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了一辈子书的罗盛教，最后用“大体老师”的身份，为浙大医学院的学生以及更多未曾照面的人们，上了“最后一课”。

6月29日，罗盛教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名。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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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罗盛教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它的意义。

和癌症的这场战斗中，罗盛教节节败退，他已经坐不住了，床头被高高摇起，身后塞着靠垫。但他坚持让自己尽量坐得端正，每句话都努力提着气表达，“我虽然要离开这个世界，但能帮助别人也是好的。”

他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去世后，将捐出自己的一对眼角膜和遗体。

签署志愿书的过程，被浙江大学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浙大四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杨莉全程录了下来，她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遗体捐献。

这也是罗盛教的意愿。他生前是浙江义乌苏西中学科学老师，低调了一辈子，却在临终时，数次面对镜头，科普遗体捐献和“大体老师”。“大体老师”，是医学院里特殊的“教师”，他们寂然无声，却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

2022年7月4日，罗盛教病逝。之后，他将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的解剖课程实验室里，以“大体老师”的身份再次“执教”。

把身上能用的都捐了

成为一名“大体老师”，是罗盛教早就有的想法。只是没想到，在57岁这年，他不得不提前实现。

2019年11月，罗盛教被确诊为肺癌，已经接近晚期。此后他经历了十余次化疗和不间断的靶向药治疗，但收效甚微，癌细胞在他身体里攻城掠地。

生病后，他很难一口气上到五楼，每次回家，总要在三楼歇一歇，喘口气。今年5月，罗盛教连走完两层楼都很难了。

病情急转直下。化验结果显示多项与肝功能有关的指标异常，他当即被医生收治住院。“这次我可能不行了。”他对妻子胡妙贞说。

这次住院，罗盛教第一次明确提出希望捐献遗体。他对杨莉说，“尽可能让我愉快地离开。虽然我是癌症，但眼角膜是可以用的，我要捐掉，另外我的遗体也可以用，你能不能帮我找到捐献的方法。”

他要把身上能用的都捐了。胡妙贞气丈夫的一意孤行，“你把自己捐了，以后我们上哪去祭奠你？”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今年6月，病床上的罗盛教和妻子胡妙贞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你忘了？家里留下了我的一撮头发。” 胡妙贞这才知道，丈夫“蓄谋已久”。

2020年初第二次化疗时，罗盛教发现头发脱落得厉害，想索性剃个光头。在理发店里，他告诉胡妙贞，把地上的头发弄起来一些。

“弄头发干什么？” 胡妙贞问。

“你弄就对了，多弄一些起来。”

包起来的头发被拿回家一直放在卧室的床头柜里。“不要把去世后的遗体看得太重，我是科学老师，我相信科学，遗体火化掉就什么都没有了，用来解剖还算有点用。” 罗盛教劝慰妻子。

他还把家人都叫到了自己的病床前，向哥哥、姐姐、弟弟和一对双胞胎儿女宣布他的决定，请求家人的支持。

姐姐当即表示不能接受，弟弟也很纠结，但没人忍心反对罗盛教的最后一个愿望。他们的父亲曾是一名乡村教师，上世纪90年代去世后，没有土葬选择了火化。在村里人眼里，这是开明的一家人。

如今，这种“开明”得以延续。

杨莉说，跳出“入土为安”的认知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意愿，更是全家人的成全。浙江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主任姜华东也认同这个说法，他遇到过运送遗体时家属反悔的情况，这可以让捐献行为终止，“一切都以捐献者和他们直系亲属的意愿为重。”

浙江大学医学院里，有一座“无语良师碑”，三块一米多高的花岗岩上刻着上千个名字，这是浙江大学自上世纪80年代起接收的所有遗体捐赠者。姜华东说，每年清明节，学生们会集体缅怀这些特殊的“大体老师”。

每年清明节，在浙江大学医学院“无语良师碑”前，医学生都会祭奠他们的“大体老师”。受访者供图

教了一辈子书的罗老师

罗盛教在讲台前站了33年，直到2019年底，癌症把他推出课堂。

1986年，21岁的罗盛教从浙江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义乌市苏西初级中学，教化学课。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省初中设置了涵盖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科学课，他又成了一名科学老师。后来历任教务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工会主席，但不论行政职位如何变，唯一没变的身份是科学老师。

在学生和同事眼里，罗老师耐心、热情，会一遍一遍地解答学生的提问，也会对新来的同事格外关照。

同事邢俊英认识罗盛教将近30年了，她刚入职时，是罗盛教带着妻子，帮她收拾出来一个“家”。邢俊英回忆，1993年她刚被分配到学校时，就和罗盛教搭班，自己做班主任，罗盛教是科学老师，他们是学校教工宿舍的邻居。初来乍到难免拘束，而罗盛教像兄长一样热情，他喊上妻子带着簸箕扫帚就登了门。

“他嘴上不说什么，但默默地都把事儿做了。”邢俊英对罗盛教的了解，也源于一个叫吴薇（化名）的小女孩。

吴薇是一名留守儿童，平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平平，但邢俊英觉得，她“使使劲儿就能考上高中”。罗盛教听说后，就让吴薇放学后到他家写作业，后来干脆让她住在了家里，和自己的女儿睡一屋，每天辅导她功课。

邢俊英觉得自己给罗盛教添了麻烦，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反正家里已经有俩孩子了，多这一个不多。”几个月后，吴薇从全校400名开外考到了200多名，最终考上了高中。

吴薇说，罗老师好像有用不完的耐心，辅导功课时总会对她说，“如果不懂，不要怕问，一遍不懂，问两遍，两遍不懂，就问第三遍”，从来没见罗老师有过一丝不耐烦。

年轻时的罗盛教。受访者供图

即使已经毕业将近20年了，陈俊还记得罗老师的口头禅——“对不对”。罗盛教习惯在讲完一串重点内容后跟一句“对不对”，有时是强调一下知识点，有时是提点开小差的同学。

陈俊说，同学们都喜欢上罗老师的课，因为有趣，“他总会端着一些新奇的教具，或者带些好玩儿的实验出现在课堂上。”陈俊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生物课，罗盛教专门去乡下找人抓了蚯蚓，上课时学生两人一组，每组分得一盒蜡，一条蚯蚓，然后用蘸了酒精的棉签、盐粒刺激蚯蚓，观察它们的动作和变化，书上的图画和文字就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在学生眼前。

可这次，再见到罗盛教却是在视频里，在他去世第二天。陈俊简直不敢相信，那则捐赠遗体的报道中，那个模样瘦削、嗓音嘶哑的老人，是自己记忆中意气风发的罗老师。

罗盛教给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他是这堂课的主讲，也是这堂课的教学内容，包括陈俊在内，不少同学是在这堂课上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大体老师”。

最后一课

随着视频的流传，人们都知道，浙江有一位科学老师，死后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教学，成为一名“大体老师”。平日行事低调的罗盛教，在去世后出了名。

罗盛教不爱拍照，更不爱干些抛头露脸的事，但他却很痛快地答应杨莉，拍下他填写《遗体捐献志愿书》的画面，为遗体捐献做一次科普。

从医近30年的杨莉从没见过捐献意愿如此强烈的病人，她比别人更清楚，一具遗体对临床学习的重要性，也更明白，“大体老师”的珍贵和稀缺。

7月4日下午，罗盛教去世后，浙大四院的医护人员在病房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受访者供图

浙江大学医学院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收遗体捐献，每年收到的遗体只有个位数。1992年姜华东进入浙大医学院工作，当时遗体捐献数量刚刚突破两位数。截至去年，浙大医学院连续三年每年接收的遗体捐赠数量在90例以上，大都来自浙江本省。据姜华东了解，如今整个浙江省每年收到的遗体捐献量超过200例。

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司银楚，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接触遗体捐献工作，他经历了遗体捐献数量的逐年增多，近几年北京达到了每年350例左右。但这还远远不够。

现在，浙大医学院的学生，每八至十人可以解剖一位大体老师，完成从局部解剖开始的所有学习。在大体老师相对充足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情况更乐观一些，大概每两到四名学生可以分到一位。

而在很多欠发达地区，遗体捐献工作才刚刚起步，大体老师是当地医学院极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打破固有的生死观念和殡葬习俗不是易事，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也不能一蹴而就。

在不少医学院，在校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包含了对器官捐献、遗体捐献的科普宣传，向公众解释与“大体老师”有关的内容。此外，各级红十字会也在逐渐把相关的内容科普到除医学领域外更广的范围。

罗盛教去世后，家中设了一个简单的灵堂，只有遗像、装有头发的瓷罐，和一张遗体捐献荣誉证书。新京报记者张静姝 摄

这也是杨莉在帮罗盛教办理遗体捐献手续时全程记录的原因。她告诉罗盛教，或许比捐献更有意义的是，他的经历可以感染和启发更多人。

的确，教了一辈子书的罗盛教，最后用“大体老师”的身份，为浙大医学院的学生以及更多未曾照面的人们，上了“最后一课”。

新京报记者 | 张静姝

实习生 | 王蕊

编辑 | 刘倩

校对 |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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