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帝国的疆域如此辽阔，各民族之间融合与联动是帝国维续的重要因素。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结构到底与各方民族势力之间如何联动？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种族融合又是怎样的存在形态？
撰文 | 鲁大维
蒙古帝国的兴起构成了全球史的一隅，14世纪中期帝国的衰落同样在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进入14世纪，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随着蒙古帝国的式微，出现了大范围的骚乱。14世纪60年代，东北亚各方势力，即帝国皇室、高丽王室、中原地方武装和叛军首脑在跌宕起伏、暗潮汹涌的风云中此消彼长的变迁过程。东北亚作为蒙古帝国重要的一部分，理解其发展进程对于我们认识蒙古帝国的性质和14世纪中期新出现的“后帝国”时代大有裨益。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引进出版了《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欧美蒙古史大家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从全球史的视野审视14世纪的东北亚局势，勾勒蒙古帝国在东亚文明圈衰亡的全貌。书名中的暮光，寓意着蒙古帝国时代辉煌与夕阳西下的晚景在东亚文明圈中的折射。鲁大维重构了14世纪国际秩序中开京、辽东和大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介绍了东亚版图上的东部高丽王朝与中南部南宋、金、西夏、大理国的联动，特别是蒙古大军如飓风般横扫东亚之后，挥师东进朝鲜半岛的精彩历史。
在如此辽阔的帝国疆域之下，各民族之间又是如何联动的呢？东亚各方势力之间又是怎样的存在形态呢？下文选自《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讲述了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种族融合问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美]鲁大维著，李梅花译
甲骨文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提出，从经济角度而言，蒙古打造了“欧亚贸易圈”。在蒙古人的头脑中，通过全球贸易来扩大财富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为此，他们致力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在帝国境内根据银本位制发行纸币，密切加强与国际商业群体（如突厥、畏兀儿等商人联盟）的联系。这种泛欧亚大陆的发展局面，不仅加强了元朝和高丽的贸易关系，而且让东北亚地区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
在蒙古时期，和过去朝鲜半岛与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国家贸易为主）不同，当时的贸易形式更加多样。在蒙古帝国治下，朝贡贸易仍在继续。高丽朝廷向蒙古进献瓷器、干果、毛皮、扇、纸、银、金等物品。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高丽也向蒙古进献宫女（更多内容见后面的章节）、宦官、佛僧等。通常情况下，蒙古朝廷以赏赐的方式回礼高丽王室。
然而，与此前的中原王朝不同，元朝皇帝赏赐的回礼总价往往只是高丽朝贡品的一小部分。而且正如尹彼得所言，高丽使团向蒙古朝贡的次数，几乎是向辽国和金国朝贡次数的八倍。蒙古之所以对被征服国家大肆盘剥，增加后者的朝贡次数，主要是因为在帝国皇室和诸王之间，存在广泛的“礼物交换”。礼物交换是蒙古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13、14世纪东北亚经济的显著特征。另外，高丽和元朝的经济关系还包括为大都高丽王室府邸提供各种需要，如保障安全、提供服务以及在储备金短缺时为在元高丽商人贷款。
这些经济往来的后果之一，就是高丽部分加入了“元朝纸币联盟”。元朝的纸币通过帝国的赏赐、物品和服务费用的支付等方式流入高丽。这意味着，在14世纪中叶，元朝的通货膨胀会直接影响高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开京的王室经济。高丽王室成员、政府官员以及与大都保持密切关系的新兴精英，最有可能得到元朝的纸币。他们在元朝的活动经费可能也是用蒙古的纸币支付。高丽国王在居留大都期间，一方面与蒙古皇室交往，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太庙的贸易活动，而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商业理念，特别是富商代表国家从事海外贸易的理念。
尽管辽东地区的商业化水平滞后于以江南地区为首的经济中心，但是考古挖掘资料和文献资料表明，辽东南部地区已经较好地融入元朝的经济活动中。当时，高丽人学习汉语口语的入门教材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大致情节是：一名高丽商人在辽东商人的陪同下到大都去做生意，这位辽东的商人对元朝和高丽的市场情况非常熟悉，如数家珍。这也并非巧合。
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美国柯盖德大学何鸿毅家族基金讲座亚洲研究暨历史教授、富布莱特（Fulbright）学术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国史、军制史以及近代东亚的外交实践等。著有《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匪徒、宦官与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乱与经济暴动》、《明朝宫廷的尚武展示》、《乱中求治：韩国理学家郑传道及其时代》等论著。
在蒙古帝国治下，无数族群如洪水般涌入东北亚地区。在13世纪，成千上万民众离开高丽北方地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在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的50破坏性入侵中被劫掠到东北亚地区，有些人是主动投降，而有些人则是被迫迁移到蒙古南部地区和中原地区。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辽东地区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在元朝中原地区的主要城市（通常是大都或上都），高丽宦官、通事和文人不遗余力地寻找发财和成功的机会。在高丽北部边境地区，普通百姓及其家人则利用朝廷的管控松弛，跑到辽阳和沈阳周边地区，以逃避赋税和劳役，他们在那里形成规模庞大的高丽移民群体。当时，在整个中原地区散居的高丽人大约有25万。
辽东地区原本就生活着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及人口较少的畏兀儿人、钦察人和渤海人等诸多族群，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活。但是如前文所述，由于蒙古的行政政策和军事政策，许多人被迫迁居到这里。辽阳周边地区的女真部落在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方面与辽阳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很大差异。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差异可能因为融入蒙古帝国而大大减少。
在蒙古帝国治下，欧亚大陆开始大规模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依照过去惯例，蒙古要求被征服地区以各种（有形）方式来证明其臣属地位。例如，要求地方统治者到大汗的宫廷（无论身在何处）朝拜，地方统治者的儿子作为质子前往大都担任大汗的护卫，地方统治者要向大汗缴纳赋税和户口登记簿，设立和维持广泛的驿站网络，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把新征服地区及其统治者与蒙古帝国绑在一起。
驿站的主要功能是促进贸易往来、信息传递、官令传达和军队流动。当时，驿站遍布于欧亚大陆（包括东北亚）主要陆路交通线。在辽东地区，蒙古建立了约200个陆路驿站，其中有数十个驿站见证了高丽王朝的兴衰沉浮。在公路沿线，坐落着许多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如大都、上都、辽阳、西京和开京。在连接这些中心城市的公路上，驿站的分布最为密集。此外，其他的公路分支一直延伸到女真部生活的地区。马匹是陆路交通的首选动物工具，但在驿站以北地区，由于暴雪和漫长的冬季，狗和驯鹿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蒙古人虽然来自大草原，但也知道应该充分利用并扩大横贯欧亚大陆的海上交通线。连接东亚和西亚的海上贸易交通线，构成了元朝这一贸易帝国的基本框架。尽管海路比起陆路更为危险，但在东北亚地区，海上交通线在迅速装运大宗货物（如粮食）和士兵方面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在13世纪70年代中期，每逢干旱和饥馑之际，朝廷就会派船定期往返于辽阳和高丽，运送赈灾救济粮。另外，海上交通线把高丽和山东、直沽港（直通大都入口）等地连接起来。
1295年，一名高丽官员把14000匹麻布运到山东沿海地区，在那里他把这些物品经由陆路运送到益都。在益都，东道诸王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他们通过代理人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其中包括益都的部分税收，这是元朝皇帝授予诸王，并且诸王共同持有的蒙古帝国这一大家产的股份之一。在益都，高丽人以纺织品兑换元朝纸币，并将纸币提供给寓居大都的高丽世子。运送山东的高丽物品，沿着大运河运送到大都。14世纪中叶，恭愍王的一位密友在从大都返回高丽的途中由于船只失事落水而死。
通过帝国的政治军事统治地位，以及遍布全境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蒙古的习俗也渗透到东北亚大部分地区。在高丽王宫和精英家庭，蒙古的辫发、毡帽、服饰和靴子等极为盛行。通常认为，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重视畜牧业的蒙古饮食习俗，广泛且持久地影响了高丽的饮食。另外，汉人和高丽人开始起蒙古名。也许是为了仕途顺遂，也许是为了赶个时髦，一些汉人也起蒙古名字。另外，一些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也凭借自己在帝国军事、行政、技艺、饮食、医药和文化等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朝廷的嘉奖，获赐蒙古名字。
文化交流，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向被征服者传播蒙古文化的唯一方式。在蒙古统治者的厨房和宴会厅，摆满了羊肉、马奶酒和奶油等典型的大草原食物。然而，伴随帝国扩张，蒙古的饮食习惯也日益多元，特别是在精英家庭的餐桌上，波斯和突厥的香料和烹饪技巧以及汉人传统饮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另外，地方的流行时尚在帝国的传播速度也加快了。13世纪初，蒙古名将木华黎的一个（至少）儿子和他的女真妻子、蒙古妻子头戴西亚头巾，身着西亚服饰。通常，在大都举办的盛大宴会上穿戴的著名服饰——质孙服可能源于西亚。马可·波罗也对质孙服赞叹不已。13世纪至14世纪初，高丽服饰成为大都许多精英追捧的时尚。
高丽物品的流行和传播与高丽女性息息相关。第一批来到蒙古帝国的高丽女，是13世纪中叶血腥战场上的战利品，她们或者被卖为奴隶，或者被许配给刚刚投降的南宋士兵，或者作为战利品被赏赐给蒙古勇士。自13世纪末起，忽必烈和其他蒙古贵族开始从高丽精英家族女性中物色妻妾人选。起初，高丽朝廷极力回避这些要求，但最后却不得不满足蒙古，通过设立相关部门，来组织和控制高丽女流入蒙古帝国。
起初，高丽女只是战利品，但后来进献高丽女成为高丽王室和蒙古帝国之间官方朝贡的一部分。元朝使节代表皇帝定期到高丽挑选女人，而高丽则把女人作为礼物送给元朝的重臣。驻守高丽的元使和大臣，也经常物色高丽女作为自己的妻妾。
13世纪末、14世纪上半叶，大都的高丽女越来越多。据《元史》《高丽史》记载，大都的高丽女约有1500名，而事实上大都的高丽女远远多于这一数目，因为在精英高丽女身边总是跟随一群侍女和随从。很多高丽女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没能在正史中留下痕迹。许多高丽人把他们的女儿嫁到元朝的精英家庭，以此作为升官发财和光耀门楣的捷径。蒙古、穆斯林和畏兀儿的精英们也特别喜欢高丽美女。娶高丽女为妾，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尚。
据14世纪一位熟知大都宫廷生活的汉人文人的记述：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也许是因为帝国的赏赐，高丽的服饰也广为人知，甚至流传到代表中原生活和文化最高水平，文化内容最丰富的地区——江南。自然，这些高丽美女成为收集元朝内部情报的宝贵“线人”，她们通过接近元朝权势家族获得大量可靠情报。
在元末的宫廷，高丽女不仅影响服饰的流行，而且还左右两性政治的走向。在人际关系至关重要的环境里，掌握一定程度的高丽语可能会成为一种优势。在张昱的《辇下曲》中有这样一句诗句：“卫兵学得高丽语。”可见掌握简单的高丽会话，有利于元朝士兵和高丽宦官、高丽贡女以及蒙古精英家庭的高丽侍妾和仆从交流，所以，对大都卫兵而言，即使是略知高丽语，也会让他们兴奋不已。
14世纪中叶，大都的高丽色彩给诗人迺贤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于中原乡村农民的贫困潦倒和大都高丽女豪华奢侈的生活进行了比较。1355年，迺贤从家乡即港口城市庆元（今宁波）出发，北上大都。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他抵达黄河北岸后的第一个地方——新乡。通过描述新乡百姓饥寒交迫、赋役沉重、逼债骚扰不断，他揭示了帝国大都荒淫放纵的生活。
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
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绵花到天晓。
绵花织布供军钱，倩人辗谷输公田。
县里公人要供给，布衫剥去遭笞鞭。
两儿不归又三月，只愁冻饿衣裳裂。
大儿运木起官府，小儿担土填河决。
茆櫩雨雪镫半昏，豪家索债频敲门。
囊中无钱瓮无粟，眼前只有扶床孙。
明朝领孙入城卖，可怜索价旁人怪。
骨肉生离岂足论，且图偿却门前债。
数来三日当大年，阿婆坟上无纸钱。
凉浆浇湿墓前草，低头痛哭声连天。
恨身不作三韩女，车载金珠争夺取。
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
黄金络臂珠满头，翠云绣出鸳鸯裯。
醉呼阉奴解罗幔，床前爇火添香篝。
在迺贤的另外一首诗中，他也对中原中部农村生活的惨状和大都朝廷的奢华生活作了比较。如同前诗，他也提醒人们，在乡野平民的苦难和首都精英家庭的富有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如果说新乡老妇真的曾经羡慕过大都的高丽女，那么这也可能正如迺贤诗中所言，表明在普通百姓的想象中高丽女已经成为帝国精英家庭的重要标配。
与此同时，汉文化也通过蒙古帝国传入高丽。高丽文人前往大都和中原其他地方，向新儒学诸派大师学习请教，并购买儒家经典带回高丽。至少有一次（1314年），蒙古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赠给高丽17000卷南宋帝国的典籍。在大都和江南，高丽人不仅对元朝朝廷刊行的朱熹经典评注，而且将其作为参加元朝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另外，通过一条更直接的路径，即与元朝政府派往高丽行省的汉人官员的学术交流，高丽学者得以分享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文学取向（包括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的思想和学术也深刻影响了高丽社会。
在蒙古帝国治下，女真人、汉人、畏兀儿人和高丽人等被征服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加强。早在蒙古入侵以前，一些女真学者就开始深入接触汉人的思想、艺术和文学。在蒙古帝国治下，女真和汉人互动交往的条件更加便利。元朝时期，女真族中涌现出几十位学者、剧作家、诗人、画家和书法家，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文化形象。在一本14世纪的家庭百科全书中，我们发现女真的烹饪传统也影响到汉人的饮食口味。另外，与金国时期相比，女真人和汉人之间的通婚现象也日益普遍。
在蒙古社会，宗教赞助网络也得到拓展。当时，宗教赞助网络横跨东亚大部分。元朝皇帝就极力推崇和赞助藏传佛教，并将其广泛传播到东方和西方。早期波斯伊尔汗国大汗就非常推崇藏传佛教。据说，高丽王宫，特别是高丽王宫的蒙古女性，捐资铸造了许多藏式大钟和铜像。
自忽必烈时期开始，和罗斯、中原以及其他地区一样，高丽的精神资源也受制于蒙古统治。忽必烈及其继承人把高丽的高僧大德召集到大都和上都，让其神圣的才能服务于帝国的皇室。一些高丽僧侣在大都的寺庙寄名。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通常是皇帝的生日或闰年的第一天），高丽国王和百官往往前往寺庙，为元朝的皇帝祈福，祈祷元朝的统治永续昌盛。通过初步分析松广寺（禅宗中心之一）收藏的一份破损严重的元代藏文旨令，我们发现高丽佛教机构可能也受到元朝帝师的监管，尽管非常松散。帝师，主要负责监管帝国佛教寺院和人员。一些学者指出，元朝皇帝曾经试图通过（一定程度上）统一佛经制作来促进帝国的政治统一。
宗教赞助和范围也跨越了元朝的边界。很多元朝的宗室成员赐给高丽寺庙免税特权和庇护特惠，以此换取祈福和宗教活动。在元朝宫廷服务或嫁给政治精英的高丽女性，也慷慨地资助大都的佛教机构。在元朝宫廷，高丽宦官或者代表自己，或者代表高丽贡女，出资捐助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佛寺。在大都，高丽贡女和宦官还向高丽的佛寺赞助元朝纸币和黄金。
蒙古统治也深刻地影响到高丽的军事体制。蒙古在13世纪末征服高丽之后，为确保对高丽的统治和高丽的国内稳定，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蒙古成了高丽的军事保护伞。在高丽北方地区，防御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常备军也被取缔。高丽在面临军事危机的时候，会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动员普通百姓替常备军出战。也许更重要的是，元朝驻守在鸭绿江北岸、受制于元朝双城府的军队，成为高丽北方地区的防御堡垒。宿卫军的盛名更多的是来自大量闲职，而非战斗力。结果是，在14世纪中叶，面对国际上的纷争不断和国内的暗潮汹涌，高丽国王束手无策。14世纪，高丽国王为了确保百姓、王氏家族和王宫的安全，建立了一定规模的贴身护卫。显然，这是仿效蒙古的怯薛制度。一些关键的宫廷卫队番号也采用蒙古名字。
高丽还引进了元朝的万户府制度。万户府，通常位于首都附近和南方沿海。一般情况下，万户府配备高丽士兵，录用高丽官员，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在14世纪中叶，蒙古通过保持对官员的任命权来有效控制万户府，进而控制整个军队。高丽国王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得到军团的政治效忠。为满足蒙古的各种需要（包括发动战争），高丽武装力量和人力资源都任由蒙古朝廷驱使。
就这样，至14世纪中叶，东北亚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军事关系空前紧密地联系起来。人员、物资、货币、时尚和理念，轻易地跨越了政治的边界。高丽、辽东南部地区和中原东北地区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传统荡然无存。新事物也许会在地方社会得到重新阐释，并在传播过程中常常发生变异。同样，在蒙古时期，原来的政治边界越来越具有渗透性。当然，在危机时刻，昔日的明争暗斗和潜伏的紧张冲突也会死灰复燃。
关于蒙古帝国治下的整合，在高丽朝廷内部引发了较大的争议。金炯秀等学者认为，高丽内部曾就在多大程度上与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结构保持一致展开激烈的争论，而且这一争论贯穿于整个14世纪。一些人提议，引进元朝的法典、军事组织形式和新儒学。忠烈王（1298—1308）为了获得忽必烈的认可，同时也为了有效阻止元朝向高丽提出更加贪得无厌的物资和人员要求，穿戴蒙古服饰，头剃蒙古发式，默许蒙古重新命名高丽行政机构的要求，以表明高丽作为帝国藩属的地位。
14世纪忠宣王王璋（忠烈王之子、忽必烈之外孙）在位时期，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王璋以世子身份在大都度过了大部分青年时代。在大都，他和蒙汉精英建立了人际关系，切身体验到大元兀鲁思的统治生活。忠宣王和他的幕僚同意引进元朝法典，这意味着，高丽的社会经济基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关于是否减少高丽奴隶数目的争论，最为激烈。奴隶是高丽社会经济的核心。忠宣王，作为高丽国王和帝国子孙，认为通过改革可以改善高丽和元朝的关系，增加高丽朝廷的收入，进而削弱众多潜在的政敌的经济基础。
但是，这种改革遭到了强烈反对。精英分子担忧这种改革会带来变化，而变化则会造成社会混乱和经济危机。一些官员启奏，高丽和元朝之间的亲密关系意味着高丽主权的终结。他们提醒国王，忽必烈曾下旨称尊重高丽“王朝的习俗”。他们坚称，14世纪这种高丽社会及司法机构与元朝保持一致的做法违逆了忽必烈的旨意。而那些希望保留高丽传统婚姻、社会身份习俗以及国王与世家贵族权力平衡的人则如履薄冰，这是因为过分坚持高丽的风俗习惯可能会被视为对抗蒙古的权威。这样，在元朝官员、高丽朝廷、部分高丽官员以及“王朝习俗”的捍卫者等各方势力的博弈下，改革高丽传统社会、法律和经济的进程不得不放慢脚步。
金炯秀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从高丽对蒙古统治的反应来看过去学界关于高丽末期特点的认识并不尽如人意。通常，学界以二分法来说明高丽末期特征，例如，新兴士人崛起和世家元老贵族、国王和贵族、亲元派和新士人。金炯秀认为，如果重点研究当时的个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相关解释可能会更有说服力。朴仁浩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高丽“附元派”，他也强调当时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在第八章，我们将会继续探讨蒙古时期的高丽问题。
高丽和辽东被纳入大元兀鲁思，这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真正的统一，更不意味着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和精神生活的同质化。元朝的法律体系与高丽和中原南部被征服地区的法律体系大相径庭。虽然高丽的行政管理模式深受元朝的影响，但却与大元兀鲁思截然不同。在13、14世纪，与中原隔绝的辽东地区被视为“异地”，而这种认识也反映在14世纪初帝国命人编写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在这本图册中，辽东地区显然位于长城北侧，是中原北部边界的标志。红巾军战争表明蒙古治下的东北亚地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但同时红巾军战争也让东北亚各方势力承受了巨大压力。
本文选自《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美]鲁大维著，李梅花译，2019年12月）由甲骨文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