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中国一口气核准11台核电机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中央文件也自2011年以来首次用“加快”来描述核电建设。放眼全球，中国已核准和在建的机组数量也显著领先。

在日本核泄漏后的低潮期里，为什么中国还在大力发展核电？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质疑。但是落到技术层面来看，中国在三代和四代核电上已经稳居世界先进水平，其安全性相比过去曾发生事故的国外机组早已大幅提升。

事实上，核电站的健康运营并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诸如印度、菲律宾等国通过技术引进，其核电起步甚至早于中国。但是国家能力的差异，让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国家表现有着天壤之别。中国核电从边缘到中心的历程中，体现着别国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

中国核电，从边缘到中心

1955年8月，瑞士日内瓦万国宫。

来自73个国家和多个国际团体近1500名官方代表、1300多名观察员代表齐聚一堂，出席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

广岛核爆十周年之际召开的这场盛会，传递着全球各国跨越冷战铁幕，对利用无尽能源创造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期盼。

此时，世界首座实用化核电站已在苏联奥布宁斯克正式建成投运，而首座商用压水堆核电站希平波特（Shippingport），也已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工。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由于部分国家阻挠，拥有全球近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却无法得到正式邀请。直到时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出面游说，方才为中国科协争取来一个观察员名额，最终由气象学家涂长望先生作为代表参会。

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两大阵营与会者的合作意愿和热情，给涂长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表示：这次会议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有巨大成就的，科学史证明，科学家之间进行密切的国际合作是科学进步的基础。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没有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

故纸堆里穿越七十年时光的寥寥数语，所传递的心情仍能令人感同身受。

这样的待遇，折射出当年中国在这一全球性热潮中的边缘地位。

尽管如此，这个百废待兴的人民共和国，依然坚定开启了向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科学大进军。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发出号召：“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

七十年后的今天，在一份依靠案例评估、专家圆桌、行业数据所形成的核电行业深度研究报告中，美国知名科技智库ITIF如此描绘全球核电领域势力消长：

“截至2024年5月，美国仍然是核能生产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美国94座在运核电站占全球核能发电量的31%，占美国发电量的五分之一和清洁能源发电量的一半。然而，这几乎完全是先前部署的核电站的影响，因为美国在过去十年中只建成了两座核电站。相比之下，正如本报告所示，中国对商业核电的承诺正在迅速增长，该国已部署56座核反应堆，还有27座在建，到2030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核电发电能力最大的国家。总体而言，中国在过去10年中核电装机量几乎增加了两倍......到2030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核电装机量最大的国家，并且总体而言，中国在大规模部署第四代核反应堆的能力上可能比美国领先10至15年"。

的确，从在建核电站规模、成套设备供应能力等关键指标看，中国在主流第三代核电建设上的领先地位已无可争议，在第四代核电各条技术路线上的布局也堪称周全，同样重要的是，在表征科研创新能力的各项指标上，中国核电产业表现抢眼，澳大利亚某知名智库亦指出，中国已成为核能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者。

2023年，中国论文、专著占该领域所有学术出版物的加权份额为20%，高引用率文献的加权份额则达到27%，并在衡量该领域学术产出的H指数中排名第一。此外，2008至2023年，中国在所有该领域技术专利中的份额从约1.3%增加到约13.4%。

正如许多已令公众耳熟能详的大国重器故事，对于这一从局外人到领跑者的历史性跨越，舆论场上早已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底层逻辑总结，笔者在此并无意赘述。

不过在我们自己的经验总结之外，从国际比较视野看，中国发展成就的独特性依然有待进一步探讨。

回顾1950-1970年代的全球核电发展高潮期，不仅日本、印度等后发国家迅速崛起，甚至韩国、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在商用核电站建设上起步亦早于我国。可时至今日，在三十余个拥有/拥有过核电站的国家和地区中，不仅“引消吸”成功走通的后来者寥寥无几，甚至英美加等核电产业传统“领跑者”，还出现了体系能力的明显衰退。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压水堆技术曾经的领导者美国。主打简洁高效低成本的三代核电AP1000，在美国本土沃格特勒电站开工近15年后才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建设成本预计超支近200亿美元，压水堆祖师爷西屋公司甚至上演了中途破产的闹剧，冷战期间杨基洛威核电站干脆利落的建设能力已找不到丝毫踪影。

至于曾经的亚洲核电产业标兵日本，在福岛核事故后也窘态毕露，一刀切全部关停的五十多座商用反应堆，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只有区区12座恢复运营。

故此，新的追问油然而生：为什么这一已成显学的赶超之道无法在绝大多数国家落地生根，却能够在中国核电行业结出累累硕果？

决策、执行、生态，或许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三个关键词。

国家能力造就差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随着全球核电市场供求格局逆转，法国等西方核电大国普遍对技术转让展现出积极态度，以期通过海外市场消化其核电装备过剩产能，这也为后发国家在核电领域的高水平起步创造了契机。

在坚持自力更生推进秦山核电项目的同时，这一引进技术加快追赶的绝佳机遇没有被中国人错过。

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确定了从法国引进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计划，相关部委亦抽调精干力量，同步组建苏州核电科学研究所（今中广核苏州热工研究院），其后几经辗转，中法核电合作的创想最终在深圳大亚湾落地。

大亚湾核电站厂址原貌

从1978到大亚湾核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动工的1987年，除了三大合同和粤港合营协议谈判，中国核电发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在核工业部门（二机部）与用户部门（水电部）之间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共识，正如重要史料《起步与发展》中所总结的：“我国发展核电要走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道路。因为我们已具备发展核电的基本条件。核电技术相当复杂，安全要求很高，大型核电站的建造在我国起步比较晚，与世界上核电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通过与国外合作，引进全套或部分设备，逐步加大国产化的比重，从而达到逐步全面掌握大型核电站设计、建造和运行管理的技术”。

一张绘到底的战略蓝图出台后，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定力与意志。具体而言，在富有远见的顶层设计奠定之后，“引消吸”的具体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承接技术引进使命的载体如何执行。

说到战略规划的执行，大亚湾核电项目同样堪称典范。通过彭士禄、王全国等业务“帅才”的得力领导，大亚湾核电站不仅相对顺利地完成了成套设备引进的目标，初步锻炼了中方企业在施工等分包环节的能力，集中培养了首批至今令公众津津乐道的核电运行“黄金人”，更重要的是，这一改开初期国内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还探索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做到了政企分开，责任明确，管理科学。在核电站建设中,引入了竞争机制，采取招标、投标制度，选择中外优秀的供货商和施工企业参加设计、施工、调试和咨询。

正如战略管理学者们所论述的那样，一个企业的早期创业者，往往会持久而深刻地塑造其组织惯性与行事传统，大亚湾建设者们迅速形成的”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信条正是一大例证，而其所折射的，则是从现场作业到质量控制、项目管理、公司治理的不同层级“软知识”学习与内化过程，这样的规范与标准建设，有力确保了其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硬知识”学习进程的稳步展开。

1994年，大亚湾两台机组相继并网发电，成为我国核电事业起步阶段向发展阶段切换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核电装机量也终于开始拉近与亚洲”老三“印度的距离。

大亚湾核电站浇筑第一罐混凝土

正是在这一年，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提出“以核养核、滚动发展”方针，决定依托大亚湾项目中方队伍，组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后改称中国广核集团），并在大亚湾区域就地开展广二核、三核项目（岭澳核电一/二期），锚定大亚湾技术路线持续深耕。

二十多年间，这三期项目在大亚湾海岸线上拔地而起的过程，也可视作中国核电行业“引消吸”历程的一个完整剖面：

1997年5月，岭澳一期正式开工，以大亚湾为基础，走“翻版加改进”技术路线，促进中国核电的标准化、系列化建设，在施工技术上实现穹顶一次整体吊装等重大创新，并以“外企分包，中企参与”的方式实现了蒸汽发生器等部分核岛关键设备的国内配套，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共181家企业参与到了岭澳一期设备制造。

2005年12月，岭澳二期正式开工，作为国家“十五”期间唯一开工建设的核电项目，岭澳二期承载着“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依托工程”的历史使命。

从中国第一家专业化核电AE公司—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到核工业、电气工业各配套院所、企业，通过岭澳二期项目的磨砺，“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行”的滚动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至此，中国核电行业，进入了大踏步自主创新的新天地，中广核、中核两大集团技术资源其后力出一孔，最终形成了今天享誉全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方案，而中广核更是一举成长为如今国内最大、全球第二的核电运营集团。

有必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沧海桑田的巨变中，以中广核为代表的中国核电企业得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仅仅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奋进，也离不开一个配套完善、人才济济的官、产、学网络密切协作。假如没有成百上千的行政、技术领军人才，没有成千上万家合格的本土供应商，没有以十万计的产业链上参与者，中国核电事业的全面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个中国核电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生态圈“，与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密切相关。

对于中国核电产业所倚靠的卓越国家能力，前文提及的ITIF报告也以相当篇幅进行了分析，字里行间满溢着羡慕与酸楚，70年前涂长望面对美国核电霸权的”意难平“，如今似乎对换了角色。

该报告提到，从制定行业框架，到协调生态系统参与者，再到简化监管和许可程序、支持该行业的研发投资，中国政府的指导在推动中国核能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中国从连贯的国家战略和全政府推动核能发展的方法中受益匪浅”。

与这一发展历程稍加对比，不难明了为何绝大多数核电领域的后发赶超努力会以失败告终。

对许多曾满怀现代化雄心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落后的国家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决定了核电这样的”高精尖“产业极难扎根，不仅技术引进与消化具有根本性困难，甚至最基本的电站运行，也需要依赖海外承包商提供服务，投入巨资建设的核电厂，往往只能成为悬浮在乡土社会之上的盆景。

相比之下，除了中国之外，更早起步的韩国，也同样展示了国家意志与国家能力对践行“引消吸”战略的决定性意义，朴正熙强力捏合的韩国电力公社这一建设运营一体化国营巨头，为吸收消化美国压水堆技术并二次创新提供了根本保障。

1976年开工建设，至今未能投产的菲律宾巴丹核电站

核工业的技术外溢

在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后，瞄准原子能科学的无尽前沿，今天的中国核电行业并没有放缓前进的脚步。

国庆前夕，笔者随国资委新闻中心组织的“走进新国企·中广核30周年”调研行活动，实地走访了中广核多座在建、在运核电基地及工程公司、研究院科研设施，最鲜明的感受是：

一个完善的垂直一体化核电产业共同体，正处于运转的最佳状态。

根据中广核方面专家介绍，当前该公司在运核电机组已达到28台，装机容量3176万千瓦，占全国核电总装机量的55%；在建核电机组16台，装机容量1940万千瓦，占全国34%。今年上半年，其在运核电机组90%的WANO(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5台机组WANO综合指数达满分。而在最为公众关注的核电安全领域，中广核安全生产业绩在全球亦可谓有口皆碑，长期位居世界先进水平，目前岭澳核电1号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已超6500天，每一天都在刷新着世界纪录。

在坚守核能主业的基础上，中广核聚焦“核”与“电”也正持续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已经形成核能、核燃料、新能源、核技术应用、数字化、科技型环保和产业金融“6+1”产业体系，包括光伏风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在运在建总装机规模已超1.1亿千瓦，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元，经营效益位居央企前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核工业生态闭环的一大关键点—铀矿资源供应上，自2008年起，中广核率先走出去开发海外铀资源，目前在中亚、非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四大富铀地区均形成战略性布局。特别是建成投产纳米比亚湖山大型铀矿，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实体投资项目，大幅拉升了纳米比亚出口额，对当地就业与民生起到了有力带动作用。

而作为链主企业，中广核也长期着力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深入实施华龙批量化建设全面创优工程。今年5月，防城港4号机组实现高质量投产，标志着中广核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建成，带动5400多家核电产业链企业参与华龙一号建设，联合产业链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核电设备国产化研发，实现400多项关键设备自主化，“华龙一号”已具备核电整机装备100%国产化能力，有力促进我国核电产业链韧性和实力的提升，以国产DCS“和睦”系统为代表，有效控制了核电“卡脖子”风险，设备国产化“十大专项”圆满收官，80余项研发成果实现应用。

除了在核与电两大业务领域向纵深发展，中广核所沉淀的工程能力，也正在产生广泛的技术外溢和正外部性，质子重离子就是一大特色，中广核质子医疗科技公司已入选国资委首批启航企业。在座谈中，该公司专家也对质子重离子医疗技术的前景充满期待，在批量质子重离子源供应能力加持下，这一超高端医疗装备，有望在中国率先实现科技普惠。

参访行程结束后，从轰鸣的大型试验车间、到山海相隔的核电基地，中广核及承包商队伍里一张张年轻而热诚的面庞，仍然不时闪现在笔者脑海，这样一支朝气蓬勃的工程师大军，此时此刻也正在原子能事业的前沿付出最紧张的劳动。

他们努力的成果，已可堪告慰共和国的先辈们，笔者同样坚信，他们未来的工作，一定也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完全实现这样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