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深汉广浪滔滔，平畴旷野长堤绕”，祝总斌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提到这两句汉口广雅中学的校歌歌词，当年我读到就莫名激动，记得还跟祝先生提起、背诵。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的第一反应竟然就是这两句歌词，一如晋人陆机《叹逝赋》所云：“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条，恒虽尽而弗悟。虽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伤。亮造化之若兹，吾安取夫久长。”
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授课的祝总斌先生
现在想起来，我和祝先生最早的直接接触，就是四十多年前做本科毕业论文。我们那届中国史专业有四十个同学毕业，祝总斌先生负责指导了我们四个即陈苏镇、冷鹏飞、彭永城和我的论文撰写。我选的论文题目是《试论北齐之亡》，当时自己热情还很高，以统治者内部鲜卑和汉人争斗为主线写了将近两万字；写到最后觉得应该提出点儿自己的看法，就把在世界史课上听到的“罗马帝国是被蛮族杀掉的”观点拿来对北齐灭于北周牵强附会解释一番。祝先生认真看了我的论文，很多地方用红铅笔划线进行批注，有一次还专门到宿舍来和我讨论。我记得祝先生先问我：经济文化发达的政权为什么反而被落后的消灭呢？问得我一脸茫然，我其实只讨论了北齐内部问题，并没有研究北周，谈两者关系完全是套用世界史课上的说法。祝先生见此就提示我，是不是北齐内部鲜、汉两强相争变弱了，而北周则正好相反？这下让我顿开茅塞，知道自己读书还是太少了。毕业论文在祝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得以完成通过，我内心十分感激。办完毕业手续，我特地到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家属院祝先生家里去跟他告别。我告诉祝先生我因“边疆生源哪来哪去”政策被分配回新疆，很可能要回克拉玛依油田工作，祝先生说：“你是做文字工作的啊！要是那里用不上，我们以后需要时可以借调你。”这句话为我失落的心情带来了很大的安慰。
我回新疆争取调配到了社科院中亚所工作。单位在乌鲁木齐，我妻女在油田矿区，单位仍然不能为我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理由是省会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要接家落户，我本人至少要有中级职称，那就需要研究生学历，否则遥遥无期。于是，次年北大历史系张广达老师带研究生来新疆考察时，我就提出想考他的研究生。张老师那时一直和王永兴先生一起招研究生，“隋唐西北史地”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且当时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招生名额相对紧张，所谓“僧多粥少”。祝总斌先生那时已经担任历史系副主任，负责研究生招生工作。张老师知道我跟祝先生比较熟，就建议我直接向祝先生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向他求助。没想到祝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信（当时新疆北京间信件往返最快也是十天到半个月，由此可知祝先生是接信即复），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和安慰，也解释了系里招生工作的困难，最后说：“张广达老师就在新疆，你跟他讲，他如果提出招生，系里会尊重他的意愿。”于是，在老师们的关怀下，我在新疆工作两年以后，又考研究生于1984年秋回到北大继续学习。
研究生读了两年，张广达老师认为我的选题有进一步拓展的价值，建议我转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转直攻只考外语（笔试、听、说三场），但必须导师之外另请专家签名推荐。张老师说，你跟祝总斌先生熟，还是去请祝先生推荐吧。祝先生当时从历史系副主任退下来，又担任了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记得我拿着推荐表格去找他时，他正在二院二楼过道尽头的古代史教研室开会。他在门口听我说明来意，接过表格很高兴地说：好，我愿意为你做推荐，我指导过你大学毕业论文，你也算是我的学生，我推荐你正合适。真的非常感谢祝先生！于是，通过外语考试以后，我得以转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博士课程学习中期，按规定必须进行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即博士课程考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的内容是考《资治通鉴》，这是邓广铭先生定下的规矩。我的资格考试是1987年9月在北大二院大108会议室举行。考试由邓先生主持，祝总斌先生和我的导师参加。记得邓先生的问题是“评‘三武一宗’灭佛”，祝先生的问题是“比较南北朝南北士族的不同发展”，张老师的问题是“从武德七年令看府兵制的演变”(后二题原题都较长，大意如此)，还有一道选做题记不清了。我按提问顺序尽自己所能进行回答。实际上，我对祝先生提的问题感到最没有把握，因为那时候我对士族演生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特点很少关注，更不用说南北士族的不同发展了，只能硬着头皮东拉西扯敷衍搪塞。记得当时祝先生不断地提示启发我，无奈我实在是缺乏了解，只好用“《资治通鉴》没有记载”来掩饰自己的无知。最后，祝先生仍然耐心地教导我：《资治通鉴》虽然没有这样记载，但研究者可以通过搜集史料进行分析发现这些问题（大意如此）。这些都鞭策我还要更加努力学习。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那场资格考试之所以能够通过，除了邓先生的厚爱之外，其实也和敬爱的祝先生包容、谅解、提携分不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社会上兴起“下海”潮。北大却逆流而上，于1992年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于次年创办《国学研究》集刊，“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文系袁行霈教授兼任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提倡“守正出新”，发表扎实、厚重又有新意和创见的学术文章。《国学研究》编委最初都是北大人文学科的著名学者，祝总斌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据我所知，《国学研究》每期用稿均经编辑部遴选，分送具体编委（有时是两位）审阅并写出书面意见，主编通审，然后召开编委会审查，对稿件逐篇讨论。讨论中，袁先生常常会特别征求专业相关编委的意见；所有的稿件都带到了会场，编委们可以就讨论的问题查考原稿；有时候甚至为了文章的题目反复斟酌（参拙文《奖掖后进 嘉惠来学——袁行霈先生二、三事》，收在《双清集——恭祝袁行霈先生八秩华诞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51-55页）。记得祝先生曾两次拿稿件咨询我的意见，文章的问题主要是罗列了材料，介绍了有关学术信息，却没有作者自己的研究认识。这实际就是要求研究者发掘史料价值，突破学术现状进行创新，如邓广铭先生经常强调的，“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对史料要有穿透力”，而不能仅仅罗列史料、资料（参拙文《回忆邓广铭先生》，收在《仰止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450-458页）。鉴于不同领域学术发展不平衡，这两篇文章仍然都发表了，我自己由此也受到一次严肃的学术规范教育。祝先生任编委期间，还让我审过一篇涉及纳西族文化的历史考证，这篇文章被编委会采用发表在《国学研究》第五卷。后来祝先生退休，承蒙他老人家抬爱，推荐我忝列《国学研究》编委会备员。我曾以为，祝先生的推荐很可能是对我文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参拙著《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自序），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如此。回忆往事，我只想说，如果北大老师在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中都能学习祝先生的严肃严谨、深入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北大人文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一定能够更上层楼。
《国学研究》创刊号
我担任《国学研究》编委，也曾因审稿问题向祝先生请教，祝先生总是认真负责地答疑解惑，或对学术背景等情况进行分析。有一次我名下的博士研究生预答辩，论文主题是有关中古中外法制史比较，我对此领域不熟，就专门请祝先生来为他主持并指导。这位学生和多数刚刚预流的学人一样，提交的论文稿近四十万字，除了研究文献综述之外，主要是把搜集到的有关材料按撰写大纲进行梳理罗列，所以基本就是一份资料长编。文稿分量大，我觉得给祝先生增加了麻烦，但祝先生并没有推辞。我印象中那场预答辩就在中古史中心报告厅举行，主要是听祝先生进行指导，指出论文存在的问题。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是你要利用这些材料解决什么问题，要经过研究分析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材料使用以说明问题为目的，无需堆砌。我这里回忆的字句未必准确，但可信基本精神是符合祝先生一贯的学术主张和治学理路。我自己也是按这种理解来指导帮助学生修改论文写作的。
祝先生的学术著作《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印象中好像也有两种版本）、《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上编：中国古代史研究；下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都曾送给我，可是限于专业方向，我只能“法其意”而已，没能系统深入地研究拜读。我印象较深的是他讲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的文章，还有《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等。看了陈苏镇在他回忆文章后面列举的祝先生的论文目录，有些也比较眼熟，因为我毕竟主要是研究中国史尤其是古代政治史，而且还多年在北大历史系担任中国古代史（隋唐-明清）基础课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等课程教学，祝先生的那些相关论文肯定是要参考阅读的。具体说不准了，不敢虚报冒领。但有一篇回忆文章肯定是读过的，里面说到祝先生到北大图书馆借王鸣盛《蛾术编》，一个老馆员告诉他“蛾”字念“蚁”，祝先生感到很受教益。先生把这事记下来，我感到也很受教益。
后来跟祝先生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听说祝先生退休后有一段时间锻炼身体，经常去爬香山。可是有一次遇到师母跟着他在校园里转，问起来说是膝盖有些受伤，记得当时他告诉我：人一生膝盖半月板的磨损是有一定次数的，过度用力就会增加磨损，老年人适度的锻炼方法还是慢走散步，过犹不及。我觉得这好像也反映祝先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记得一个夏日在北大东门外他住的中关园小区门口相遇，问他暑假是否去外地旅游，祝先生淡淡地调侃说：别人都到咱这儿来旅游参观，咱不就等于到了旅游胜地了嘛，一动不如一静。现在想起来，我最后一次见祝先生还是他能自己单独行走的时候：那是一个冬天，时值新年前夕，上午，我去校内办事路过百年讲堂门前空旷的广场，天寒地冻，我突然看出左前方对面踽踽独行抱着书报走过来的正是祝总斌先生。我连忙迎上去，一握手冰冷，立即蹲下身去，抓起先生的双手放在我的脸前，不断地用嘴往他手上哈气……唉，先生晚年我没能多去看望他，没能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没能对他的恩情给以任何报答，回想起来非常惭愧！
记得邓广铭先生去世后，我曾对小南说：觉得邓先生并没有离开，他就站在前面不走了，等着我过去见他，和他在一起。现在祝先生去世，我也是同样的感觉，觉得先生还是那么生动、亲切，也是就在前边站着不走了，等着我向前去和他站在一起。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前辈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吧！
最后，回忆怀念我所接触了解的祝总斌先生，觉得先生的为人非常质朴纯正，行迹非常简洁明晰，其实可以上谥号旌表。鄙人检查《史记》标点本后附《谥法解》，感到以下谥号都适合先生：一德不懈曰简，心能制义曰度，名实不爽曰质。先生文质彬彬，名曰总斌，褒以美谥，则尽善尽美。善谥亦可兼号，供先生门弟子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