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6日，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以表彰其在文学上的成就。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for the courage and clinical acuity with which she uncovers the roots, estrangements and collective restraints of personal memory”）。在她的写作中，埃尔诺始终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她的创作之路漫长而艰辛。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滨海城市利勒博纳，先后就读于法国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1974年，她曾凭借自传体小说《空壁橱》（Les Armoires vides）开始文学生涯。1984年，她出版另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La Place），荣获法国雷诺多大奖。其作品几乎来自她个人的亲身体验，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及私人小说意味。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图片来源：The Swedish Academy官网。

写作上，安妮·埃尔诺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无人称自传”，她被认为是“情感的简约主义者”，但也有人形容她是“情感大军的统帅”。事实上，埃尔诺的作品近几年在欧洲非常受欢迎，2021年，由小说《正发生》（Happening）改编的电影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在法国她的书销量很高，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她的作品全集（埃尔诺是第一位能在有生之年获得如此待遇的女作家），而且在之前的诺奖赔率榜上，埃尔诺也位居前列，只是因为在国内缺乏关注，所以中译本能找到的并不多，对读者来说也就相对偏僻。

撰文 | 宫子

来自童年的阶级差异感触

每一年，人们在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都会格外注意到其中的政治倾向，例如去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获奖之前，就曾有人给出过推测——诺奖已经很久没有给过黑人作家了。今年，大多数人都在关注是否会给一个女性作家，是否会将该奖项颁给一位乌克兰作家或俄罗斯作家，是否有勇气颁发给萨尔曼·鲁西迪等（毕竟已经有不少作家在今年给出了声援，有两位诺奖评委还因为瑞典文学院的软弱而退出了诺奖评委的行列），结果当宣读人推开门念出安妮·埃尔诺的名字后，再加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这类无关痛痒的致敬词，自然会让不少人认为安妮·埃尔诺是一个普鲁斯特式的自传体作家，以及——诺奖连续第三年给出了绝对冷门的选择。

但其实，安妮·埃尔诺的获奖算不上绝对的冷门。她的作品近几年在欧洲非常受欢迎，2021年，由小说《正发生》（Happening）改编的电影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在法国她的书销量很高，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她的作品全集（埃尔诺是第一位能在有生之年获得如此待遇的女作家），而且在之前的诺奖赔率榜上，埃尔诺也位居前列，只是因为在国内缺乏关注，所以中译本能找到的并不多，对读者来说也就相对偏僻。

电影《正发生》海报。

另外一点是，安妮·埃尔诺的获奖虽然乍一看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性，但她的自传体作品绝非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风格。尤其是在今年，除了战争和政治上的变化外，还有一件世界性的新闻——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堕胎法案。而埃尔诺的作品，甚至她的人生，恰好就与这个主题相关。她曾经也有过相似的经历，遭受过因为意外怀孕无法堕胎而带来的痛苦。另外在法国之前影响巨大的“黄马甲事件”发生时，安妮·埃尔诺也曾在采访中公开表态，自己也是“黄马甲事件”中的一员。

她肯定会如此诉说，因为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阶级隔离带来的童年损害更大。

电影《正发生》剧照。

安妮·埃尔诺于1940年出生于法国塞纳省的利勒博纳（Lillebonne），这是一个村镇，以石化为主要产业。童年时期，安妮·埃尔诺的身边萦绕着的就是周围人那简单又难以实现的愿望——能有一个安静的住所，一份干净的工作。伴随这些难以实现的愿望的，是安妮·埃尔诺的父亲杜申，以及由他父亲所代表的整个村镇的男人们所展现出来的自卑。

利勒博纳地区有着特色的本地方言，但这种方言从埃尔诺的父辈开始就逐渐走向消亡，原因是在埃尔诺的父亲眼里，说带有浓重方言口音的法语是丑陋和陈旧的象征，而说标准法语起码从姿态上能更接近于那些受过教育的高等阶层。这或许是埃尔诺第一次意识到阶级感的存在。而在她的成长经历中，她的父亲不断为她增强着这种印象。正是因此，在埃尔诺的自传式小说中，她在描述父亲时所使用的法语带着一种特殊的风格，似乎正是在展现父亲那努力讲述标准法语，但又无法摆脱方言口音的夹生特色。

父亲让埃尔诺感到绝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尽管他在教育中没有对埃尔诺做过什么粗鲁的行为，但恰好相反，正是他身上那种对于精致的追求，让埃尔诺感到父亲这一代人都被社会阶层约束在一个极为狭小的世界。在童年时代，生活在乡镇的父亲却会格外紧盯埃尔诺的一系列动作礼节，例如吃饭时必须要将餐盘清理干净，要达到能直接放回橱柜的程度，他竭力要让女儿展现出一副受过良好教养的样子。而他对自己也是如此，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在说话时，某个法语单词的发音没有说好，带着口音，或者用错了什么语法，他就会带着一种巨大的自卑退回到沉默中，不再说话。

电影《正发生》剧照。

在埃尔诺的描述中，她的父亲是一个简单而正直的人，这也导致了他的人生看起来是如此地平面化。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或许就是终于可以领到退休金，在家里休息的时刻，这种人生对她父亲来说已经是无比的满足。他也很满意埃尔诺的婚姻，原因是女婿很有风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他所向往的上层阶级的人。然而，埃尔诺与父亲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在学校里阅读了大量书籍的埃尔诺，已经洞察到了这种隔离感存在的根源。

在1983年出版的《一个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中，埃尔诺用自传体的方式讲述了她父亲的故事。上述的种种观察，也都在沉淀和更多的经历过后，被作家本人用一种更细微、更让人身临其境的方式描述出来。这种存在于生活中、以极为细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差距感，也成为了她日后写作的一个主题。

《一个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订版）》，[法]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将出版）。

关于女性身体的困惑与清醒

《一个男人的位置》并不是埃尔诺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她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4年，名为《空壁橱》（Les Armoires vides），讲述了安妮·埃尔诺对童年经历的回忆。这本书安妮·埃尔诺从1964年开始写作，此时她正在接受对她人生而言最具屈辱性的痛苦——无法堕胎。不过她当时并没有选择立刻写这个主题，而是在2000年，她才终于将关于堕胎经历的回忆写成了《正发生》（L'Événement），成为一时轰动法国的作品。

安妮·埃尔诺作品《正发生》法文版书封。

安妮·埃尔诺是#MeToo运动的强烈支持者，而她作品中大量关于女性的主题，也都来自于她本人痛苦而真实的经历。埃尔诺在出版于2016年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女孩的记忆》（Mémoire de fille）中写过，她在18岁的时候遭遇了一个难以言说的被性侵的夜晚，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其实也无法分辨出这个行为的本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过，“如果那是强奸的话，我早就将这件事说出来了，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但对当时刚满18岁的埃尔诺来说，这件事情还有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埃尔诺称之为灰色地带，本质上她自己是同意与对方发生性行为的，但其实那个时候，她的身体并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点，她在阅读了萨特的作品，以及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之后，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个女孩的记忆》，[法]安妮·埃尔诺著，陈淑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将出版）。

埃尔诺说，“我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把这件事搞明白”。她提到，对方是一个夏令营里的首席教练，年纪比她大上很多，而在夏令营的那个空间里，二者的身份地位是不相等的，她几乎处于一种无法拒绝的卑微中。在《一个女孩的记忆》这本书中，埃尔诺反问读者，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在她每天在营地中看到的所有人里，会有人记得那个女孩吗——应该不会”，于是这样一个本质上属于诱奸的事件，就这样消失在众目睽睽当中。

埃尔诺在这本书中非常坦白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痛苦经历，以及对方侵入身体时所带来的撕裂感。结果，当年3月，这本书在法国巴黎的喜剧剧院进行朗读时，在场的男性听众们竟然发出了咯咯笑声，很明显，对他们来说，相比于作者本人遭受的痛苦，这些段落所描述的过程才更让他们感到新奇。那天，埃尔诺本人也坐在观众席上，她感觉，这个时代和之前的时代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足够的进步，人们依旧带着仿佛观察女性卫生巾一样的角度在对女性的经历进行猎奇。

电影《正发生》剧照。

第二个让埃尔诺感到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受掌控的时刻，是她无法堕胎的那段日子。这段经历不仅让她感受到女性身体所受到的禁锢，还让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被拉回到了那个位于诺曼底的村庄里。因为在法国无法堕胎，所以很多有钱人会选择前往瑞士做堕胎手术。然而，家庭条件不好的埃尔诺并没有足够的钱支持自己去瑞士，因此，阶层所带来的束缚又一次降临在埃尔诺的身上。

“你无法想象当堕胎是非法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没有人帮助你——无论是医生、朋友还是你的家人。他们都看向了另一个方向。那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就像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堵法律的砖墙，它在对我说：‘停在那里，你不要再往前走了’。毕竟，我没有钱去瑞士，就像当时比较富裕的女孩那样。”

最后，埃尔诺只能选择在法国的一条街道上，找私人医生偷偷堕胎。这种诊所的条件全世界都一样，非常差劲，埃尔诺甚至感觉自己距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这段经历让她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女权主义是必要的，这个社会如果想要进步的话，必须要将女性的身体从父权制的禁锢中解救出来。这个主题弥漫在埃尔诺日后的作品里，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自传体小说通常被称为“社会性自传”的原因。

从个人性自传走向社会性自传

虽然在埃尔诺的作品里，父亲与她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埃尔诺似乎一直试图抓紧自己与母亲之间的距离。埃尔诺的作品几乎每一本都有着相对清晰独立的主题，在《一个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中，她回忆了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阶段。对她来说，失去记忆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

“坦率地说，我宁愿现在死也不愿失去我所见所闻的一切。记忆，对我来说，是取之不尽的。”

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如果说埃尔诺的父亲是一个试图从外部将女儿推向高等阶层的角色的话，那么，埃尔诺的母亲就是一个真正从内心给予埃尔诺支持的人。或者可以说，母亲是促进埃尔诺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个人。那是在一次镇子的舞会上，在大家跳完舞之后，一个邻居对埃尔诺的母亲说，刚才和你女儿跳舞的那个男孩子看起来特别好，不过太优秀了（这个男孩的家里在市中心开了个高档咖啡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简直就是奢望。结果埃尔诺的母亲听后非常生气，直接回应说自己的女儿已经高中毕业了，已经获得了所有的文凭，她相信自己的女儿配得上所有人。

《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法]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将出版）。

在一个被农工阶层笼罩的镇子上，一个不断激励着女儿，告诉女儿“你值得”“你配得上这些”的母亲是相当罕见的。这也一直激励着埃尔诺在思想中不断发掘独立真实的自我。

埃尔诺提到过，给自己带来影响最大的是两本并非文学作品的书，一本是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帮助她意识到了女性自我的身体；另一本书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帮助她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各阶层内部的差异。在日益沉淀之后，埃尔诺的作品开始从个人自传走入了更为非个体的社会性自传。在入围了布克奖的作品《悠悠岁月》（Les années）一书中，埃尔诺只使用了“我们”“她”之类的人称（英译本为one/we/she/they），而一次都没有使用“我”。

《悠悠岁月》，[法]安妮·埃尔诺著，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

埃尔诺本人也对这一点给出了解释。“我书中的事件属于每个人，属于历史，属于社会学。”

这就是埃尔诺的小说为什么在欧洲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基本每个欧洲人都经历过埃尔诺书中所描述的年代——无论是上世纪还是本世纪，人们可以在不同作品对应的时代中寻找到自己的回忆，同时能够在埃尔诺的叙述中，看到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抑或身边的事情并非孤立，而是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起更大的共鸣。无论是社会阶层的差异，还是对性侵的回忆，对“黄马甲事件”的支持，以及战后法国与马克龙时期遭遇的困境，都能在埃尔诺的书中找到对应的记述。

埃尔诺本人也不断追逐着自己所向往的自由，可以说，她已经将所有束缚尽可能地甩在了身后。她曾经激烈地抨击过法国文坛，认为法国文学界完全是被一群老男人所控制，在自己成名后，面对龚古尔文学奖发出的当评委的邀请，她也断然拒绝，她不愿意和文学界产生什么过于紧密的联系。还有那位曾经让她父亲非常满意的女婿，在埃尔诺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他们就离婚了。埃尔诺的第一本书是在工作之余偷偷挤时间写出来的，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结果她的丈夫看到书出版后竟然相当痛苦，和埃尔诺说，既然你能背着我偷偷写出一本书来，那么你也能偷偷背着我做出其他任何事。

电影《正发生》剧照。

在继续忍受了11年后，1985年，埃尔诺与丈夫选择了离婚。此后她再也没有结婚。在2020年《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因为疫情被隔离在家的埃尔诺再次对这个选择表示出了庆幸，“想象一下假如现在我和某个人一起被封锁在家里——那可真是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