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管见
——读《世界中国学概论》
孙竞昊 佟远鹏
西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虽脉络不同，但均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同享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情愫、理解和体认，有互动、互溶的物质的和思想的基础和诉求。中国学者以开放的、包容的、平等的心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其间，强化理论学习，发挥本土学者的传统文化遗产和临场现实意识的优势，将收获所得转化为共通、互鉴的世界性知识和理念，推进作为整体的中国研究，并提炼其可以影响到其他学科专业的理论和方法。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史学理论、工具书被大量翻译、出版，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国内学术界的风向。可以说，我们对海外的中国研究的引介已经相当宏富了，尽管就其效果而言主要是以学术史或史学史的形式呈现。日渐增多的学术史介绍，也使中国学者在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日益泛起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声音，和如何定位中国与海外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王战、褚艳红的著作冠诸“世界中国学”，针对国际上关于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若干重大问题和议题，力图在学理的层面进行回应、对话、阐述。所以，该书七章的各个标题均体现了从比较维度思考中国研究中富有代表性的主题，而各个副标题以“简答……之问”的语态出现，立意、立论如王战在《前言》中所示，是探讨七个“到目前为止还没公认的答案，但又是大家所共同感兴趣”的“谜”。总体而言，该书的尝试渐入不少有识者所称的“批评的中国学”境界，也就是以立足于中国本土学术研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作平等的、比较的、跨文化的理解、分析、批评，从而推进中国本土学术的建设和研究。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中国学概论》
那么世界中国学研究应如何建构？中国学者如何更好地参与其中？这激发了我们关于学术、思想的全球或人类“共同体”的灵感。本文以历史学领域为中心，讨论世界中国学研究涉及的若干一般性问题。因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心在北美和欧洲，所以本文主要从它们代表的西方研究境况及其与中国国内学术界的相互关系加以检讨。
一、西方的中国研究轨辙、现状及趋向
葛兆光教授把海外的中国学称为“外国学”有一定道理，即西方人的中国研究属于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从二战前以欧洲为中心的“汉学”（Sinology）到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海外的中国研究主要反映了西方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轨迹。
汉学可以溯源至十六世纪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典籍研究，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在欧洲本土兴起，至十九世纪始形成学院化的汉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重视通过资料、语言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汉学研究普遍被认为肇始于十九世纪，起初以宗教人士为主，并具有重点培训语言人材的实用性的特点；专业研究型学者较少。十九世纪率先步入学术化汉学研究的法国也长期受政策影响而偏重语言导向，而学术汉学与实用汉学的两端直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日益结合起来。
德国汉学先驱拜耶尔所著的《中国博物论》
二战后引入社会科学方法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研究，迅速取代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汉学研究的垄断地位。冷战时代，北美高校、知识界的主流属于中间偏左，其中国研究总体上也带有这个倾向。研究的问题、热点、趋向、范式、评判标尺受到变动着的“中国因素”的牵动和制约。如“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模式持续受到青睐，因此左右中国现代命运的农村是研究的重心；而中国本土的“反封建”话语、革命叙事也波及彼岸。文艺作品阅读和研究最多的是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左翼作家，而非周作人、张恨水、钱钟书、张爱玲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史地位的提升不仅推进了中国农村研究，也使广泛连结农村社会网络的城市受到关注，出现了始自农村集市的市场层级体系等经典论述。
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是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出版的学术刊物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其后世界格局中冷战缓和、结束，西方学界的中国历史研究出现城市史转向，使得开埠以来的上海等等通商口岸被建构成另一种中国形象。而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为深刻检讨“欧洲中心论”增添了新的酵母，这也是“加州学派”为代表的新社会经济史研究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缘由。同时，解构“欧洲中心论”、“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取向在西方史学发展中日渐增强，这使中国研究得以采取多元文化的参照系进行历史相对主义的解读。从过去的以欧洲历史为模板的“元叙述/元史学”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多元化、混杂性（hybridity）的史观叙事，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研究虽然受到中国因素的辐射，但更多地还是受制于西方文化谱系的演进。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1970年代发明了欧洲中心论这一术语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当今历史研究又出现了全球史转向，这同样体现在中国研究领域。以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的研究为例，他自我定位为世界史学者，而中国（历史）经验使他作为“槛外人”或“局外人”（outsider）得以看中国“屋子里”的人和事。他早期的明史研究和后来对日本侵华期间“合作”（collaboration）现象的开拓性探讨，都显现出比较的和全局性的世界视野。他近十几年的著作如《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即是把中国放到全球史的框架里，并以中国的视线窥测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动力。在全球的、动态的时空语境里来考察世界与中国的联系，对于打破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重建世界中国学是个促进。
加拿大历史学家、汉学家卜正民教授
《世界中国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第一章厘清“世界中国学”的核心概念——即“国内关于海外中国研究的综合性基础研究”，简要地梳理了各国关注的、尚未形成共识的“中国问题”，倡导秉持历史学、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展开系统的学术批评和对话。
二、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清末民初的时空里，中、西文化相遇、融合，现代中国学术发轫于斯，并在开放的文化与教育体系中成长为世界学术和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所以不难理解何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
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化是在中西汇融的世界学术背景下铺展开的，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众多新式学校上扮演了科学化的教育和学科体制孕育者的角色，即将西方的文教机构、体制、学科植入中国。在自强、救国的时代呼声下，新式学校不仅使得中国本土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还在留学的浪潮中培育了众多英才。中国现代史学以旅日的梁启超所倡的“新史学”而开启，其后实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西方史学流派也在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学者们的努力下而影响广泛。陈寅恪、潘光旦、雷海宗、冯友兰、冀朝鼎、季羡林等不同领域的巨匠均是世界学术和思想体系的受益者和贡献者，中国学术是在国际交流和共享的氛围里成长的。
梁启超将中国史学研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日寇全面侵华战争几乎中断了中国的留学大潮，种下各种祸患，且贻害无穷。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是那个时代唯一的理论之光，但依旧培育出一批具有学理素养和思想性的学者。像其他学科一样，历史学领域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强烈印记，但如史学“五朵金花”等热点讨论，具有大问题、宏大叙事的关怀，显示出把中国放入世界历史轨道和比较视野里的努力。八十年代初期，在宏观的比较历史框架下的“五朵金花”的讨论逐渐走向了总结阶段，同时学人冲破教条主义禁锢，开始尝试新的研究方式。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被统称为“五朵金花”
在新启蒙的八十年代，中国再次走向世界，历史反思和现实激励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思辨和批判风潮，砥砺士气，尽管此后对该时期有“重思想，轻学术”的反省。在学风开始融进世界的氛围下，各种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陆续地被国内学者所吸纳，一时激荡起如系统论、文化热等具有鲜明时代标志的新思潮，中、西史学交流、结合成为时尚。同时，系统论等方面的新成果也争议颇多。是否要回避理路研究？围绕着系统论、唯物史观等的争鸣不已。史学界应何去何从？这在学术上显出“一种徘徊状态”。同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应时开启，史学界将之作为学科准则和方法，这是对八十年代思潮的学科性回应，也为此后史学理论的培养机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是全社会巨大变革的时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以历史学领域为例，在微观的“专”的方面取得了丰富的业绩，但大都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就事论事”程度，在理论创新方面缺乏建树，往往是把本土的材料简单地塞进舶来的范式里。如此，洋范式出现“水土不服”。这不是“碎片化”能一言以蔽之的，碎片之外的动态的、整体的世界更反映出学术工作的“投入”和“产出”过程存在缺陷。这一困境可以溯源至以下两方面：专业能力和培养制度。
对照看众多读者熟悉的中国研究的汉译著述，哪怕再细小的案例，也能显示出开阔视域和宏观构架。研究有“专”与“博”之分，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皆然。任何“专”的研究都有意义，但意义的范围、尺度、重要性不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从“专”中提炼和塑造“博”。“博”有赖于理论概括、提升的能力。现代专业性旨趣要求学者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既要有专门训练下的知识深度，也要有“通识”和多学科的知识广度，方能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背景下将研究案例解释为具有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意义的“历史”。这样的专业素质固然对研究者自我学习的意愿、能力要求颇高，但根本上说依赖于高水准的学术培养机制。
张舜徽先生于1957年在《论学问之博通与专精》一文中阐述了对“博”与“专”的看法
国内1990年代中期以来博士生培养制度的兴盛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如作品表现方式上的“洋八股”。但是，所谓“中国（大陆）学术”与“西方（北美）学术”却依然泾渭分明，缘何？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不一样的教育系统与学术系统，至晚在本科生阶段即已显而易见。如何培养学生独立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有赖于提供规范的、高水准的理论和思维训练的体系化制度。只有研究者达到自如地理解、运用来自“他者”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的境地，方可具备系统性的批判思维和专业性能力，从而创作出具有普适性的、人文主义底色的作品。这样的学术训练在国内虽然有进展，但远未成熟，遑论形形色色的“学派”。
目前教育体制和科研工作的一个结果，就是《概论》一书开篇就所讲的“海外中国研究为什么不看中文书”的“谭中之问”——国内学者的作品基本是为国外学者提供资料信息和文献来源。
谭中教授对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有明锐的洞察力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更为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日本学者既有由来已久的精细审慎的功夫，又在东、西方学术与文化交流、汇通中养成了“从整体看部分，从部分看整体”的见识和圭臬。所以不难理解他们持之有据地提出高屋建瓴的范式论断，如“唐宋变革论”、“地域社会论”。
譬如，唐宋变革论是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两代人在整体历史分期和中国与欧洲经验比较框架下的完成的理论构建和增补。作为一家之言的唐宋变革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修正，但这种理论分析上的意识和架构正是唐宋变革论先后在日本、欧美、中国得以备受关注的重要缘由。甚至后来的宋元变革论，也可视为对唐宋变革论涉及的整体历史分期的修正。近年来国内对唐宋变革论的争议颇多，然欲“翻过这一页”的元明变革论缺少了整体历史阶段性的洞察，囿于王朝变革的视角。相较唐宋变革论，其后发展起来的宋元变革、元明变革的立意略逊一筹。“变革论”作为一种假说，最重要的核心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其背后的比较的、整体性的理论境界。
作为京都学派创始人的内藤湖南所开创的唐宋变革论至今仍然被广泛讨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虽然形成了持续的理论交流的浪潮，但在高水准的理论训练、培养制度上却效果不彰，所以在整体历史的新学理探索方面亮色不够。在世界前沿学术中的“失语”现状，反映了其理论意识上存在的短项和差距。在这个问题上，《概论》提出“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而学科建设需要从理论到方法不断建构、完善一整套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体系，这本质上依赖于高校教学体系的整体改革——此论将在文本收尾处突出强调。
三、人类学术—思想何以构成全球性共同体？
有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命题：没有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但该命题回避了一个关键点：仅有民族的，能达到世界的吗？有个颇有意味的比附：黑泽明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这里触及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
日本导演黑泽明在全世界文化界都有极高的声望
虽然从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史学研究经历了由理论思辨到经验关切挥之不去，西方宏大理论、问题、叙事的意识依在。《概论》第二章从源流上检视“中西文明之差异”，当然语言、思维逻辑、地理因素带来的不同文化演进的路径仍有重合和相通之处。近二十年来，中、西历史道路的比较以“大分流”范式成为一大讨论热点。《概论》第三章直接以“彭慕兰、李约瑟之问”来检讨彭慕兰关于中、西方经济分流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源禀赋差异的见解。此外，加州学派另一著作《大分流之外》阐释了“政治经济”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运动的进程，指出分流之外还有“合流”，以及相似、相同的因素。于是《概论》最精彩的部分第四章，以康德拉耶夫长周期审视中、西方宏观经济形态的同路与分流。
王国斌和罗森塔尔所著的《大分流之外》
著名全球史专家麦克尼尔父子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是多元网络连接，在技术、城市、权力等不同维度的竞争或合作最终缔结了世界性“人类之网”。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底层”和建基于其上的各种网络具有共通的物质性基础，不同的地域性经验研究同样植根于此。不同文明、民族、国家、社会之间无疑存在显著差异，但各个特殊性无法掩盖学科分析的原则和逻辑的普适性、规范性。学术—思想共同体因共生、相融的科学准则和问题意识而超脱于地域性的经验知识，正是在比较分析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探寻特殊性和普遍性。
不同文明间客观存在着差异
虽然各个国家、民族、语言圈的思想与学术各具特色，但本质上都在于提高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对普遍性真知、真理、价值永无止境的求索。所以，一切学术产品的衡量主要表现在深度和高度的差异上。这样的认知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准确地把握了近代以来世界一体化普遍交往的大势，认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所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指出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惟其如此，才可能实现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为希腊-中国文化旅游年创作的雕塑作品《孔子与苏格拉底：相遇》
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区域、国家、民族的具体表现、境遇尽管不尽一致，但毫不掩盖领引世界进步的主流文化、思想、学术的普遍意义。多元一体的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由是形成。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中共享代表进步的主流价值的主线，既在其时引领着发展潮流，也在其后永葆学术—思想上的内核价值。启蒙运动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仅使得自由、民主、人权等学说在学术—思想共同体中不可磨灭，更在理念上孕育了后世的民主政体，铸造了先进制度的基石。这个共同体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逐渐重新在人类个体和群体中觉醒的硕果，是从宗教信条、强权政治、反智主义等旧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新思想和新思维的母体。
人们在杰夫林夫人沙龙中阅读伏尔泰的著名悲剧《中国孤儿》的场景，由18世纪著名法国历史题材画家莱蒙尼尔绘制
所以，在这个共同体里，全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归根结底是一致的，如同《概论》所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作者不避讳“福山之问”，认为社会发展的形态演进是一个持续更新、完善的过程，社会制度不断趋向人类共同文明价值的最大实现的目标，而不是所谓“终结”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而第六章“兼答雷默之问”，点出现代化在不同时空中的个性和共性，进而归纳出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须以“实践理性”为基础，走结合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探索渐进式和跨越式发展相结合的可能性，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虽然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差异，但均有着相通的追求目标和合作发展的基础。
“多元”与“一体”是一对矛盾关系，譬如话语权的不均等，就像国际秩序里既有的英语霸权、美元支配体制。但共同体的通用规则和标准系经年累积、扬弃而成，包含着合理性、普适性。否则，彼此间鸡同鸭讲，难以共鸣、同存。同时，共同体的机制是动态的、渐进的，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突破、超越。“多元”中各个成员都有权利和机会发挥自己的能量，从而改变自己的位置。共同体具有物质和思想上的坚实基础，以其开放性、包容性促进成员采取透明的民主和合作政策，最终形成所有成员长期利益共享、休戚与共的格局。
“多元”是当下人类社会的客观实情
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中各个成员之间学术—思想的呼应、交融和互补是在共同的物质、思想及诉求的结合点上起步的。因而虽然存在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思维程式，但在宏观理论上皆具对真理的共情、理解和体认。而且，学术共同体作为智库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传播者发挥的作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成果产生着外溢效果，在学术—思想及其社会产出转化上促进人类发展、进步。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源自具有全球性范围的群体、问题、理论和诉求，因此必然是全球性共同体。
四、中国参与世界中国学的角色
《概论》第七章追溯历史上的陆、海“丝绸之路”，进而表明其当代延续的产物“一带一路”是具有开放包容、“去中心化”特点的共同发展方案。历史上活跃于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中国文明以繁荣的经济基础和开通的文化特性维系并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基于不同成员间共享的商贸需求，繁杂的商贸、社会网络植根于区域内部的无数小网络。中国和其他国家均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发展，局部地区的衰落、孤立的状态并非因“丝绸之路”而致。在不同时空活跃于“丝绸之路”的佛教、耶稣会士等群体使中外方文化得以交融、汇通。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学也西渐。在知识和技术条件落后的前现代，尚且存在如此生机勃勃的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代又岂能独善其身？共同体的成员惟有积极展开合作、交流，方能正视“我者”与“他者”，推动共同发展。
丝绸之路是沿线文明长期交流的产物
本土的中国研究如何参与到全球学术之中？中国研究能不能生长出足以影响到其他学科门类的方法和理论？诸如此类的发问首先面对的是中国融入无法置身其外的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的姿态和角色。
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是且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和均等的，其成员健康的心态是不虚骄颟顸，不妄自菲薄，明晰在属于全人类的真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先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近代开埠以来志士仁人“取法乎上”，“向西方学习”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中的一条进步的主线，目的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尽管这条路并不平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连绵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汉译名著”事业是一代代良知学人呕心沥血的结晶。
“汉译名著”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那么，如何恰当地处理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难题？其实，这本来源自西方学者的自我反省和纠正。近半个世纪前，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纵然他后来晚年有所保留，但的确引领着北美或西方的中国研究者勇于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其成就也已彰明昭著。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主义，均是人类傲慢与偏见的产物。有鉴于此，历史学者在阅读文献时要警惕“中心主义”史观作祟，不能想当然地任性采取偏颇的、狭隘的标准衡量过去，更要避免预设立场的“正确”。同时，在历史学者的培养、训练过程中须避免为史料所“俘虏”，而是置于史料的场域，通过理论、方法的分析来索求文本所言及其隐含的过去，避免以古或今的立场延续多数群体所宰制的文化“中心”立场。
柯文为打破史学研究中的“中心主义”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泛起的“学术本土化”呼声，反映出主体意识或自主性缺失的焦虑。但是，仅用“个例”、“经验”无助于对理性层次的“范式”、“体系”产生本质挑战。只有把经验提炼，纳入既有的或修正的分析系统，才能展开有实质内容的对话，不断实现扬弃和革新。笔者之一回国后十余年来所开设的“西方汉学的理论与方法”、“西方汉学导论与导读”一类课，确立了这样的宗旨：原汁原味地理解原著中的理论、视角、路径、范式和方法。重点不在于具体观点是什么（what），而是探究为什么（why）这么认为，又是如何（how）观察、分析、阐释和推论的。
所以，不仅仅是中国学，既有的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培养和研究体系都亟需全面的系统的改进。一是加强理论性学习，注重思维训练。有学人指出当下中国史学的“理论饥渴症”，但症结的本身则在于研究者理论训练的贫困，所以即便“拿来”舶来品，也难以融会贯通。二是充分发挥本土优势。作为“槛内人”（“insiders”）的我们比作为“槛外人”的他们更能贴近、感知中国的实际，在问题的发现、资料的发掘以至于题目的择取上更具有文化传统和现实意识交织的临场感。身在“庐山中”与“庐山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而理论在试验场中才能得到检验、滋养、提升，获得勃勃生命力。三是要积极参与研究成果的转化。历史和当下的世界受到人们行为的约束，中国学者须自觉地从当下中国的现实出发，增加认识的共识，并有意识地将世界中国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知识、政府政策的认知基础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常识”。二十世纪以来，多国学者在政府间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下在推动历史共识的达成，缓和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情绪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人文社科领域的理念变革处于首要位置
从培养、训练到成果的转化，这个过程是中国学者主动参与世界中国学研究建构的内在需求，也是超越世界中国学研究，检视、回应其他科目的理论、方法的外部需求。中国研究是在多学科、跨学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各学科的专业性理论与方法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研究对象在多领域的状态，共同构成了中国研究这一整体。因而中国研究也会且应当通过整体解释不同学科所面对问题的历史，从已经吸纳、应用的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反观作为部分的各学科，增进对概念、理论预设和结果检验的认知，减少抽象的学理范式在中国研究这个整体中应用时可能会出现的认知不协调。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加州学派”围绕欧洲与中国经济道路分化的“大分流”展开的讨论。其研究倚重利用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等构建分析模型，甚至在观点与之相反的研究中也大量使用了计量方法。这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比较研究中提高了我们对过去几个世纪历史认知的深度和精度，重新叙述了历史的微观与宏观环境；同时也有效地检视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理论模型，做出了更贴切史实的补充、修正。
作为“外国学”的海外中国研究，体现了“他者”的文化教育体制、学术话语系统，而《概论》所认可的“批评的中国学”可以成为沟通中、外的一个渠道，还有望带动起对人类学术、思想和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努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愿景的基础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通识教育，培养具备“博雅”或“通识”知识结构和终生学习意愿、能力的“公民”。跨越学科畛域的通识教育是赋予学生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和全球的、比较的视野的基础，是贯彻教育体系始终的基础性、核心性的内容，是大学教育“少而精”的课程设置的“共同的核心”。只有切实地贯彻通识教育，中国本土的学术培养机制才能孕育在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中展开平等交流的新生代学人。从正在实验中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开始，如果中国思想和学术做得足够好了，就不再会有“谭中之问”。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孙竞昊，1964 年生，籍贯山东威海，历史学教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孟菲斯大学（硕士，博士在读）、多伦多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密西西比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明清时期区域（侧重江南和华北）的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及其近现代变迁。著有《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另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Journal ofAsian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余篇，校译英译中专著2部，还承担多篇英译中、中译英论文工作，发表学术札记、随笔多篇。
佟远鹏，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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