者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即便弱国一时被吞并，只要“国魂”存在，民族精神永存，就一定会光复独立的！韩国仁人志士应心存希望，一定会迎来光复之日的。

三

关于檀君与箕子的历史认识

在重建韩国历史论述中，韩国民族主义史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檀君与箕子的历史问题。诚如赵轶峰所说：“所谓魂，指体现在韩朝历史中的韩国人的文化精神，其渊源就是檀君。”1906年，韩国部分人士创立了以崇拜檀君为核心的大倧教，也受到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家的关注。檀君的“朝鲜特性”不断被史家发掘，成为近代韩国人“一个强有力的情感象征”。作为早期韩国民族主义史家的朴殷植，特别撰写了《檀祖事考》，梳理韩国历史上对檀君的记叙，试图厘清檀君与箕子的关系，成为他重建韩国历史论述的一个中心论题，并由此而特别关注韩国历史上英雄人物传记的书写，陆续撰写了《梦拜金太祖》《明临答夫传》《泉盖苏文传》《渤海太祖建国志》《李舜臣传》等韩国历史人物传记。

首先，他肯定檀君作为韩国民族始祖的独特地位，并试图对其历史进一步丰富和明晰化。在韩国历史上，最早记载檀君的是僧一然的《三国遗事·纪异篇》，只是作为一则神话传说，随后陆续得到韩国有关史家与文人的讨论，其真实性基本上被质疑和否定。在朝鲜王朝时期，因为其系明朝藩属国，在儒家性理学的支配下，“小中华思想”得以蓬勃发展，朝鲜儒学家更推崇箕子而非檀君。

近代东亚随着中华世界的解体、民族国家的兴起，檀君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箕子则被抛弃了。朴殷植在《大东古代史论》中论道：“呜呼！我大东民族有四千余年之历史者也。四千余年历史之祖谁也？太白山檀木下，天降神人，非吾始祖耶？”“我大东民族，不祖檀君而谁祖也哉？檀君以神圣之化，肇开人文，克享天心，故盛德之报，悠久灵长，子孙繁昌，荣誉烜赫，此通古斯种，蔚然为世界名族者也！苟非神圣之后，何以有此哉！”檀君为大韩民族始祖，在他看来是不容置疑的。

在《檀祖事考凡例》中，朴殷植交代了本书原则：采用纲目体，征引历史上各种史籍的记载，兼有考辨。本书内容分内、外篇，《内篇》“谨稽檀祖降世，讫于御天，系年纪事”；《外篇》“搜集历代史乘，崇奉檀祖，尚传遗俗者”，乃介绍韩国各地所存崇奉檀君之祠庙，如三圣祠（乃崇奉桓因、桓雄和檀君）、平壤的崇灵殿、永州木叶山庙、奉化太白山祠、江东仙寝、妙香山有礼窟，以及各朝祭祀情况等史实。可见，是从史籍到祠庙、从历史记叙到现实民俗，都概览于一书之中，从而进一步说明檀君为始祖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存在。

以檀君为始祖，进而道：“夫吾族以檀祖神圣之胄，宅左海名胜之区，人才之产出，文物之制作，实具优秀资格迈于他族者也。吾国历史有四千三百年之统绪，忠义道德之根基深厚，宗教文学早已昌明，余波沾溉日本，而我居先进之位矣。言吾大韩之言，俗吾大韩之俗，歌吾歌，礼吾礼，衣食吾衣食，均吾国性之别于他族者也。综此诸种，生成我国魂，强固我国魂，决非他族所能同化。”檀君奠定了大韩民族的基本特性，系其国魂的根本，因之形成独特而优秀的大韩文明，“余波沾溉日本”，一直比日本先进。因为有始祖檀君，国魂不可能灭，国家更不可能灭，也不可能被他族同化。

第二，箕子东来，最初只是在辽东，后来才到平壤，并被檀君后裔所同化。朝鲜历史上，虽有檀君为始祖传说，亦有箕子东来之说，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呢？其曰：

吾族之所由来，有两派之别。檀君降自白山，始为大东生民之始；箕子来自中土，为移植华人之始。则以吾族全体之义，祖檀君可乎？祖箕子可乎？……以檀、箕之裔言之，数千年间，既已混血同化，则箕子之裔未有不为檀君之裔者。而檀君先也，箕子后也，求吾所自出之本原，以檀君为始祖可也。我大东民族史，亦以檀君降世之年为纪元可也，此所以求吾神圣历史之发挥者也。

如何处理檀君与箕子的关系，实际上是韩国民族主义史家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朴殷植并未回避此问题，也没有无视箕子朝鲜的存在，实际上关涉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韩国本土族群与从中国移来族群的关系，因为檀君早、箕子晚，而箕子后代都被融入檀君的后代族群之中，故而以檀君为始祖，同时以檀君诞生之年为纪元，以显示其自古以来的独立性。

箕子朝鲜的历史如何看待呢？他说：“箕子朝鲜，其始也，永平府境内朝鲜城是也。”《魏书》《唐书》《辽史》《明一统志》等都有类似说法，“据此诸说，可以证箕子朝鲜在于幽州矣。”既然如此，为何韩国历史上认为其都平壤呢？在他看来，“此吾邦之人，久处半部朝鲜之内，史家之眼光未尝及于古代之全部朝鲜故也。”箕子东渡，只要离开周朝领土即可，故都于辽东永平，当时乃檀君朝鲜之一隅，“箕子主治，而政教行焉，礼义兴焉，于是东方有圣人之国，朝鲜人民固多归向，而幽州近地亦闻风来附，周武王因而委之，待以不臣。”其子孙才“渐拓国境，南至平壤设都”。如果说箕子东渡之时，“直据平壤而都焉，则求之理势，一切不合，箕子以避身自靖为义，岂其夺人国都而居之者哉！不惟于义不合，力有不能耳！”朴殷植对于箕子的处理，一方面肯定箕子朝鲜的存在，把其视作辽东的地方政权，箕子后代才拓展疆域，建都平壤；另一方面，宣扬箕子朝鲜受制于檀氏朝鲜，但不受封于武王，系独立王朝，也是站在其民族独立的立场。随后又解释朝鲜历史上有关箕子朝鲜诸传说，如箕子陵、箕子庙等皆后人所建，一一论证其非真实历史，井田也系后人仿效而建，并非箕子朝鲜流传下来的。与此同时，“盖吾邦古来流传，凡国名、地名、山名、水名之名同实异者甚多，朝鲜则有辽东之朝鲜，有乐浪之朝鲜；平壤则有辽西之平壤，有乐浪之平壤；玄菟则有东西玄菟；沃沮则有南北沃沮……扶余有四扶余，氵贝水有三氵贝水，太白有四太白，若此之类，种种皆是也。箕子之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距辽东二千里，而后人但求之于乐浪之朝鲜，可乎？今乃求之于古代之全部朝鲜，则箕子之始居在永平之朝鲜城者，断无可疑，我大东历史千古不明之案，于是乎决矣！”尽管朴殷植是站在韩国民族主义立场来解释箕子朝鲜的，目的是服务于建构韩国民族独立自主的历史脉络，但他是从历史中去寻找依据，表现出了作为历史学者客观求实的态度。

第三，檀君降世比黄帝晚三百年，大韩文明也晚于中华文明。檀君与箕子的关系，关涉的是韩国历史的独立发展与否；而檀君与黄帝的先后，关涉的则是大韩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先后问题。他说：“檀君之降世在四千三百年前，黄帝之降世在四千六百年前，此两地之开发，差有先后之不同耳。”在朴殷植看来檀君比黄帝晚三百年，从文明先后来看，韩国文明比中华文明晚数百年，也体现了他作为史家的严谨。

尽管最早否定箕子朝鲜的是日本学者，但朴殷植并未盲目接受，而是从中韩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考辨探寻，并对檀君与箕子的关系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论定。他的观点一问世，就受到相关人士的称颂，有檀崖生曰：“卓异之见，正确之论，实吾邦创有之文字，开山大斧，一劈龙门，而黄河之流，始复其故矣。最其宗旨之惓惓切切者，吾大东民族保有我神圣宗教，发挥我神圣历史精神所存，万古惟一者是也，无乃天启先生，有以幸吾民族耶？”亦有檀庵生曰：“创千古未有之论调，了千古未决之史案！何其伟欤！况宗教也，历史也，吾族之精神！愚读此，辄拍案大呼曰：我檀祖神圣后裔，三千万兄弟云！”可见其观点所受到之追捧！

既然如此推崇檀君，朴殷植在撰史之时，经常使用檀纪，即以檀君诞生之公元前2333年为檀纪元年，由此下推。如在《渤海太祖建国志》绪论最后亦写明“檀君大皇祖降世四千三百六十八年十月日著者识”。《明临答夫传》和《泉盖苏文传》绪论末皆言：“大皇祖降世纪元四千三百六十八年九月日著者识。”明确檀纪。在《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下编，叙述“三一”运动时，依然用檀纪。他如是写道：“纪元四千二百五十二年三月一日，即我二千万韩族举正义、人道旗帜，以忠信为甲胄，以赤血代炮火，开创前古未有之徒手革命，特占世界活舞台之日也。然其谋始也，自本部极主慎密，故其举行之定期与集会之位置，惟为各团首领及各校代表之决定者，而并未告及于多数学生及一切团员矣。”此处特别用檀纪，用意很深。一则表示韩国系檀君以来的独立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二则也为“三一”运动正名，不仅是名正言顺之伟大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徒手革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论证“三一”运动以来韩国独立运动之正当性、正义性、正统性。因为古代史书正朔的使用，直接关涉到正统问题。本书在使用公元纪年的同时，也经常穿插着使用檀纪，就是这样一种古代史书正朔问题的现代运用。

综上所述，朴殷植充分肯定檀君作为大韩民族始祖的重要性，凸显檀君的象征意义，且对箕子朝鲜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地位给予较实证性的解释，以塑造韩国自古以来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开创性地使用檀纪纪年，开启了韩国光复以后使用檀纪的先声。

四

《韩国痛史》与《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

朴殷植以民族主义史观为指导，塑造檀君始祖的意义，解释箕子朝鲜从属的地位，宣扬韩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其目的固然在于重建韩国的历史解释体系，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为韩国独立运动正名。他先后出版《韩国痛史》和《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目的即在此。《韩国痛史》以笔名太白狂奴于1915年由上海大同编译局刊行；《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1920年由上海维新社刊行，两部书都用汉文写成，可谓姊妹篇。既系其代表性历史著作，也是最早叙述韩国近代史与韩国独立运动史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史观。他是在何种情况下，为何要撰写这样两部著作呢？

在《韩国痛史》结论部分，朴殷植陈述了著史动机。秉持强烈的使命感，他将历史视作国魂，有鉴于渤海国灭史亡，他要奋起撰史，存韩国国魂于历史之中。其记友人之梦曰“斯人有述乎？是其有东方文献之责者”，朴殷植自言：“吾祖其默有命于小子耶？然本朝右文为治五百年，培养士林，恩深泽厚，文献之述，当有其人，余非其材，何敢代斲乎？乃逡巡延竚，奄逾数年，而作者无闻。岁月如流，不我少延，余又废此职也。则四千年文明旧国，亦将不类乎渤海之国亡史亡耶？虽天下之人诮我以蛮，亦乌得以辞耶？”他以保存韩国历史为己任，赍志撰史，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

本书《凡例》中，朴殷植交代了其体例特征：

一、此书体裁，仿近世新史，逐事成章，夹叙夹论，或先事而提论，或后事而附论，至其未尽者，又为按说以申之；一、此书始末限于最近五十年，而特于首编设载地理及旧史之梗概，又于第三编因叙古物教化之来历，含有四千年国粹之精神；一、参考大约据十余种，而甲申以后事尤繁氄，在仳离颠沛之中，采辑不无遗漏，容俟后日填补之；一、参考多系韩文、日文之书，汲汲译就，字句之欠典雅者，未及修润。至条约文字，亦皆直译，止于解意，文理率多未畅，读者谅之。

尽管本书主体是韩国近代史，但全书贯穿着保存韩国国粹之精神，采用新式章节体，进一步明确本书的主旨与撰著意图。

《绪言》开篇即批评日本殖民者，“昔日之文化波及于极东三岛，彼之饮食、衣服、宫室，出于我矣。教宗与学术出于我矣，故彼尝师之矣。而今乃奴之耶？”故而本书意在揭示日本殖民者之丑恶行径。全书分三编，第一编2章：地理之大纲、历史之大概；第二编51章，从大院君掌政开始，到甲午战后，大韩帝国建立之前；第三编61章，从大韩帝国建立开始，到日本吞并大韩帝国之发展史。全书以3编114章，叙述了1864年高宗即位以来至1910年韩日合并的47年时间朝鲜王朝历史。

此书刊出后，就引起中韩进步人士的关注，但仅有此书并不能令人满意，友人在《韩国痛史后序》曰：“呜呼，先生老矣！胡不撰独立史饷我国人？呜呼！国人忍令遗老，仅作《痛史》，将忍痛而与之终古耶……我知先生作史之苦志也，如大同江流……百折不回，必至于黄海已。余更欲上白山之巅，大声疾呼：吾神祖遗裔，手此一编，将欲何为？使吾国人仅仅抱此《痛史》以终，则《痛史》亦不必作，然今日则犹仅仅有此《痛史》也，满天下仁人志士，当亦不忍卒读，洒一掬同情之泪矣。”可见尽管写《后序》之作者对于朴殷植撰写《痛史》，表示极大尊敬，也深知其艰难，但仅仅一部《痛史》完全不够，最多只能博取读者之同情泪水。既然朴殷植以撰史为己任，故寄希望于朴殷植撰写一部“独立史”。《痛史》只记载韩国的灭亡过程，不能给人以希望，只能渲染韩国的悲惨命运，“独立史”才能带来希望和未来，只有将“独立史”撰写出来，才能表明韩国国魂不灭、国家不亡！

友人有此冀望，朴殷植也不负期望，五年后再成《血史》。他在《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绪言》中说道：“往余修《痛史》也，有同志之举觞而祝者，曰：愿先生老而益壮，灿烂之墨、庄严之笔，不止此《痛史》，而俾吾辈得见光复史之更烦先生也。余固自信吾国必有光复之日，亦有以算日本将来之必败者，故虽颠沛流离、饥寒病苦之中，而未尝无一种乐观……”他听从友人之意见，坚信韩国终将光复，多年来心心念念，最终著成此书。

《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前有景定成和汪精卫的序。景定成曾留学日本，系孙中山的追随者，他交代朴殷植请其作序的经过后曰：“《痛史》，泪也；《独立运动史》，血也！前日之泪，已化为两年来革命之血；而此日之血，又博得满世界同情之泪。”相当精辟地论定了二书之关系。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25章，讨论之时段从甲申（1884年）开始到1919年“三一运动”之前。作为韩国现代早期章节体史书之一，也具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特征。虽系历史著作，全书很少有史料引文，即便记录相关条约条款，因其无标点，也无明显标注。主要关注两方面史实：一方面是韩国如何一步步落入日本控制的，叙述韩国被殖民的演变史；另一方面是重点叙述日本殖民者之白色恐怖统治，对于日本殖民时期所设立的统治机构、行政与司法机构、限制韩人之白色恐怖政策等方面的史实，进行了详细叙述。每章都很短，有的篇章不足一页，很少有二级标题。整个上编，仅有六十页。纪年常采用檀纪，以凸显本书颂扬韩国独立的意图。

下编从韩日国民性的差异开始，国民性正是“国魂史观”的体现，以“韩族对日本族之轻蔑”“韩族对日本族之怨恨”“韩族对日本族之不信任”三点，深入讨论韩国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感，意在批驳日本殖民史观所谓“日鲜一体论”。在第一章“韩日国民性之冰炭”，讨论韩日国民性之不同，揭示韩日合并不能长久。引用美国教师元杜尤的说法，来比较韩日国民性之不同。“亚细亚民族大概有共通性，蒙古族一时从事于侵略，而一旦受佛教感化，柔顺如羊。印度族、汉族、扶余族均有平和性质。而其中固守侵略性，而儒教、佛教俱不能破坏者，日本族也。二千年来犯中国济韩土之沿海地方，以侵略杀戮为事者，惟日本族也。故两国历史上外患大抵多倭寇也。”故而作者写道：“韩族对于日本不啻不认其为同一血族，而惟认其为加害压迫而发生之先天的仇讐也；韩族固无与日本族亲爱之记忆，而亦无要求亲爱之希望者也。”下编第一章就讨论韩日国民性的不同，其意在批驳日本殖民者所倡导的“日鲜同祖论”“日鲜一体论”等主张。所以朴殷植写作本书，意在跟日本殖民史观者进行辩驳，以正视听。

第二章到第十一章，叙述自从“三一运动”以来，在韩国以及全世界韩人所举行的各种抗议活动，韩国的独立运动不仅发生在朝鲜半岛，也同时得到侨居世界各地韩人同胞的响应，最终在上海成立了统一的韩国临时政府，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机关。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叙述日本殖民者对于独立运动的镇压及其所实施的残暴统治，揭露他们的罪恶。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从巴黎和会，韩国派代表前往申诉，到介绍各国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第十八章至第三十一章，集中于韩国人之独立运动活动，重点介绍重要事件和英雄人物。

附录《世界舆论》，乃选择当时全世界有关日本殖民韩国以及当时相关现状之介绍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文章，一是《美国上院之韩国事情报告书》；二是上海美人大陆报记者费波之《韩国之真相》，都出自美国人。附录有几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借助当时全世界的舆论场地及报纸上的文章，揭示韩国的悲惨境地，为韩国独立运动找寻世界舆论的支持；第二，如果说正文是从韩国历史与日本殖民的角度来叙述韩国独立运动史的话，附录则是从世界舆论的角度来为韩国独立运动正名。因为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无情与惨无人道，韩国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所以韩国更应该独立，以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第三，韩国独立运动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作为现当代韩国史的开端，也是现当代世界史不可或缺的一环。韩国的命运是中国以及东洋其他国家的殷鉴，对于日本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应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总之，这两部书都属于韩国近代史著作，时间段虽不完全一致，但有很长时间段有重复交叉。一定意义上，《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包含了《韩国痛史》的内容，也就是在《韩国痛史》的基础上，朴殷植更多加入了韩国独立运动方面的历史，并且是以独立运动史为主体、以韩国灭亡和日本殖民为辅进行叙述的，这两部书集中体现了朴殷植的民族主义史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诚如李润和所言：“要是说《痛史》是透过日帝侵略史使国民觉悟，以及激发独立运动之精神的原动力，则《血史》是对日帝侵略直接鼓吹要实践与斗争行动，是具积极的问题意识来叙述的著作。因此《血史》可说是《痛史》的续编。”石源华也赞曰：“该书与朴殷植1915年出版的《韩国痛史》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成为激励当时韩国国内外民众英勇地投入反日独立斗争的最好教科书和精神食粮，至今仍是鼓舞韩国人民意志的历史教科书。”诚哉斯言，所论允当。

五

结语

赵轶峰说：“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脱离了对民族主义的分析，要理解韩国历史学的基本观念、理路是非常困难的。”笔者深表赞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特色，乃因为韩、朝现代历史学产生于民族危亡之时。三十五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不仅使朝鲜半岛百姓沦为亡国奴，也由此奠定了韩、朝现代历史学的基本底色，即反抗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朴殷植作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奠基时期的杰出代表，他是将历史书写作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器，他强调檀君的始祖地位，宣扬国史、国语与国教等系“国魂”，重建韩国的历史体系，为独立运动正名，无不系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只是在“后现代”的解构之下，民族国家被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史观也该做出反思，方能赋予其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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