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其地理位置和形势等因素往往影响一个王朝的兴衰。清朝的徐元文在为其舅氏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所作序中曾说：“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理，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此外，一个政权建立之后，在其政治地理的构建上，首先面临的就是都城定位问题，而都城的最终定位又直接影响到国家其他政治区域的构建。因此，都城实际上是以国家为尺度进行政治地理研究的关键要素。
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都城的稳定和安全关系到整个王朝的政治稳定，同时都城又常常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汇聚了大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形成了较为繁荣的市场与商业活动，所以分析长安城的衰落，有助于了解唐代以来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以及关中平原在宋元明清四代的发展。
远古时期，大型的农业经济开发活动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确切来说是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板块以及太行山路以东的部分华北地区。因为在西周之前，中国的农具还是以石质农具以及部分青铜农具为主。由于平原地区土质疏松，降水充沛，气候适宜，这导致这些地区天然的与枯燥农业相契合。因此，自然而然的中原地区成为了最早的政治经济活动的集中区域。然而，因为生产力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这导致在平原地区难以产生一个稳定而统一的政权。换句话说，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中原地区在铁制农具出现之前，都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权。尽管这里适宜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但却很难作为庞大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商代时期，商王朝的都城多次更迭，其部分原因就是来源于此。然而，位于渭水平原却适宜作为古早国家的统治中心，和中原地区相比，关中平原的降水较少一些，但是河网密集(主要是魏晋以前)，利于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另外，关中地区周边多山脉，这导致与中原地区相比，关中天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且发达的河网交通也使得关中内部的联系性较为紧密，容易诞生统一稳定的政治及经济中心。
长安的崛起
最早将都城定在渭水河畔的王朝是西周。在今西安地区兴起最早的城市应属西周时期的国 都丰京和镐京。即有“文王作丰，武王治镐”的说法。周人自西向东进入渭水流域后，新建了新的都城丰京、镐京，以此来作为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广义上，后世学界也多将西周一朝视为长安建都之始。西周时期，周人将镐京视作天子之城，并且以此为中心开发关中平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镐京被周人所视为周室兴盛的象征。《考工记》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尽管在三监之乱之后，周王室为控制东部领土在河洛地区新修洛邑，但西周一带的统治核心依然还是以丰镐二京为主。
当随着犬戎等戎狄部落攻破二井，杀死周王之后。关中地区似乎又退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整个春秋时期，关中似乎都没有产生过太大的政治影响力，仅有秦国偶尔对中原政局施加的影响。但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业的推广，关中地区的经济开发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于早期中国的气温水土都略优于当下，这使得先秦时期的关中平原也有着相当优越的水土条件，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关中平原的新一轮开发浪潮，这次冲在最前面的是崛起于西部的秦人。通过春秋战国时期几次秦国的迁都，我们就可以看出此时的关中平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秦孝公时期，秦国新修咸阳城，这座新都就坐落于渭河中部，这让其占据了交通枢纽的位置，既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又同时保证了都城的经济供应。同时，凭借着秦国对于函谷关、武关等交通要道的控制，确保了战国时期秦国关中的相对稳定。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关中地区自然无可置疑的成为了封建王朝时期的首个政治中心。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刘邦与韩信、彭越等将合攻项羽，垓下之战后， 汉军彻底击溃了楚军，自秦末大起义后，群雄竞逐的局面至此基本结束。西汉建立伊始，首先面临的就是国家定都问题。史记高祖本纪载：“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诸侯皆臣属。”虽然刘邦暂时选择洛阳作为都城，但当时汉朝中央政府却面对关东七位异姓诸侯王的威胁。我们知道，洛阳位于关东的伊洛平原。伊洛平原由西南高山的洛河及其支流伊河冲积而成。伊洛平原的西面是豫西山地，其中有崤山和函谷关；南面是秦岭的延伸——伏牛山脉；北面是黄河；东面则是嵩山。因此，与广袤平坦的东部大平原相比，洛阳可谓是“河山拱戴”的形胜之地。然而，构成伊洛平原的真正地理屏障主要是西面的豫西山地，特别是崤山和函谷关以及南面的伏牛山脉。黄河虽然是天然屏障，但经由水浅河窄的著名渡口——孟津，敌人仍然可以从北面对洛阳构成较大威胁。此外，东部的敌对势力也完全可以通过嵩山两侧的开阔地带进入伊洛平原。因此，洛阳的山河形势对于防御帝国东部的敌对势力并没有真正的优势。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中地区拥有的优越的位置和后天条件。关中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渠道纵横，适宜传统的农业生产。此外，从地形上看，关中四周山水拱卫，群山环绕，地理位置优越，时人称其“四塞”。南有秦岭，东临黄河，多关隘与军事要地，有着较为广阔的战略空间。另外，关中地区人心稳定。自刘邦西入武关灭秦与百姓约法三章后，汉政府的统治在旧秦之地深入人心。而且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一直以关中为战略，后方萧何坐镇关中，为刘邦不断提供充足的病源与粮草供应，这对汉王朝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刘邦采纳了张良等大臣的建议，将汉帝国的首都定于关中，并开始兴造长安城。至此，汉代长安城成为了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核心，长安城也一跃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发展的古都城市之一。
长安大一统繁华时期
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后世的西汉皇帝也加紧了长安地区的开发力度。自吕后秉政开始，西汉初期的政治核心就转移到了关中，这也可视作是西汉初期的国策之一。方面，西汉政府降低农业水及人头税，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加强地区性的农业开发，另一方面，又鼓励生育，增加政府所掌控的人口数量。另外，在继承了秦代大量水利工程的前提下，汉代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农业水利工程的修缮和建设。此外，以长安为中心，西汉重整了秦代以来的全国道路系统，以长安为帝国交通的起点和中心，加强了帝国首都和直辖郡县的联系。而且西汉前期的黄老之学盛行，这使得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商旅和富户，这些人往往也更愿意到长安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推动了西汉初期长安城的经济发展。
公元前156年，汉武帝继位，他一改往日的政府政策，开始锐意进取，积极对外扩展。但他却始终坚持以关中，特别是长安的政治本位不变，在西汉初期，关中核心区的基础上进而推行“大关中”战略。在关中发展建设中，汉武帝拓展了关中的概念，将长安的地位捧到了更高的位置。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将原来关中东部边界的北部由旧函谷关拓展至临近洛阳、新安的新函谷关一线，加强了长安与洛阳两大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除此以外，由于汉武帝强硬的行政手腕，武帝时期对长安城，进行了新一轮的城市布局规划，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拓展，而且汉武帝增修了大量的公式来维护长安城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作为全国不可取代的政治中心，汉武帝还迁徙大量的地方豪强进入关中，来维护关中的无可替代性，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也让西汉关中地区的开发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
而在武帝统治后期至西汉末期的时期内，长安城的开发也达到了封建王朝核心统治区域的顶峰。除了增强城市的经济开发以及政治地位，西汉中后期也加强了长安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丝绸之路的开通使长安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大量来自西域、中亚、南亚、甚至欧洲的商人来到长安进行贸易，带来了丰富的商品和财富。而为了适应丝绸之路带来的大量人员和货物流动，长安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桥梁、驿站等，改善了交通条件和城市功能。另外，丝绸之路的繁荣提升了长安在国际上的地位，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都会和外交中心。这一区是在汉宣帝时期达到顶峰，长安也成为无可比拟的世界第一大城市。
历代长安地位的波动
正如前文所说，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根本所在。在国家的整个政治地理构架中处于核心地位。但伴随着政权的更迭和核心政治地区的转变，国家的政治中心自然也会有所变动，而这就造成了长安在历史发展中政治地位的波动。
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王莽逐步掌握政权，在初始元年（公元8年）正式篡汉改新， 登基称帝，国都依然定在长安。王莽执政时，曾欲迁都洛阳，在建立新朝第四年 （12年）下书“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天风元年又确定了迁都洛阳的具体方案。然而很快，新朝建立后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基本全部失败，反而迅速激化了西汉末期以来的各方社会矛盾，不久随着各地起义的爆发和壮大，新朝政权在农民起义推动下迅速瓦解，迁都洛阳计划也没有实现。
不过，王莽时期迁都洛阳的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在汉元帝之后，随着关中豪强的兴起以及土地兼并程度的加剧，关中土地的承载力度以不足供给朝廷和大量世族群体以及关中的海量平民。关中所承受的人口压力已经超过了这片土地的承载上限。事实上，这个趋势早已有所展现。汉武帝末期时就长从河东及洛阳方向调集粮食以解决偶发的粮食不足现象。而随着朝廷对于地方基层的控制力度下降，关中也逐渐丧失了全国超然的经济政治地位。伴随着新莽政权的覆灭，中国发生了封建王朝时期的第一次政治中心转移现象。而出身南阳豪族，崛起于河北氏族支持的刘秀政权，自然不会将新朝末期战火纷飞的长安定为新帝国的首都。建武元年，即公元25年六月，刘秀称帝，随后在攻占洛阳后将其定为首都。“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 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长安也由整个中国的政治重心转变为核心统治区之一，同时也成为西北雍凉之地的重要城市。这是自长安建成以来首次地位的下降。
依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 —首都的。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阶级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要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压制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这客观反映出了东汉迁都洛阳而不是长安的原因。同时，这也是后世长安地位下降的核心要素。
在东汉至魏晋时期，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由于不同地区开发程度的不同而造成的经济重心转移。在东汉一朝，河北已经逐渐转变为帝国新的经济重心。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开发则有长足进步，反而是过去因为政治重心而受到优待的关中地区地位下降，丧失了全国优先的交通枢纽地位之后，长安有首都降级为了地区性大都市。与此同时，一部分早期城市的衰落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经济中心转移的现象，例如临淄、邯郸、宛城等西汉地方大都市逐渐被新兴的邺城、济南、襄阳所取代。
而进入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长安的重要性也在下降。由于北方长时间处于各民族政权的混战中，这使得很少有政权能够恢复核心统治区原有的经济。因此，北方都市多呈现区域性，独立性发展。其中，长安作为关中地区的首要城市，常常成为西北少数民族的统治核心。虽然在短暂的统治中，关中及长安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和发展，但在乱世征战的总体背景之下，本地原有的全国政治中心地位也在不断下降，逐渐演化为区域性政权的政治核心。另外，和其他地区比起来，关中原有的良好农业基础，也为各个割据政权提供了不错的经济支持，这也是长安虽然相对地位下降，但总能在这一时期吸引政权建都的重要原因。除经济因素外，长安在历经战乱之后，还能成为西魏，北周等北朝政权的都城，还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统治集团的政治影响。根据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关陇集团说法，该集团本身以关陇地狱为本位，二是融合了其割据的关陇地区内的各个民族，内部向心力很强。因此北方的分裂政权需要依靠地方势力支持，而以长安为统治中心，普遍能得到这些地方豪族的支持，对敌对政权构成威胁。此外，因为军事威胁的存在，这使得原本在大一统时期成为经济阻碍的地理条件转变为分裂时期最好的天然屏障。凭借山川之固和关隘之险，以关中为核心统治地区的西魏、北周政权往往能拒敌于国门之外。
总体来说，在东汉及后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出现了多次城市地位上的波动发展，有时作为地区性政权的首都，有时候则作为王朝的重要城市。但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长安的总体地位确实在下降，尤其是在经济重心转移期间，长安由过去中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核心城市，逐渐变为了集军事政治为一身的北方重镇。在此期间，长安未能恢复到西汉时期全国之首的地位。在这一时期，长安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随着生产力及地区性开发，长安所承载的城市职能更加丰富多样，它逐渐被赋予了更多抵御边患及连接西域的作用。不过在关中逐渐恢复传统政治地位的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及发展带来了日后关中衰败的问题基础。历经六朝的开发，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逐渐进入快车道，并且在之后的时代里展现出冲击原有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没落的开始
而随着北周武帝攻灭北齐，完成了北方统一之后，中国即将进入下一个大一统时期。然而在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后，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中心已经逐步与经济中心产生分离，过去如两汉时期充分发展的关中，已不再是天下之首。但是随着政治惯性及北周隋朝和唐朝三代都有的特殊政治集团影响下，帝国首都依然停留在了关中地区。但是与长安相比，长期作为北朝首都的洛阳已经在地利条件上超越了长安。洛阳盆地地处九州之腹，背靠邙山，面对龙门，东部有虎牢关，西接函谷要隘，控三河而望天下。虽然洛阳背靠的河洛盆地要远小于关中，但其居于天下正中，是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洛阳直面中原，以它来沟通全国经济的成本要远低于长安。从全国视角上来看，它的战略地位不亚于长安城，而且整体来看经济潜力更大。但是隋唐两代难以摆脱的关陇门阀集团，凭借着超然的政治地位，依然将首都定在了长安，这种政治惯例所产生的定都影响，即将在唐朝全面展现。
隋唐时期，正是魏晋世族势力盛极而衰的时期，但由于长期形成的门第观念以及世族政治势力，使隋及唐代初期有关东豪杰和关陇豪强两大政治集团的竞争与对抗。隋炀帝时期为了平衡双方势力而兴建东都洛阳，这是隋唐王朝在关东另外设立的一个政治中心”以期对关东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这一情况说明，关中地区虽然是“自古关中帝王都。”但纵观全国形势，伴随着经济重心的移动，其地理上偏西，难以控制东方的缺点也逐渐显现。
当中国再次回归大一统格局后，长安再次成为了中国最首要的统治中心。自然而然的和西汉一样，唐朝也将长安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首要目标。唐代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其繁荣在商业和经济方面尤为突出。长安城内设有东市和西市两个主要市场，不仅是国内贸易的中心，还吸引了大量来自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商人，进行国际贸易。商品种类繁多，包括丝绸、茶叶、香料、珠宝、药材等，形成了繁忙的商业氛围。尤其是西市，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外国商人在此设立了大量的商铺和仓库，进行大宗交易。长安的街道布局整齐，商业街区分布合理，各类商铺林立，促进了繁荣的商业活动。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通过陆路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还带来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此外，长安附近的渭河、泾河等水道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商品能够更快捷地运往全国各地。长安作为手工业中心，聚集了大量的工匠和作坊。纺织、陶瓷、冶金、造纸等手工业在长安得到了高度发展，生产的产品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远销海内外。随着商业的繁荣，长安的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货币流通广泛，各类钱庄和钱铺在市场中活跃，提供兑换和存贷服务。长安作为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艺术家和学者。他们不仅在此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还通过各种文化活动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繁荣。
此外，由于长安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城市，外国商人、使节、僧侣等纷纷来到这里，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氛围。这些外来人口不仅带来了商品和技术，也促进了长安经济的多样化和繁荣。
由于长安的商业机会多，经济发展快，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移民。他们在此定居，开展商业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市场体系，长安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都市之一。这座城市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展示了唐代中国的经济活力和对外开放的程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化和商业活力的都市之一。
然而，以上所说的诸多优点都未能在唐代继续延续下去。从汉末以来，长安的发展问题逐渐累积，终于到唐代的时候，全面引发了新一轮的区域性危机。这个问题以现在的说法来讲，就是城市发展的规模超过了该地区资源承载能力的上限。过去关中平原能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因为优越的自然资源，促进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开发。然而随着数百年的高强度建设，关中出现了全面性的发展困境。且随着唐代关中人口的持续性增长，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农业都无法像之前一样完成自给自足。首先，由于历代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城市建设和供电修筑，令整个关中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除了城市建设的需要，正常的能源供给也需要关中人群，不得不大规模的砍伐树木到唐代时，整个关中平原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水土流失。失去了生态屏障的长安以及关中平原在唐朝时已经出现了天灾不断的现象。即便是贞观年间，关中地区也多次经历灾荒，这也是唐代盛世的另一面。其次，不断的农业开发也使得关中地区的土壤盐碱化严重，土地肥力丧失，单凭关中地区已经难以支撑一个庞大的首都的日常粮食供应。这也是隋代开凿大运河及唐代加强漕运的经济原因。为长久向长安供给物资，唐代已经形成了沟通。黄河，海河，淮河，长江及钱塘江五大水系和长安，洛阳两大核心城市的五河二都漕运体系。但庞大的，漕运，也使得中央政府的支出不断增加，因此在现实的危机冲击下，唐代长安的逐渐丧失了曾经独一无二的地位。
繁华不在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唐朝由盛转衰，而随后长安也经历了安史叛军的洗劫和外来吐蕃骑兵的侵占，此后，无论唐代中央政府怎么想扭转局面，长安城都难以恢复到鼎盛时期的水平。特别是中唐以后，随着地方藩镇势力的崛起，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了对河北及部分河南，山东地区的控制力。过去长安的生命线—大运河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稳定的像长安提供江南的赋税和粮米。而且伴随着唐王朝对于漕运的迫切需求，洛阳在中后期所起到的作用甚至一度超过了长安，由于其沟通南北，同时也是全国水运枢纽和货物运转集散中心的实际地位，唐朝中后期，大量长安的权贵已经将洛阳视为更好的都城选择，就连皇室也时不时因关中饥荒而东行洛阳。现象已经从事实上证明，整个关中已经难以支撑起一个首都未来的发展前景了。只不过是由于关中地区的政治集团的势力较为强大，控制着政治中枢，关中才能够成为政治中心。一旦关东地区的政治势力强势崛起，地势偏西的关中地区就远远不能适应政治斗争的新形势了。
但在安史之乱以后的100多年间，宏伟壮丽的长安城虽遭到多次破坏，却尚能得到及时修复。到了唐末，长安城破坏日益严重。中和三年（883），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与唐军在长安一带激战，黄巢离开长安时，曾放火焚烧宫室，而诸道兵入城后，对长安城的破坏尤为严重。据《新唐书·黄巢传》记载：“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旧唐书·僖宗本纪》亦载：“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直接促使了唐代长安城的覆灭。
五代十国时期，长安经历了显著的衰退和动荡。频繁易主和地方割据导致政治动荡和管理混乱，后梁军队驻扎长安时焚毁了大明宫等重要建筑，地方军阀和割据势力争夺控制权，使城市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居民大量逃离，人口骤减，商业活动萧条。长安不再是文化和学术中心，许多文化遗产在战乱中被毁。基础设施破败，交通不便，尽管仍是军事要地，但防御设施难以阻挡各方势力的侵袭，城市逐渐失去了唐代的辉煌地位。
天佑元年（904年），朱全忠挟持唐昭宗，效法迁都洛阳的武后，下令官民迁都洛阳，并把宫室拆毁，屋木运走并顺流而下进入洛阳，另亦将长安城焚毁，长安人民强迫迁移。从此长安气数已尽，不再是政治中心。中原王朝的政治重心进一步向东转移到开封，即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其后，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认为城广人稀，不利于防守，于是便对城市进行改筑，缩为“新城”。至此，从汉代时兴修隋朝是重整唐代时达到巅峰的长安城，彻底沦为了陕州以西的关中地区的区域首府，从此完全丧失了成为全国性新的政治中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