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刻机巨头ASML去年净利润约为279亿元人民币，但在中国台湾，有一个产业，不生产任何产品，只需打打电话，每年能揽走百亿，差不多是ASML净利润的一半！

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并不是，而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台湾电信诈骗业。

诈骗年入百亿，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但早在2015年，就有专家援引公安部数据称，大陆因电话诈骗一年损失107亿元人民币，其中80%赃款在台湾被提取。

注意，这是2014年的数据，且只包括大陆被诈骗同时已报案的金额，实际金额可能更高。

具体到个案，诈骗金额也令人咋舌。比如，台湾诈骗一个“头部操盘手”，曾从一位清华大学教授手里骗走近1800万元；甘肃某教师被骗光积蓄后绝望自杀；广东惠州“炒黄金”陷阱让700多人上钩，金额超过3400万元；浙江杭州苏某连续18天被诈骗1250万元。

为什么台湾诈骗分子如此彪悍？

台湾先是“师承”欧美，用美国人搞飞机汽车的技术来台湾做传销，什么KPI什么“全面质量管理”等都用上，把传销做出了名号，但台湾地方实在太小，2000年后，传销升级为“电信诈骗”成为主流，各种套路用几遍，诈骗“空隙”基本被填满，没法做大做强。

2006年前后，台湾诈骗团伙“主攻”逐渐富裕起来的大陆民众，真正瞄准大市场，开始开枝散叶，“先进经验”很快被推广开来。有一段时间，在全国多个城市，传销和诈骗组织能够连成片，“战斗力”很强，甚至敢对抗执法人员。

台湾电信诈骗专业到令人感觉恐怖。

之所以专业，和人员构成有关。台湾诈骗分子，绝非散兵游勇，很大一部分是情报部门解散后的情报人员。他们本来就与黑社会紧密勾连，“下岗”后干脆投奔，还用政府组织的技术改组黑社会，因为他们长期坐办公室，更擅长“动脑”，于是专门发展地下诈骗业务。

正如媒体人所言，“这次‘合流’，让台湾诈骗业从草莽走向了专业，为后来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确实像情报网一样，台湾诈骗窝点涉及日本、韩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勒斯坦、印度和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并蔓延到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

换句话说，台湾诈骗业产业布局比代工巨头富士康更甚，一条“首脑在台湾，机房在世界各地，受害人在大陆”的产业链因此成型。

因签证限制，诈骗分子一次出动通常只滞留三个月左右。为了“安全起见”，常以“出境旅游”的方式出去，在某个国家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电信诈骗。

据台湾前诈骗团伙成员阿洋向反诈骗机构透露，团伙内部都有专业分工，有人负责日常饮食等，还有“三线”专职诈骗人员。

阿洋所在团伙，“一线”8人冒充银行、电信、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二线”6人冒充警官，“三线”4人冒充检察官、法官。其中，“一线”有4个大陆人，其它全是台湾人。

这些成员行骗前都被集中培训，详细了解诈骗的运作机制和流程，讨论话术技巧，接着用拨号软件筛选潜在目标，留下被骗可能性较大的客户，进而制作精准诈骗方案。

这个过程中，有大陆“内线”的非法助攻，他们负责获取、提供“目标客户”各种信息。

这些“常规操作”只是打基础，在阿洋看来，最恐怖的是诈骗人员的工作平台。

平台由专人开发，卖给台湾的电信诈骗集团，强大之处在于，被诈骗目标的个人电子档案系统逐渐填充，实现“一线”、“二线”、“三线”诈骗人员无缝对接。

举个例子，曾靓是深圳一位退休人员，诈骗人员围绕她建立的电子档案长达50页。这些真实信息被用于诈骗，她一步步深陷其中。

到什么地步？她被骗走388万元，不相信面对面见到的真警察，却对台湾诈骗团伙远在大洋彼岸用网络电话和她沟通的假警察深信不疑。

不过，诈骗人员技术再高超，也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时有诈骗团伙被抓获。

过去，大陆抓到台湾诈骗人员，会送回台湾，对方却几乎不处理，有的在机场落地直接放了，甚至有台湾法官直言“诈骗无罪”。

台湾抓捕诈骗分子这么消极，有其客观原因。

要知道，台湾经济早已走过亚洲“四小龙”那个辉煌阶段，除了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员工过得不错，大部分人都没有多少盼头，对经济发展趋于停滞怨声载道。

而诈骗间接关联数百万人，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四小龙”时代都没有重拳治理，现在经济形势严峻，台湾更不敢砸了这些人的“饭碗”。

台湾视若无睹，但大陆一年被掳走百亿，他们能轻松脱身？近些年，大陆开始“就地审判”，台湾诈骗分子越来越感受到被大陆法律支配的恐惧。

饶是如此，也没有完全遏制住台湾诈骗分子，即使在疫情期间，他们仍然猖獗。“解除分期付款”超越“假网购”、“假投资”，成为疫情期间最常用的诈骗手法，更有人借口罩热销之名在大陆诈骗133万元。

台湾纵容包庇，犯罪分子手段专业，要免于被骗，只能保护好个人信息，提高防骗意识，尤其看牢抓紧自己努力打拼来的钱财。毕竟，不妄动，才能避免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