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因丁母忧而解官居丧江宁，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七月除丧后，朝廷屡次下诏召他回京恢复原职，他都没有应诏，一直闲居江宁。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后，朝廷又继续召王安石赴阙，但他仍然没有应命。直到治平四年闰三月，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王安石才接受任命；同年九月，神宗召王安石回朝担任翰林学士，王于次年四月赴阙。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变法革新，“国家之事于是一变矣”，宋代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知江宁府是王安石政治生命的新起点，但他在英宗朝“屡召不起”而在神宗朝接受新命的做法，在历史上曾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现代学者似对此话题没有予以太多的关注。本文在充分挖掘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探究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的背景，并阐发事件背后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涵，以丰富我们对王安石变法相关背景的认识。
王安石“屡召不起”的缘由及相关争议
王安石于治平二年七月除丧后没有应命赴阙，《临川先生文集》卷四〇收录的两封《辞赴阙状》，显示他不能赴阙的理由是“抱病日久，未任跋涉”、“抱疢不任职事”，但这仅仅是他用于解释的一面之词。在当时，关于王安石在英宗朝“屡召不起”的缘由，还有两种比较通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曾在立英宗为皇子问题上有“异议”，故疑惧不敢入朝。此说源于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又据同书卷九：
熙宁二年，韩魏公自永兴军移判北京，过阙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问曰：“卿与王安石议论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为皇嗣时，安石有异议，与臣不同故也。”……荆公终英宗之世，屡召不至，实自慊也。
韩琦称“安石有异议”，应是邵伯温相关说法的依据。然而，这一记载的真实性相当可疑。首先，韩琦于治平四年十一月判永兴军，熙宁元年七月复知相州，赴阙朝觐，至相州数月后，又除判北京大名府，时在熙宁元年十二月。邵伯温提到的那次“过阙上殿”即指赴相州前的发生于熙宁元年，当时王安石尚未执政。其次，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〇四，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条记载，在仁宗晚年立英宗为皇子时，当时传言“近臣中亦有异议”，英宗亲政后追究此事，发现传言中的那个“异议”之人竟是三司使蔡襄。宰相韩琦等人极力救解，请英宗不要相信那些谣言谤语，而英宗不以为然，并反问“造谤者因何不及他人”，坚持将蔡襄罢免补外。以上两点分别从正、侧面证明，《邵氏闻见录》所谓“安石有异议”、“不敢入朝”的说法不足凭信。
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即王安石因怨恨当国执政的宰相韩琦而不肯入朝：
初韩魏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签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其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会遭母丧，服除，时韩公犹当国，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参。
以上所记乃是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之后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时与时任长官韩琦发生的一段因缘。《邵氏闻见录》卷九亦记载，王安石任扬州签判时“每读书达旦”而被韩琦怀疑“夜饮放逸”，王安石于是认为“韩公非知我者”，两人开始有了隔阂。魏泰《东轩笔录》亦认为：“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时王荆公初及第，为校书郎、签书判官厅事，议论多与魏公不合。”可见王安石与韩琦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涑水记闻》说：“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此事同样可与《东轩笔录》相互印证：“嘉祐末，魏公为相，荆公知制诰，因论萧注降官词头，遂上疏争舍人院职分，其言颇侵执政；又为纠察刑狱，驳开封府断争鹌鹑公事，而魏公以开封为直，自是往还文字甚多。”可见王安石为知制诰时与宰相韩琦之间的嫌隙已很深了。以上种种说法，是王安石可能因怨恨韩琦而不肯入朝的证据。
综上而言，关于王安石在英宗朝“累召不起”的缘由，除了王安石所谓“抱病日久”之说外，还有两种常见的说法：一种认为王安石在立英宗为皇子问题上与韩琦有异议而不敢入朝，但这种说法是不足凭信的；另一种则认为王安石因怨恨韩琦而不肯入朝，这一说法似乎得到诸多证据的支持。
《长编》卷二〇九记载了一场关于王安石的御前会议，时间发生在治平四年闰三月，辩论结束后，神宗于此月癸丑（二十五日）正式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因此，这场辩论是我们探究神宗起用王安石之谜的重要线索，值得详加考察，现摘录相关史料如下：
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诏安石赴阙，安石屡引疾乞分司。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一朝，召不起，或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意以为韩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奎所言荧惑圣听。”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前非，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也。”上未审，奎重言之。癸卯，诏王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
辩论中的曾公亮是集贤相（次相），吴奎是新任的参知政事，而当时的首相韩琦可能因忙于英宗山陵事务而没有上朝。以上记载显示，王安石在英宗朝屡次拒绝赴阙，神宗即位后继续召用，王安石“又不起”，这可以与《临川先生文集》卷四〇《辞赴阙状（三）》相互印证：“臣……当大行皇帝亮阴之际，始以亲丧解职。……缘臣自春以来，抱疢有加，心力稍有所营，即所苦滋剧。所以昧冒奏陈，乞且分司。”按嘉祐八年三月仁宗逝世，同年八月王安石母吴氏去世，王安石因母丧解职之时，恰好在继位的英宗“亮阴”(居丧)之期。他称英宗为“大行皇帝”，则此状奏进日期当如清人沈钦韩所说“在神宗即位之初”，而非蔡上翔所系的治平二年七月。此状证实了神宗即位之初“诏安石赴阙，安石屡引疾乞分司”的事实。引文还显示，王安石的称疾不起，引起了神宗不满，怀疑他是否真的有疾抑或故意“要君”。曾公亮保证王“必以疾病”、“不敢欺罔”，而吴奎却声称王不赴阙乃因“以为韩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言外之意是王安石不是“欺罔”就是“要君”。前已提及，种种证据表明王安石可能因怨恨韩琦而不肯入朝，而吴奎的言论则证实了这一说法的部分真实性。
虽然王安石自称“抱病日久”，但“称疾”并不足以成为不能赴阙的理由。在宋代，官员为了推托朝廷某项任使，往往以疾病为名，这几乎是心照不宣的事。曾公亮担保王安石“必以疾病”，并不意味他真的相信此事，他仅仅是为了强调王“不敢欺罔”罢了。他其实是希望神宗召王安石回朝予以重用，作为将来“辅相”的后备人选。因为王安石与韩琦有矛盾，所以曾公亮的这一立场就被认为出于“欲以倾韩琦”的目的了。
观察曾、吴之辩，我们会发现，曾力主召王安石回朝，而吴强烈反对之，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荧惑圣听”，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至于辩论的结果，《长编》记载为：“癸卯，诏王安石知江宁府。”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则表述为：“上纳奎言，于是安石不再召，癸卯，安石知江宁府。”而据《宋史·吴奎传》，在吴奎说完“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前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一句后接着叙述：“乃命（王安石）知江宁。”这体现了彭百川和《宋史》史臣对此事共同的理解：神宗“采纳”了吴奎之言，不再坚持召王安石入朝，故改命其知江宁府。
综观这场辩论，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韩琦在英宗朝一直担任首相，当时朝廷亦曾屡次召王安石赴阙，为什么神宗即位后，次相曾公亮力主召王却被认为含有“欲以倾韩琦”的动机呢？另外，在辩论中，吴奎和曾公亮在王安石的问题上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形也特别引人注目，为什么在神宗即位之初，王安石的起用问题突然成了朝堂议论的焦点呢？最后，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神宗当初召王安石回朝，王没有应命，而当他被改知江宁时却毅然从命，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深意呢？以下试图做出回答。
神宗即位后的思想动态及其与韩琦的关系
《长编》所载“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之说可能源自司马光《涑水记闻》：“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乃力荐介甫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韩公耳。”这一说法虽得自传闻，但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曾公亮与韩琦并不是同心同德的政治盟友。自仁宗嘉祐六年以来至神宗即位伊始，朝廷中基本形成了首相韩琦、次相曾公亮以及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的政治格局（嘉祐七年三月孙抃罢参知政事后，由枢密副使赵概接任）。其中韩琦和欧阳修都是所谓“范仲淹集团”的核心成员，而曾公亮是贾昌朝、张方平提拔的人，贾、张二人与“范仲淹集团”都有矛盾，故曾公亮虽与韩琦、欧阳修长期共事，但并不与他们同心同德。例如，治平三年，英宗曾有意命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欧阳修反对，称其“挟邪不直”，而“曾公亮以为不闻其挟邪”，“故卒命之”。当时韩琦有权有势，又有欧阳修从旁协助，曾公亮作为次相，不敢正面与他们对抗，只能阳奉阴违。
然而，曾、韩政争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神宗即位后对韩琦专政的不满，这是理解神宗即位以来诸多事件深层原因的重要线索。自嘉祐初年韩琦担任宰相以来，关于他“专权”的争议一直没有中断。据说，韩琦为首相时“凡事该政令则曰问集贤（次相曾公亮），该典故则曰问东厅（参知政事赵概），该文学则问西厅（参知政事欧阳修），至于大事则自与决之”。英宗朝御史因“濮议”弹劾韩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其“壅塞言路，意在专政”的不满。后来，反对韩琦的御史纷纷罢免补外，韩琦增重了事权，同时也招致了更多的非议。因此《宋史》说：“帝初临御，颇不悦执政之专。”下面从神宗即位后的相关表现对这一论断做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是治平四年三月发生的欧阳修“帷簿”事件。御史蒋之奇弹劾欧阳修“帷簿”之罪，虽因“所言暧昧”被贬，欧阳修却也黯然去职。在此过程中，神宗的态度颇不寻常。墨本《神宗实录》附《孙思恭传》称：“（欧阳）修为言者所攻，上将诛修，手诏密问思恭，思恭极力救修。”《宋史・欧阳修传》亦说：“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这些记载都显示神宗有意惩罚欧阳修，经孙思恭劝解后才让他体面下台。又据《长编》卷二〇九，神宗在参知政事吴奎面前夸蒋之奇“敢言”，要褒奖他。以上说明蒋之奇攻击欧阳修是契合神宗意旨的，联系到欧阳修是韩琦铁杆政治盟友这一事实，我们不难得出神宗强烈希望削弱韩琦在朝中势力的结论。
其次是神宗对“濮议”反对派的态度。我们知道，英宗朝的“濮议”事件导致了御史台与中书的对立，后来御史如吕诲、吕大防、傅尧俞、郭源明等人虽被罢免，但赢得了人心，而力主“濮议”的韩琦、欧阳修则饱受非议。据《长编》卷二〇九记载，治平四年三月，神宗与参知政事吴奎讨论“追尊濮王事”时，深以吴奎所谓“追尊事诚牵私恩”为然，认为“此为欧阳修所误”。当时神宗命权御史中丞王陶举荐御史人选，王陶“乞复用吕大防、郭源明，执政以为意欲逼己，不悦”。神宗还手诏王陶说：“吕诲、傅尧俞朕固知其方正可使，止为先朝所逐，未欲遽用，俟其岁月稍久，任之亦未晚也。”以上诸事表明，为了打击韩琦在朝中的势力，神宗有意为“濮议”翻案，起用因反对“濮议”而被罢免的御史回朝的计划也在进行当中。
最后是王陶发动的“宰相不押班”事件。王陶是神宗的潜邸旧臣,在神宗即位后迅速获得升迁，于治平四年三月权御史中丞。神宗对他托以心腹，称“朕与卿一心不可转也”。而王陶也志得意满，自谓“本是储王羽翼客，今为天子腹心人”。这年闰三月己丑（十一日），王陶以御史台名义“以状申中书”，要求宰相赴文德殿押班，没有得到回应后，便“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特意将矛头指向韩琦，“斥韩琦骄主之色过于霍光”。王陶的激烈弹文后来迫使韩琦“上表待罪”，居家不出，此事亦成为导致韩琦最终罢相的重要原因。王陶曾自言当初弹劾韩琦的动机是“诚欲尊奖主威，收还君柄，六卿绝分晋之祸，三家无弱鲁之强”，表明他揣摩到神宗“不悦执政之专”的心思，因而策划了这起以韩琦为目标的“宰相不押班”事件。
神宗欲尽快收回下放已久的权柄，因此与当政的韩琦有矛盾，但韩琦是有“定策”功的元老重臣，神宗不敢率性而为，收权行动只能迂回进行。治平四年闰三月的辩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在英宗朝，韩琦深受倚重，地位非常稳固，而王安石与英宗几乎毫无渊源，召王回京复职根本不会对韩的权力基础产生影响。而到了神宗朝，在“帝初临御，颇不悦执政之专”以及各路反韩人士将陆续回朝的背景下，作为次相的曾公亮主动迎合神宗心意，力主召回与韩琦有矛盾的王安石，因而被怀疑具有“倾韩琦”的动机，也就可以理解了。
韩琦
王安石的两极评价及其遭遇神宗的契机
在神宗即位之初的那场辩论中，曾公亮盛赞王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真辅相之才”；而吴奎则痛斥王“临事迂阔，且护前非”，“万一用之，必紊乱纪纲”。可见曾、吴对王的评价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他们对王的执政能力的预估截然相反。
曾公亮对王安石的极高评价可能是含有政争性质，不一定有代表性，但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也说：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此信作于熙宁三年三月，当时司马光已与王安石从朋友走向对立，因此他对王的相关评论较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番评论是司马光根据平日见闻而做出的，如《温公琐语》所述：
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贽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周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见者皆伏其精妙。……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皇祐中，文潞公为宰相，荐安石及张瓌、曾公定、韩维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擢用，以激浇竞之风。有旨，皆籍记其名。至和中，召试馆职，固辞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辞，不许，乃就职。少时，恳求外补，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嘉祐中，召除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固辞，不许。未几，命修起居注，辞以新入馆，馆中先进甚多，不当超处其右，章十余上。有旨，令閤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之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与之，朝廷卒不能夺。岁余，复申前命，安石又辞，七八章，乃受。寻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原注：目睹。）
可见司马光推重王安石卓越的学识和难进易退的行义，从而对他的政治前景抱有很高的期待。
吴奎对王安石的质疑同样是建立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的，据《长编》一九二，嘉祐五年七月，朝廷“命翰林学士吴奎、户部副使吴中复、判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马利害以闻”，当指吴奎所谓“与安石同领群牧”之事。然吴对王的印象很不好，认为他“迂阔”而不切实际，会空言误国。
对王安石的两极评价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而言，司马光代表这样一类士大夫，他们相对重视道德、理想和精神的价值，期待如王安石那样的“贤者”当政，实现天下太平，这类士大夫不一定当国执政，但对社会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而吴奎代表另一类官员（特别是宰相韩琦），强调务实，反对空言，他们很多人当时正掌握实际权力，可以影响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发展。例如，嘉祐四年王安石担任三司判官时将他已形成的政治改革方案写成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进献给仁宗，但没有得到在位的皇帝及宰辅大臣的重视，洪迈《容斋四笔》说：
王荆公议论高奇，果于自用。嘉祐初，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当时富、韩二公在相位，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
作为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官僚，韩琦、富弼等人对王安石的“先王之政”蓝图皆持保留意见。再如，《东轩笔录》说：
进退宰相，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旧制，学士有阙，则第一厅舍人为之。嘉祐末，王荆公为阁老，会学士有阙，韩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学士张方平为承旨，盖用旧学士也。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虽然在舆论上享有声望，但在实际政治中是不得志的。他在一封给孙觉的信中谈道：“某之不肖，所学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为。”王安石执政后自谓“在仁宗朝知制诰，只一次上殿，与大臣又无党”，同样证实了他与当政者的疏离。
《邵氏闻见录》说：
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
这段话有些问题，特别是说王安石“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一句不足凭信，前已言及。然而，邵伯温指出王安石通过交结世家名宦建立社会关系、积累政治资本，则有几分道理。实际上，王安石与英宗几乎毫无渊源，又与当政的韩琦有矛盾，纵然有经纶天下的理想，奈何没有“结君心”的机会。因此，他只能走另一条路，即利用与世家名宦，特别是储君亲近大臣的关系，进而“结新君”。这确实是王安石遭遇神宗的契机，虽然不一定是他有意为之。
据《长编》卷二〇九，治平四年闰三月癸未条载，神宗诏王安石知江宁的当日，韩维当即上言反对：
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诚然者，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则？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其于出处大节，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发。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视事，则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请，从容侍从之地，岂是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
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阼，慨然想见贤哲，与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若不至此，必幡然而来矣。
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诱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贤者可以义动，而不可以计取，陛下稽古讲道，必于此理粲然不惑，唯在断而行之，毋以前议为疑，则天下幸甚！（李焘注：韩维论王安石，据维奏议具载之，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文中提及的韩维，即属于《邵氏闻见录》所称“韩、吕二家”中韩氏家族的主要成员，也是王安石在开封“深交”的好友。他长期担任神宗居东宫时的记室参军，属于潜邸旧臣的一员，此时则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充当皇帝的顾问。
宋神宗韩维认为，放弃召王安石回朝担任知制诰，而改命其知江宁，可能是出于“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的考虑，然而这不是“致安石”的正确方法。因为王是以道自守、以义进退的贤者，对于出处问题早有考虑，而这个方法是一种“利诱”，“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一定不能奏效。话说回来，如果王安石当初以病为由不肯回朝担任从官，可是“才除大郡，即起视事”，难免会给人以要君和矫情的口实，因此必定不肯接受诏命。
那么，什么才是“致安石”的正确途径呢？韩维认为，“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阼，慨然想见贤哲，与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且愚则已，若不至此，必幡然而来矣”，这是“致安石”的唯一方法，“唯在断而行之，毋以前议为疑”。这些话显示，韩维早前曾与神宗讨论过王安石的起用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前议”），即只要神宗以“想见贤哲，与图天下之治”的名义召唤王安石，他一定会“幡然而来”。
在《南阳集》卷一六中，有一道题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可旧官服阕》的制词，可能是韩维替神宗草拟的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的诏书，原文如下：
敕：三年之丧，禄之于家而不敢烦以事，此朝廷所以待近臣而申孝子之情也。若夫既除而从政，则下之所当勉也。具官某，学通经术，行应法义，衔哀服礼，内外竭尽，可谓邦之俊良、民之表仪者矣。朕临政愿治久矣，想闻生之奇论，以佐不逮。其悉朕意，亟复于位。
制词中“朕临政愿治久矣，想闻生之奇论，以佐不逮”一句似可与前述韩维言论相互呼应，表明神宗即位后确实与韩维达成了召回王安石“与图天下之治”的“共识”。
那么，这个“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呢？邵伯温说：
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这个说法可与鲜于绰《韩维行状》相印证：
初，公与王荆公素相友善，公侍神宗潜邸，数称其经行。授太子左庶子及龙图阁直学士，皆荐以自代。神宗想见其人。
正因为韩维经常称道王安石的学问和为人，使得神宗对王安石有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一即位就希望将“想见其人”的心愿付诸实施，如叶梦得《石林燕语》所说：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韩维与神宗确实达成过一个共识，即“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基于这个共识，韩维通过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传达了神宗的意旨，而韩维为神宗代拟的《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可旧官服阕》同样也是这个共识发生效力的结果。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共识，神宗命王安石知江宁府之诏才会引起韩维那么大的反应，并反复提醒“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的“前议”。
为什么韩维坚信“若陛下以礼致之，（王安石）安得不来”呢？前引《石林燕语》提到，王雱曾多次造访韩维，使韩维获取了王安石的相关信息。又据《宋登科记考》，治平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神宗下诏任命知贡举官及考试官；三月四日，礼部贡院发榜，王雱登进士第。王雱应是在治平三年底或四年初为参加省试赴京，并顺道造访了韩维。那么，王雱具体何时来京的呢？据王銍《默记》：
先公言：与阎二丈询仁同赴省试，遇少年风骨竦秀于相国寺。及下马去毛衫，乃王元泽也。是时盛冬，因相与于一小院中拥火。询仁问荆公出处，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晩且来。雱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询仁云：“舍人既来，谁不愿赁宅，何必预寻？”元泽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须与司马君实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
此处“先公”即王銍父王萃，王元泽即王雱。王萃与阎询仁同赴京城参加省试时遇王雱，时在“盛冬”，阎询仁问“荆公出处”，王雱则作出了回应。《宋会要辑稿·礼》五五之三记载，“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皇帝崩，神宗皇帝即位”，“十七日，始见百官”。而前引叶梦得《石林燕语》说，神宗“即位”之后、“见群臣”之前，韩维就告诉他“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考虑到新君即位信息传播及王雱行程所需要的时间，王雱很可能是在英宗驾崩、神宗即位之前，也就是在治平三年的“盛冬”，就已从江宁来到开封了。王雱回应阎询仁称，他来京城，“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因为王安石“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晚且来”。王雱既然对阎询仁、王萃宣扬王安石将要回京复职，他很可能亦对韩维宣扬了此事，韩维也许正是得到了这一“可靠”消息，才敢在神宗面前保证“若陛下以礼致之，（王安石）安得不来”。其间的脉络似乎是有迹可循的。
总之，神宗在即位以前已对王安石有了深刻的印象，即位后不久就向他传达了“待遇眷属之意”，并且下诏召其赴阙，但又被谢绝了。治平四年闰三月的那场辩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笔者以为，王安石既然打定主意“不晚且来”，那他谢绝神宗仅仅是一种自谦或自重的表示，他或许希望神宗表现出更足够的诚意。也就是说，如果神宗坚持继续召王，王必定会有所回应。曾公亮盛赞“安石真辅相之才”，不仅是对神宗心意的迎合，也是对王安石这个未来政治明星的取悦。吴奎无疑深知其中之内情，为了抵制王的到来，决定做顽强的努力，从而为曾、吴之辩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知江宁府的政治象征和文化隐喻
李焘说：“诏王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时事。”蔡上翔指出，《临川先生文集》中有《辞知江宁府状》及《知制诰知江宁府谢上表》等表状，证明王安石“逊辞之不容，必已辞不允而后受”，可见李焘之误。而李焘之说源于《温公日录》，李不注出处，又不加考辨，遂有此误，从中似隐约反映其对王安石的态度。尽管如此，王安石毕竟接受了此命，确实与其先前的表现不太一样。韩维曾断定王必不受命，其理由是：“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其于出处本末，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发。”而相关结果却不如所料，李焘就此评论道，“韩维论王安石，据维奏议具载之，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他巧妙地对王安石的出处问题提出了质疑，从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倾向性。实际上，韩维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王的出处哲学，李焘对王更是存有偏见。
王安石知江宁府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和文化隐喻意味，具体而言，在政治上象征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开端，在文化上隐喻王安石“以道进退”和“观时而动”相结合这一出处哲学的成功实践。
（一）政治象征：“君臣合作”的开端
前已提及，曾公亮力主继续召用王安石回朝，但遭致吴奎激烈的反对，神宗转而改命其知江宁，史家认为这是“采纳”吴奎之言。然而，对王安石来说，江宁不仅是他早年随父游历并定居之地，而且是“丘墓所寄之邦”，王曾两度居丧于此，因而江宁是王的“乡郡”、“乡邦”。徽宗朝有臣僚上言说：“官守乡邦，着令有禁，陛下待遇勋贤，优恤后裔，……示眷礼也”。可见，守乡郡代表一种优待和特权，王安石知江宁同样是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安排。
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记载，“安石（即）[既]受命知江宁，上将复召用之。……（吴）奎曰：‘恐迂阔’，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治平四年九月戊戌（二十三日），诏“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据《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二，此月己丑（十四日），“韩琦数因入对恳求罢相，上察琦不可复留，赐手札曰：‘……今许卿暂临藩服，朕将虚上宰之位以待卿还。’琦亟奏：‘宰辅之任，朝有定制，老臣无状，不当虚位待之，愿亟进良弼，以光新政。’”至辛丑（二十六日），韩琦罢相，以“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又据《宋宰辅编年录》，参知政事吴奎亦于同日罢免。《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四《实录·王荆公安石传》说：“除安石为翰林学士，命下数日，（韩）琦罢相，安石始造朝。”而《丁未录》云：“安石闻（韩）琦罢相，甚喜。”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王安石知江宁是入朝为翰林学士的前奏，而任翰林学士与韩琦罢相又有一定的关联，其中隐含的深意，仍然要从相关背景上索解。治平四年闰三月辩论中，吴奎表现出对王安石强烈的排斥态度，以及吴奎身后有韩琦支持这一事实，让神宗感觉到朝中反对王安石的势力还很强大，如果贸然召用，会激化与韩琦集团的矛盾，因而对王安石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为避免直接冲突，让王安石暂知江宁，同时集中精力解决韩琦的问题，对神宗来说不失为一个稳妥的办法。
王安石很早就得知“上待遇眷属之意”，但他在没有继续得到召用而被命改守乡郡的情况下毅然就任，说明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朝廷的境况，并理解了神宗的用心。或者说，他与神宗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这种“默契”就连韩维也没有想到。然而，正是这种“默契”，象征着神宗与王安石“合作”的开端，也为将来的“君臣遇合”定下了基调。
（二）文化隐喻：“以道进退”和“观时而动”的结合
余英时先生说：“士的出处问题自先秦以后论者寥寥，直到宋朝才受到这样普遍而集中的注意，这在士大夫史上是必须大笔特书的。”又说：“士大夫持‘道’或‘义’为出处的最高原则并能形成一种风尚，这也是宋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在余先生所列举的宋代士大夫中，王安石是最重视出处问题的一位，他在仁宗朝的“难进易退”以及英宗朝的“屡召不起”，都可视为这一论断的注脚。然而，这仅仅是王安石出处哲学中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王强调士人在坚持“以道进退”的原则下，还要注意“观时而动”。康定元年（1040），王安石《上蒋侍郎书》自谓：
某尝读《易》，……斯则圣人赜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欲人进退以时，不为妄动。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进谓之缓，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诚如是，是上之人非无待下之意，由乎在下者动之不以时，干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耳。……其于进退之理，可以不观时乎？
在儒家经典中，《周易》往往“推天道以明人事”，借卦象的变化来显示吉凶悔吝和进退得失之机，与王安石对士人出处问题的重视恰相吻合。据研究，王安石曾于嘉祐年间撰写了《易解》一书，对于其出处哲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例如，王安石释《晋·初六》曰：“初六以柔进，君子也，度礼义以进退者也。常人不见孚，则或急于进，以求有为；或急于退，则以怼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价者也。’此‘罔孚’而裕于进也。孟子久于齐，此‘罔孚’而裕于退也。”事实上，王安石正是通过对《周易》的理解，来阐述他的出处哲学，认为士人要将“以道进退”和“观时而动”结合起来。
自从嘉祐八年离开朝廷后，王安石一直闲居江宁，一面收徒讲学，一面从事于著作。研究表明，他在此期间对于经学的研究更加精进，逐渐构建了一套富有独立见解的学术体系，在继续探讨“道德性命之理”的同时，其治学的重心也越来越向经世方面倾斜。特别是从治平年间所写的《礼乐论》和《虔州学记》这两篇文章来看，王安石越来越注重“内圣”与“外王”这两个领域的连结。而从为学生出的《策问》第十一题可以看出，他关心的都是北宋王朝当时的财政、吏治、军政、马政等问题，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取向。韩维说：“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这句话可谓至言。
王安石虽然“身在山林”，但一直“心存魏阙”，事实上，他已经为将来重返政坛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在英宗朝，朝中大臣因“濮议”几乎两败俱伤，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却是声望极好的时期，“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他一直在等待有利的时机东山再起。或许在治平三年底，有关因英宗“不豫”、“自得疾不能语”、“立皇太子”等消息从宫禁流出，王安石即刻看到久违的曙光，觉得这是一个“结新君”的机会。他借王雱赴开封参加省试之便，与世家名宦声气相通，使自己愿意赴阙、“不晚且来”的消息散布开来，成功引起了神宗的注意。这不禁令人想起“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在王安石身上重演。王安石《手诏令视事谢表》说：
臣志尚非高，才能无异。旧惟所学之迂阔，难以趋时，因欲自屏于宽闲，庶几求志。惟圣人之时不可失，而君子之义必有行。故当陛下即政之初，辄慕昔贤际可之仕，越从乡郡，归直禁林。或因劝讲而赐留，或以论思而请对。愚忠偶合，即知素愿之获申；睿圣日跻，更惧浅闻之难副。重叨殊奖，忝秉洪钧。
此表作于熙宁三年。王安石自谓，最初因不为当政者所知，深感“所学之迂阔，难以趋时”，故“自屏于宽闲”、不愿进取。然而后来又因相信“圣人之时不可失”、“君子之义必有行”，故“当陛下即政之初”，应诏而出，从“乡郡”、“禁林”直至“忝秉洪钧”。可见，知江宁府是王安石政治旅程的再出发，也是他所奉行的“以道进退”与“观时而动”相结合这一出处哲学的成功实践。
（本文首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原题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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