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1世纪，科技寡头不仅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还开始尝试重塑国家治理模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便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人物，他不仅通过特斯拉、SpaceX等企业推动技术变革，还在政府治理领域展开实验。马斯克与特朗普联手推动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便是技术治理主义（technocracy）的一次大规模实践。DOGE的核心理念是让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取代传统官僚，以人工智能和算法优化国家行政决策。然而，这一治理模式并非单纯的行政效率提升，而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次深刻挑战。它展现了一种技术寡头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新形态，使政府运作更像一家科技公司，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机构。这一实验的推进，不仅引发了关于行政效率与民主平衡的讨论，也让人们重新审视技术治理主义的历史脉络，以及其在当代政治中的现实意义。

01

DOGE的底层逻辑和思想底色

自马斯克与特朗普联手推动“政府效率部”介入联邦政府运作以来，一批年轻、经验不足却握有巨大权限的工程师浮出水面。DOGE 诞生时宣称的目标是“通过高科技手段提升政府运行效率”，但短短数周内，其行动已从冻结对外援助、获取财政部核心支付系统数据，发展到对联邦机构进行高强度技术审计。

根据行政令，每个政府机构须设立至少一个 DOGE 团队，成员包括负责人、工程师、人力资源专家和律师。DOGE 团队将获得各联邦机构的非机密数据、软件及 IT 系统的完全访问权限，以进行成本审查和效率优化。目前至少有六名工程师——年龄多介于 19 至 24 岁——主导 DOGE 的技术中枢。他们普遍缺乏政府工作经验，却迅速获得高层级访问权限与要职头衔。

通过公开数据库与社交媒体可见，这些年轻工程师多有马斯克旗下企业或关联公司的实习、工作背景，甚至与其长期盟友彼得·蒂尔（Peter Thiel）存在联系。这些人普遍来自科技创业圈或名校计算机专业，并宣称要“打破冗长低效的官僚体系”，利用 AI 与数据分析“诊断并清除政府系统中的冗余开支”。

借助 AI 工具，DOGE 能以“机器速度”交叉对比海量财务数据，筛选异常或重复开支，甚至精准评估某些合同的实际支出效果。这种方式带有强烈的“技术理性”与“数字化审计”特征，颠覆了以往政府审计的“低效与耗时”。马斯克的盟友、前特斯拉工程师托马斯·谢德（Thomas Shedd）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美国总务管理局（GSA）下属的技术转型服务局（TTS）将推行“AI 优先”（AI-First）战略，并向联邦政府各部门推广。他希望该机构运作方式类似“初创软件公司”，通过自动化简化政府流程，并集中管理联邦数据。他还透露，GSA 代理行政官史蒂芬·埃希基安（Stephen Ehikian）正推动开发 AI 代码代理（AI Coding Agents），供政府各部门使用，以推动财务管理与行政工作的自动化。

尽管马斯克的工程师团队看似是无所不能的技术专家，面对具有深厚传统的数字系统仍然陷入了“技术断代”的困局。DOGE团队的核心工程师平均年龄不足30岁，他们精通Python、C++、Rust等现代编程语言，但对于仍然支撑着美国核心财政和社会福利体系的COBOL（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却几乎一无所知。COBOL是20世纪50年代开发的编程语言，至今仍然被广泛用于银行、社保、税务和政府支付系统。然而，年轻工程师对COBOL的陌生，使得DOGE在财政审计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理解障碍，甚至导致了离奇的数据误判。

例如，近期DOGE团队在审查社保系统时，发现系统内存在大量150岁以上的社会保障受益人。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发布截图，称这是“美国政府欺诈的又一铁证”，并建议冻结相关账户。然而，数据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很快指出，这并不是欺诈行为，而是COBOL系统处理日期格式缺失所导致的“幽灵数据”问题。

由于COBOL系统的某些数据库未设定专门的日期字段，早期开发人员采用默认日期（通常为1875年5月20日）作为填充字段。因此，所有未提供出生日期的账户都会显示为150岁以上。美国社会保障局（SSA）在2015年已停止向115岁以上的个体发放福利，但旧数据库中的记录并未被及时清理，导致AI误判为“活跃账户”。DOGE的AI分析系统缺乏对COBOL数据存储模式的理解，未能正确解析历史数据，直接将默认日期解释为真实出生日期，从而产生错误判断。

这暴露了DOGE技术团队的一个根本问题：他们试图用现代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法去理解一个基于COBOL运行的传统系统，却忽略了这些老旧系统的结构和逻辑，导致算法失灵。正如一位前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工程师所言：“DOGE工程师以为自己找到了社保欺诈证据，但他们其实只是被COBOL的历史遗留代码‘整蛊’了。”

这揭示出DOGE所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中性的技术问题。在马斯克的构想里，DOGE 不仅是一个精简行政支出和提升技术水平的机构，更是一场蕴含复杂意识形态与“极端效率”内涵的政治实验。长期以来，他推崇工程师逻辑与企业管理思维，认为通过数据分析和技术手段可以迅速定位政府冗余，并以最直接的方式实施裁撤与改革。然而，这种“技术决策”模式往往忽略政府运作中的人性与政治平衡，以及任何现有制度的历史成因和建构过程。《大西洋月刊》指出，一旦政府预算审计的 AI 或软件工具仅聚焦“硬数据”，就可能将许多社会服务与公共项目归入“浪费”范畴，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国际援助等领域遭到毫无温度的削减。

自由派杂志《大西洋月刊》发表社论，抨击马斯克的“工程师专政” 来源：The Atlantic

对于保守派而言，最初的目标或许只是削减政府支出、精简官僚体系，但在马斯克推动的技术治理框架下，DOGE 的行动速度与裁撤范围却远超预期。从大规模冻结资金、全球人道援助项目停摆，到财政部支付系统被突然进入，这一模式展现了“技术手段 + 政治授权”交织带来的强大破坏力。本应是渐进式削减的财政调整，在短时间内演变为“快速关停或瘫痪”政府机构的激进行动。

相比之下，“2025 计划”等保守派财政方案通常强调“分阶段削减支出、适度精简官僚”，依赖国会立法与民主程序，循序渐进地压缩联邦预算，其背后是一种谨慎的“财政纪律”理念，强调政治平衡、程序正义及社会福利的渐进调整。而马斯克主导的 DOGE 则展现出更为急剧、技术化、极端效率化的治理风格——让一批年轻、缺乏政府经验但深谙 AI 与数据分析的工程师迅速获得核心数据与决策权限，以“机器速度”定位并切除冗余开支。

在这一框架下，政府支出被简化为可量化、可优化的对象，历史、政治与人文价值考量则被算法和数字逻辑所取代。这导致了比传统保守派财政紧缩路线更激进的削减方式。如果说“2025 计划”仍试图在国会与社会舆论间寻求共识，那么 DOGE 则将个人企业家思维与行政授权相结合，表现出对民主程序与社会福利的低度重视，揭示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激进主义底色。

02

马斯克的家学渊源：技术统治运动的历史

马斯克的技术治理理念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承袭了百年来的技术统治思潮。历史上，技术的进步往往超越社会的适应能力，导致政治制度难以追赶。类似现象曾在印刷术、蒸汽机、计算机时代发生，如今又在基因编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领域重演。技术专家认为政治家“不懂科技”，而政治家则反驳技术专家“不懂政治”，二者长期存在认知鸿沟。

技术治理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他设想由工程师和工业管理者取代贵族统治阶级，认为他们不仅能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还能作为“高级祭司”引领社会走向效率、进步与和谐。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官僚主义与宗教信仰交织，他将其称为“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

20世纪上半叶大萧条期间，美国兴起了一场更为激进的技术统治运动。“技术统治学会”（Technocracy Incorporated） 提出，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管理社会，以取代传统政治结构，重组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秩序。这一组织诞生于大萧条时期，主张机器大规模取代人类劳动，认为失业潮不可避免，而政客既无法也不应试图挽回那些消失的岗位。在他们看来，现代工业体系已能创造“充裕”，但过时的货币和市场制度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公。

该组织提出了一个极端的社会经济重组方案，认为政治家、企业家、货币体系乃至国家本身都是“价格体系”（Price System）的产物，必须被彻底摒弃。他们设想建立一个跨越北美大陆的“技术国”（Technate），由工程师和专家掌控，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食物、住房和物资，而不必依赖传统的经济体系谋生。

20 世纪上半叶的技术治理主义运动曾鼓吹要建立遍及美洲的“统一科技国”

来源：CBC News

有趣的是，这场技术治理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约书亚·哈尔德曼（Joshua Haldeman）曾是加拿大技术统治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而他正是马斯克的外祖父。哈尔德曼在1940年代对政府极度不信任，最终举家迁往南非，寻求一种更具“个人主义与效率导向”的社会模式。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马斯克，从小便对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和政治民主持怀疑态度，转而推崇技术专家的决策权威。在他看来，科技公司的治理模式——由CEO全权管理、依靠数据驱动决策、消除冗余并最大化效率——才是理想的治理方式，而民主制度的“低效”、“冗长”和“妥协”则被视为现代社会停滞不前的主要障碍。

尽管这一技术统治运动在当时吸引了大量关注，但最终在美国失败，其领导者缺乏政治手腕，无法动员选民支持其理念，也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通过“新政”改革资本主义，缓解了经济危机。随着该运动逐渐式微，部分分裂组织最终转向极端化，甚至带有准法西斯倾向，使其公信力进一步崩溃。在加拿大，政府也因国家安全考虑取缔了这个运动。

历史上，类似的技术治理思路屡遭惨痛失败。被誉为“伟大工程师”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曾因其在一战期间成功协调粮食和物资援助而受到进步派推崇。然而，在大萧条爆发后，他因缺乏同理心、将经济危机视为纯粹的管理问题而饱受批评。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以数据驱动的方式管理越南战争，忽视了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社会影响，最终导致政策的失败。此外，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作为唯一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总统，在推动政策时也因过于专注技术细节，而未能有效赢得公众支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限制大科技”的运动兴起，而科技巨头们在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下蓄势待发。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发表《科技乐观主义者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强调“没有任何物质问题是技术无法解决的”，支持对科技行业的去监管，因而选择支持特朗普。在这一背景下，马斯克崇尚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 Thinking）成为其治理理念的核心。他认为，所有问题都应从物理学的基本原则出发，而非依赖传统经验。这种思维方式排斥历史与既有制度，倾向于从零开始，颠覆旧体系。

尽管技术治理主义的历史充满失败，但美国社会仍对“超级科技领袖”寄予厚望，期待一个免受政治权力腐蚀的天才能够拯救国家。马斯克正是这一工程师神话的化身。媒体长期将他塑造成“现代魔法师”，他主导太阳能（SolarCity）、复兴美国航天工业（SpaceX）、推动电动车革命（特斯拉）。这些近乎神化的报道强化了他的治理信心，让他相信公众会接受他以企业管理方式重塑美国政府。

他也毫不犹豫地将企业界的“成功经验”应用于 DOGE 的运营。2025年1月，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向联邦雇员发送邮件，提供提前离职补偿。这封邮件的标题与马斯克收购推特（现X）时的裁员通知一字不差——“岔路口”（Fork in the Road）。

当时马斯克以“效率”为名，对推特采取了冷酷的管理策略。在收购后短短几个月内，他裁掉了超过 80% 的员工（之后又试图重新聘请部分人员），但推特的财务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根据世界广告研究中心（World Advertising Research Centre）的数据，推特的广告收入在 2022 至 2023 年间几乎减半，从 45 亿美元下降至 22 亿美元。如今，许多联邦雇员被迫在短时间内决定去留，而 DOGE 团队迅速填补了大量职位空缺，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工程师治国”模式。

这一现象不仅限于共和党和保守派阵营。2020年投入民主党总统初选杨安泽（Andrew Yang）同样以技术治理主义为核心竞选理念，并以 MATH（“Make America Think Harder”）作为口号，强调数据驱动决策、算法优化政策，以及去意识形态化的理性治理。他试图通过全民基本收入（UBI）、人工智能监管、数字民主等手段，让美国政府更加符合现代科技社会的运作模式。杨安泽的竞选活动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有新兴势力在试图引入企业管理模式、算法治理和AI辅助决策，以取代传统的立法与行政协商机制。

2019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竞选人杨安泽在竞选集会上 来源：Getty Images

03

科技君主制：硅谷右翼社群中的未来狂想

技术治理主义并非马斯克个人的“极端思想”，也不是尘封在历史中的学术遗存，而是当代新右翼社群现成的思想武器，正在硅谷精英圈层中被有意识地推广与实践。彼得·蒂尔（Peter Thiel）、副总统万斯及众多硅谷亿万富翁推崇“软件工程师博客作者”柯蒂斯·雅尔文（Curtis Yarvin）的理论，后者将民主制度视为“破坏性”机制，主张以“科技君主制”（Techno-Monarchy）取而代之。他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不过是“虚假民主”的幻象，实则由精英知识分子、媒体和大学构成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所操控，民主制度早已被这些机构劫持，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不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

柯蒂斯·雅尔文（Curtis Yarvin）是美国“新右派”（New Right）运动的重要思想人物 副总统万斯曾在播客节目中称：“有个叫雅尔文的人写了一些关于如何改革政府的文章……这些观点让我受益匪浅。” 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Podcast

雅尔文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应当像企业一样运营。他批评民选政府低效，难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挑战，而企业CEO则能够以果断决策提升治理效率。因此，他主张政府应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将公民视为“资产”，优化其生产效率，并由技术精英主导国家治理。在他的构想中，Google、Amazon、Tesla等科技公司的CEO远比民选官员更适合管理国家。这种“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并非传统的世袭君主制，而是一种全新的统治形态。在这一体系下，国家的治理将由“科技君主”主导，他们不再依赖选举和公民参与，而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优化社会管理，建立高度集权、高效运转的技术官僚体系，使政府决策像企业管理那样迅捷而精准。

为了实现这一转变，雅尔文提出了一整套策略。他主张，首先要利用民主选举赢得政治权力，而在上台后迅速推动威权化改革，确保权力高度集中。其次，他提出“退休愤怒计划”（Rage-Retire），主张大规模削减官僚体系，使总统直接掌控政府关键职能。同时，他倡导无视法院判决，削弱司法独立，使法院完全服从行政权力。此外，他鼓励领导人动员支持者对抗议会中的反对派，以加速政策执行，并主张打压自由媒体和大学，以削弱社会舆论监督能力。最后，他提出以“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为借口，长期集中权力，例如特朗普政府可能在美墨边境推行的移民紧急状态，便是这一策略的典型案例。

萨尔瓦多正是雅尔文理论的现实实验场。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采用了类似策略，通过宣布紧急状态应对黑帮暴力，以此强化个人权力，甚至自称“萨尔瓦多的CEO”。他的政策绕过议会，直接推行重大决策，如强行将比特币设为法定货币，而这一过程几乎未经过公共讨论或民主决策。这种模式展现了技术治理主义如何在现实政治中落地，也为全球范围内对民主制度信心下降的趋势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如今，DOGE在美国政府内部的迅速扩张，正是雅尔文“退休愤怒计划”的现实化，它不仅削弱传统行政体系，还试图重塑权力结构，让科技寡头与工程师直接接管政府治理，推进“技术封建主义”的全面实验。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 来源：Los Angeles Times

在DOGE的实践中，“工程师治国”并非单纯的技术优化，而是对政府机构进行全面政治介入和权力整合的手段。马斯克借助其在AI、企业管理与政治网络中的影响力，极大地扩张了他对联邦事务的实质掌控，将行政效率提升的议题变成消弭反对声音、绕过国会监督的“技术冲击”。这种“技术理性”与政治权力的交融，既反映了部分公众对“天才工程师救世主”的幻想，也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在削减政府规模与监管时极端化的一面。倘若缺乏广泛的公共辩论和监督，马斯克的技术治理主义之梦恐怕只会带来更多的行政动荡与社会撕裂，而并非真正的高效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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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亚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