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也谈诗之雅
文/张跃
诗是雅品，写诗需要是雅人，最起码也要有雅心。读诗、谈诗大约也要有雅兴才配的。我是俗人，几十年来，因生计的奔波，油盐柴米等人间烟火味熏了心，也熏了手，现在无论怎样的洗手焚香，总雅不起来了。就来个俗人谈诗吧，我想诗倘若真能让俗人爱读、爱谈，使它不致演变成象牙塔里的“国粹”而需要加以保护，那于诗也该是有幸的吧。
我想，诗起源时也许并非是好高雅的。就看诗的老祖宗《诗经》吧。“风”篇即是民风民俗，是当时文盲的劳动者在劳动时的咏叹，作诗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俗人”。他们那时也是为油盐柴米等生计而奔波劳碌着，并没有走进宽敞有空调的象牙塔里去哼吟的福气。用“哼哈哼哈”以协调共同劳动的节奏，喊“杭育杭育”以减轻劳累和疲乏，在汗珠滚落中这诗（或叫做“歌”）就创作出来了，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杭育杭育”派。自然，他们也不觉得这歌有好“雅”，自己有好“雅”。因为俗人们不识字，这些诗就一直代代口传，自然在传承中也添加了些内容和形式创新。后来，遇着朝廷的采风的官吏来代帝王“了解民情”了，便用文字记了下来，带了回去。这口传之“诗”，一变成文字，那就不得了了，“雅”起来了。因为文字是俗人们不懂的东西，他们就崇拜。虽原是自己吟唱之作，但一成了别人文字里的东西，就崇拜了。其实他们此时崇拜的并不是这内容，是记载这内容的文字，自然连使用这文字的人也一起崇拜起来了。后经孔圣人一删定，且评价曰“《诗》,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就成经典了，是为《诗经》。诗此时岂止雅而已，它还神圣了起来，高了起来，俗人就更难且也不敢窥其门径了。其实，就《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看起来，“风”还是最好的，也是其精华。因为它是俗人们的创作，更反映了俗人们的生活、俗人们的心愿、俗人们的情感。
后来使用文字的人们，借采风之机夹些自己的私货，以达到个人的目的，或借歌颂谋取利益，或借牢骚抒发自己的委屈，于是文人诗就诞生了。因为里面总可以看到自己的思想，于是圣人又定义曰“诗言志”。诗确实能发心声，“言志”向的，但志有鸿鹄燕雀之异，心有善恶之别，表达诗的手法也有高下之差，这为心声之“言”自然也就有了好坏之分了。
不过辨别这好坏的标准也着实让人有些为难。不但要看评判者的心境，还要看被评判者的地位等级。“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就很使唐玄宗喜欢。他饮美酒、赏名花、对美人，处温柔乡中听这温婉缠绵的诗句，“云衣花容”不但可赏，还能独揽、独占，自然会连声叫好的，然而这“清平调”三章却未必是李白最好的。有时，“一时诗名”也不能就“盖棺定论”，李白在世时诗名大噪，杜甫活着时诗却并不被看好，但后世他却就与李白齐了名。于是圣人又解释一句云：“诗无达诂”。
也许诗真的是“无达诂”的吧，但千百年来也竟有人们一致公认的这么多好诗，说明它还是应当有一些经本准则的。这些好诗或忧身伤时，或慨叹民生，或寄情山水，或仙或圣，或鬼或杰，不一而足，似乎的确有一条“准绳”。这准绳如果也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是“得人气”。能写出“人人心中有”，就是人人“心有戚戚焉”的情感，自然会引起共鸣，自然会“得人气”。不过这里的“人人”，理论上是全体，实际上也只能是部分。诗的高下区分之一，大约就是这“人人”范围的大小吧。陶潜诗好，其实也只得了和他有相同或相近之心那部分人的“戚戚焉”的。白居易想得更多人气，便力争把诗写浅白，使老婆婆都能懂，扩大“人气”群。再说透一点，就是要胸怀大爱，才能得人气。哪怕自己茅屋漏雨，杜甫不是推己及人，想到了天下寒士吗？入美山美水，诗人们陶醉而抒发的不还是“人人心中有”的情怀吗？大约这算是好诗立世基点之一吧。
好诗有大爱的情怀大约还不够，还需能写出“人人笔下无”的境界来。自古以来什么“境界说”、“静穆说”等等纷繁复杂。说文一点就是写诗的“手法”和技巧，有“僧敲月下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炼字法，有杜甫那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炼句法，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的反常规思维法，有“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的一惊一乍法……不一而足，也玄乎其玄。如果也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是“翻新出奇”。句佳在哪里？语惊人处何在？就在于能写出的“人人笔下无”。
好诗也许还要是能流传的诗。我想好诗不但要能得当时的“人气”而传遍天下，还有能得后世的人气而流传千古。没“传下来”的好诗也许也有吧，因没见过，便不去妄测。据传下来的好诗看，真是能让千古以来的人都“心有戚戚焉”的。所以唐诗宋词是高峰。有唐以来至如今，平常的人们都能随时随口就可以“唐诗、宋词”一下，这就是它们不但得了当时的“人气”，还得了千古以来的“人气”的见证。可以肯定地说，这人气还可以“得”下去的，这就是它们的伟大之处。虽有人说“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但以他们诗篇得人气的指数趋势来看，还会万“万古”传的，你且奈之何？
自然诗也是需要演变的。自《诗经》以来，演变到了如今，形式虽变了，但诗的那魂并没有变。如果又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叫“接地气”。我这里指的“接地气”，既指来源于社会生活，还要能被社会认同、喜爱。《诗经》的诗最精华的部分是“接地气”来的，楚辞、汉赋至唐诗没能离了“地气”。唐末宋初，为适应大众，得当时人气，词这种歌体就开始出现直至鼎盛。“有井水处就能歌柳词”，你看它好“接地气”，且好“得人气”。虽然士大夫词得的是士大夫们的“人气”，但苏轼、辛弃疾等士大夫精英们接民间地气的作品也多，得民间人气的也不少。“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你看多“接地气”！“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你看多“接地气”！李清照的词更是大胆用当时的口语，加以精湛的表现，接了“地气”，得了更多的“人气”。由此，宋词也终于发展到了顶峰。
新诗出现的初衷，固然有时事变迁的需求，但据我猜测大半也是因为想让大多数民众（也就是俗人）喜欢它、掌握它，让更多的人能写、能读和喜爱。但新诗字句虽然白话了，这诗却离大众远了，读它的人越来越少。正如人们所说，新诗“无可背之篇，无可摘之句”（大意），“读诗的人和写诗的人一样多”云云，这不得不令人反思。如此下去，新诗真的要离开俗人而“雅”起来了，成了象牙塔里的雅人们“自娱自乐”的雅品了。新诗若弃了大众，自然也会被大众所弃的。真如此，那就真是“危”了，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吧。
新诗要活，必须要得人气、接地气。语言白话了，如何让俗人大众也喜爱，这正是新诗要突破的瓶颈。俗人谈诗，难免沾染俗气，和这“雅品”似乎是挺不相宜的。但我想新诗能接点地气、沾点俗气，多得些人气也许并不是坏事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现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文化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