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西夏学研究学者李范文于1956年前往西藏拉萨调查藏语，曾参与西夏王陵发掘工作。在西夏王陵考古发掘期间，他完成了《夏汉字典》的初稿，还写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目前，他正进行八体文鉴字典(汉藏满蒙回西夏契丹女真)，甲骨文四角号码字典的编纂研究工作。

前不久他在接受澎湃新闻特约采访时，

李范文

谈及了正在编撰的《甲骨文四角号码大字典》，亲身经历的西夏王陵的发掘研究，西夏文与羌文化等话题。

李范文，知名西夏学家和音韵学家，陕西西乡人，现居住和工作在银川、北京，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前往西藏拉萨调查藏语，曾参与西夏王陵发掘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求学期间(1952-1959)师从费孝通、夏鼐、王静如(西夏学专家)，1953年李范文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看到第一本西夏文文献，对此产生浓厚兴趣。1960年从中科院民族所辞职，前往西夏王朝曾经的首府兴庆府（今银川）专门研究西夏学。

在西夏王陵考古发掘期间，他完成了《夏汉字典》的初稿，还写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他对于宋代拟音(模拟古代语言的发音)也做出重要贡献，著有《宋代西北方音》与《音同研究》。他也是《西夏通史》及《夏汉字典》的主编。 2013 年，因为对汉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东方学“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目前，他正进行八体文鉴字典(汉藏满蒙回西夏契丹女真)，甲骨文四角号码字典的编纂研究工作。

2018年，李范文先生在银川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谈及了正在编撰的《甲骨文四角号码大字典》，亲身经历的西夏王陵的发掘研究，西夏文与羌文化等话题。

李范文

编撰甲骨文四角号码字典

澎湃新闻：您还没有出版《夏汉字典》之前，您写了两本书《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为什么您研究文字的同时致力于音韵学的研究？

李范文：

如果我不搞音韵学，西夏研究没法搞。 他们研究甲骨文的很多都是历史系毕业，不懂音韵学，结果很多东西查出来，和我研究的音韵学一比较全都解释对了。我下一步准备写一部关于地名的考证，把各地区各地方的地名变化，把它联系起来，全部整理、考证一部书搞出来。

澎湃新闻：您还在进行文字研究工作吗？现在在进行哪些研究工作呢？

李范文：

现在参与进行的两部书，一个是《四角号码甲骨文大字典》，甲骨文原来他们收集了4300多字，我们现在收集了7000多个字。另一个是《中华民族八体文鉴》（八体指汉、满、藏、蒙、维、西夏、契丹、女真这八种文字），而且我们现在基本把（中古时期往后）每一个时代的文字都收录了。因为搞研究工作离不开字典，这部分工作还是要有人来搞，而且编纂字典太麻烦，是“会者不为”的一个事情。这本书它的特色、最全的就是那个甲骨文编。

我看我儿子的甲骨文书受到启发，我比他多认识3200字，我认识而且都知道出处，我全部列表统一起来，把哪位先生考证的都列出来，把这些人的成果所有的都记起来，包括甲骨四堂，这是他们整个研究的精华，包括“四堂一宣”（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胡厚宣），我要把甲骨文八大家把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全部收集出来，他们考证出来的那些字，可以说全世界除了他们没有人做这些有价值的事。所以我叫它《当代甲骨文专家研究综述》，这是这些年来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综合地给叙述出来。

澎湃新闻：甲骨文如何做四角号码？

李范文：

我给他做了一个“方圆便是六”，也叫“方圆六”，无论字形是方的也好圆的也好，都是“六”。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是王云五先生发明，口诀是胡适先生创作的《笔画号码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我发明的这个“方圆六”（检索甲骨文）它形状是方的也是六，圆的也是六。

比如说我们教小孩识字，无论什么字，比如说阿拉伯数字5，它是两笔写成，4也是两笔，我们按照这个口诀去检索甲骨文，我们去教三岁小孩，他甲骨文也能教会的，“方圆六”口诀是这样的：“一横，二竖，三歪斜；四五圆，六七角，八九拐；同笔无笔（没有笔画）便是零。”

图：王云五先生（1888－1979），上海人，著名出版家、编译家、教育家、图书馆学家，甲骨文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人。

西夏文与羌文化

澎湃新闻：银川西边是腾格里沙漠，北边是巴丹吉林沙漠，东边是毛乌素沙地，是一个沙漠中央的绿洲。而且黄河在这一段是由南向北流的，形成了富饶的河套平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形成一种对话。宁夏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不同文明、族群间对话，所以在银川这样一个在沙漠边界的地方，有很多可以讨论的话题。您对银川和“边界”之间有什么见解？

李范文：

从历史上来说，从秦汉时代与匈奴的战争，宁夏地区的军事屯垦都是非常发达的，你看过去的人开挖的秦渠、汉渠，引黄河水灌溉都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历史非常悠久的。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的基因融合了不同民族，所以他们的体格比较强健，你详细看他的人种类型的话，融合了不同民族，而且兼有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的血统，个子相对比较高。银川平原这个地方在过去农业社会里只要和平，有黄河水灌溉是旱涝保收的，自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对于各个民族来说，很多都是经过千辛万苦过来的，比如党项民族来说，他们从青藏高原辗转迁徙过来，经过一个苦难的历程，靠着旱涝保收的“塞上江南”定居下来，他们与自然都形成了一种互相尊敬、珍惜的态度。他们不愿意再打仗，打仗让他们流离失所，谁愿意打仗。所以我非常赞同 “世界大同”，战争太可怕了，大家互相帮助，都不要打仗。

宁夏河东灌区秦渠沿岸的农田和村庄，秦渠相传修建于秦代。

澎湃新闻：西夏文是藏缅语系的，这个语系大家可能非专业人士知之甚少，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藏缅语系和羌族吗？

李范文：

现在这个西夏文，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实际上他们西夏人本身就是羌族。在原来古代的时候，凡是所有在华夏文明西边，大概川西、陇南、西康这些地方牧羊为生的游牧民族，都叫羌人。在安阳出土的殉葬坑，当时就是妇好（?－前1200年），她是殷王武丁的妻子，她带领华夏民族征服羌人，带领了一万三千多人。（注： 甲骨文卜辞：“辛巳卜，贞□妇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羌。”《英国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 in Great Britain），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最后获胜，俘虏了很多羌人。

澎湃新闻：羌文化和其他地方的文化互动是什么呢？

李范文：

大概三千多年前，其实推测来说还要早。所以大家都说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文明和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一样都是很古老的。台湾大学傅斯年先生（1896-1950，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他提出来“夷夏东西说”（注：傅斯年先生1933年提出），认为在上古的时候，西方来的人和原来东边原来定居的人混合，形成了后面的文化。老子李耳姓李，他的故乡是现在河南东部(西周陈国)，当时陈国属于楚文化圈，陈国的图腾据考证也是老虎。比如说李氏，有种说法是“老虎”的意思，老虎按照西夏文（包括现代羌语）的读音也是“Le”（音勒），“Le”的发音就和李很像了，而古楚语的老虎的读音也是“Li”。所以李氏的“李”这个读音很有可能来源于他们的图腾老虎。结合傅斯年的观点，很有可能楚文化是原来羌族迁徙到长江流域建立的国家。

《简明夏汉字典》176页中的西夏文“虎”的词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范文编

澎湃新闻：在北宋时期的东北亚地区的文化特别繁荣，尤其是语言文字方面，基本上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文字，汉文字的书法艺术也发展到了一个巅峰，除了汉文、古藏文，就包括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八思八文多种文字同时出现，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范文：

这个现象我考虑，每一个民族它都有一个强烈的自尊心，为它这个民族的发展，希望能够把它的文化继承发展下去。并为这个目标奉献心血。有文字的民族也好，没有文字的民族也希望自己的文化发展下去。每个民族都是自尊自强的，没有文字的民族它通过其他手段把文明传下去。三星堆文明我觉得也是一个自尊自强的文明。

有一年我到北京，和张贤亮一起去的，遇见了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馆的馆长肖先进先生（时任三星堆博物馆馆长、三星堆研究院院长），他希望我有机会去四川三星堆去看看。后来我到四川大学去招收研究生，顺路我找到三星堆去参观。就是三星堆有一个很大很漂亮的青铜纵目面具，有人说这是兽面具，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这是对祖先的一种污蔑。因为四川有很多高山，“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不是他们自愿不相往来，而是这很多很多高山阻隔就不能互相往来。我们的祖先希望看的很远，就像一个望远镜，希望看到山外的世界，我觉得实际上纵目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2019年，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在意大利罗马展出。

考察经历与西夏王陵的发掘研究

澎湃新闻：您当年深入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考察语言，能谈一下调查的经历吗？

李范文：

我是五十年代去拉萨调查语言，住在牧民家里，帮他们干农活，听他们讲话，然后制作成卡片。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我的一个至交学长王尧先生（1928-2015，著名藏学家、语言学家，横跨敦煌学、藏文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后来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参事。师从中国藏学泰斗于道泉先生），他比我大三届，是谢继胜先生（籍贯宁夏平罗县，1957年生于甘肃兰州，藏学研究专家。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的老师。王尧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新四军，和他的堂哥是当时新四军里面的战士，他就是长期在藏区考察研究的。

李范文先生收藏的《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影印照片。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巴卜尔、屋尔芬敦和美国人保尔斯曾相继在四川省木雅地区作过调查，提出这里的居民是蒙古征讨西夏时南徙川、康地区的西夏遗民的说法。四川大学的邓少琴教授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曾两度深入木雅地区调查，1944年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他也认为，木雅人非当地原始居民，而是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王族逃亡到这里的，他们建立的新邦称作“西吴甲布尔”（注：羌语意为西夏王的后裔）。

1980年李范文拍摄的木雅地区羌族妇女服装照片。

澎湃新闻：您原来五十年代在中央民族大学主修的是安多藏文，是什么原因使您走上研究西夏文的道路？

李范文：

1953年的一天，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一下翻到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那三本书，我一看西夏的字竟然那样漂亮！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一问别人全世界当时没有几个人研究。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学习西夏文，结果当我正要深入学西夏文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了，做这个研究就不行啦。我心想，你不让我学，我就到西夏故地去，到那儿去学。所以到银川这儿来（1960年6月），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

1958年的银川，这一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54-1960年，银川人口增长一倍多，由十万增长到二十二万。

澎湃新闻：当时在银川没有发现研究西夏文的机构？

李范文：

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时候简直是……你到处找都找不出来的，我在宁夏师范学院教书，但偷偷地来弄西夏文。等到公开研究西夏文就是在固原劳改后，调回银川的宁夏博物馆了（1970年）。

澎湃新闻：您在固原地区的条件怎么样？

李范文：

我当时在固原县古城公社店洼大队第二生产队劳动改造，条件挺艰苦。当地的老百姓对我特别好，我住在一个窑洞里，一到下雨天，门口就要用泥土围住，要不然水就灌进去了。好在我就被下放了一年，然后就调到宁夏博物馆去了。

澎湃新闻：西夏王陵发掘的时候您处在怎样的状态中呢？

李范文：

这个西夏陵发掘的时候，实际上我不是搞考古发掘的，他们不让我参加考古队，因为我是右派。我自愿到那儿去的，给考古队的人当勤杂工，当时管理伙食是我、招收民工是我、打扫卫生是我、去银川城里采购一些日用品也是我，什么活儿我都干。我是业余搞西夏文字的。

西夏残碑拓片

澎湃新闻：当时勤杂工就只有您一个？

李范文：

就我一个。但是我的待遇不是按照考古人员的待遇，人家都发皮大衣，一个月发一块肥皂，毛巾，我是编外人员就没有了。我一共在西夏王陵待了七年（1972-1979）。后来考古人员撤走，把我留在那个地方看守王陵。然后我们的工作组来了之后，发现我是上过大学读过研究生的，长期在那里做工作却没有考古人员待遇，后来才把我按照考古人员待遇，发了个皮大衣、毛巾。但是宁夏博物馆领导对我们非常好，人员分工明确，他们去搞考古发掘，我们是搞文字，还有人查资料，就是准备写《西夏通史》。我是从那个时候打下的文字基础，我当时一有时间就搜集西夏石碑残片制作卡片，最后一共收集了三千八百多片西夏石碑残片，这就为我后来编字典打下基础。钟侃先生当时是宁夏考古的第一把手，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的，西夏王陵、水洞沟就是他主持发掘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是我非常好的挚友。

1988年，李范文正在校勘《夏汉字典》。该书于1997年10月出版。

1980年，时任宁夏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钟侃先生主持了对水洞沟第四次发掘，图中，钟侃先生正在宁夏灵武水洞沟某探方内作业，摄影师不详。

澎湃新闻：卡片您现在还有存下来吗？

李范文：

卡片都是我自己做的，现在都捐给宁夏博物馆了，在宁夏博物馆收藏。我身边的卡片现在是宁夏博物馆给我做下的，我原来的几盒子卡片都是我自己用三合板订的，卡片盒子、卡片都是我用刀切下的。这些卡片都是当时写下的。你看，这是我现在用的甲骨文卡片。

李范文先生在整理甲骨文卜辞卡片

澎湃新闻：这些都是研究甲骨文的卡片？

李范文：

是的。我做了2年多的西夏文卡片以后，四川大学人家也做了。带了13个人，人家准备十年完成，我说那好家伙，人家13个人十年完成的工作量，我要100年还完不成呢。我去看费孝通先生。他是我五十年代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当时是副院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我是院学生会主席，他们叫我去揭发费先生是右派，我没有揭发，自然就把我也判成右派了。打成右派后就不能研究西夏文了，便被分配去搞甲骨文了，后来我说，那我干脆跑到宁夏去研究西夏文吧（1960年）。

澎湃新闻：您再次回到北京是什么时候？

李范文：

我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1973年，过了13年才回到北京。当时我去看望老师夏鼐先生和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先生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看望夏鼐先生时候，天色阴沉，夏鼐先生指着窗外的天空说：“你看这个天不可能永远都是黑的，总有晴的时候。”

澎湃新闻：算起来，您在宁夏已经待了50多年了。

李范文：

银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活着是宁夏的人，死了是宁夏的鬼。1960年我就留到宁夏，当时再怎么穷、怎么困难我也不会离开。在1990年，我们要和四川大学合起来培养这个西夏学研究生，但是回来以后因为筹备时间非常短，我们回来以后想登个招生广告时间都来不及了，所以那次联合办学就没有办成功，回来我们马上在宁夏大学召开了一个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会议，这个会议负责人就是张奎先生（当时宁夏大学校长），还有刘迎胜先生（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丝路研究、元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们非常支持，然后就是党委书记和人事处的人都到我家来，来都希望我扎根宁夏大学来培养西夏学博士研究生。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去四川大学，因为宁夏社科院当时非常非常穷，而且我一直在宁夏社科院，原来宁夏社科院的领导也对我们西夏学非常支持，我想我一走的话宁夏社科院在西夏学方面人就非常少了。

后来到日本去访学，很多日本学者想尽办法都让我留到日本，我就说一起去到日本有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要请我留下来？有日本学者说你一个人弄了三部书出来了，他们三个人才弄了一部书，当然这是他们开玩笑了，有些日本学者也很厉害，比如西田龙雄先生（1928-2012，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西夏学和藏学家，曾任日本语言学会会长）。你看饶宗颐先生一百多岁，他2018年2月6号去世了，现在光明日报用了一整版纪念他。这就是文化和学术的价值。

1914年，斯坦因绘制的黑水城平面图。这是第一次将黑水城按照比较精确的比例绘制而成的平面图。

澎湃新闻：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的西夏学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尤其在80年代后期，当时的苏联和中国对于汉学研究开始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听说1987年，我国派出10名汉学研究专家前往苏联进行访问研究，西夏学方面派出您和史金波先生前往苏联列宁格勒进行学术研究，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呢？

李范文：

“黑水城文献”在我们所有研究西夏学的学者心中有着崇高地位。20年代初期俄国的科兹洛夫（1863－1935，俄国探险家，20世纪初曾发掘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黑水城遗址和位于外蒙古的匈奴诺彦乌拉墓地，获得大量西夏、匈奴和汉朝文物）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西夏“黑水镇燕军司”所在地，属于西夏的“左右厢十二监军司”之一）盗掘了数万卷西夏佛经和大批西夏绘画雕塑运到了俄国圣彼得堡，其中还包括一些宋代珍贵书籍比如《刘知远诸宫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诸宫调版本，出土于黑水城。50年代后期中苏蜜月期，在1957年到访苏联的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努力下，1958年苏联将*在内的5部西夏文佛经与文献送还北京图书馆）和版画比如《四美图》（全名《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版画，于黑水城出土。1914年被到访苏联的东京帝国大学狩猎直喜博士发现，将影印本带到日本，这幅印刷于一千年前的精美版画引起轰动。）和用古藏语、波斯语、回鹘文写成的文献。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的总量占世界所有西夏文文献总量的80%，其中还有多部珍贵的西夏文字典，我们后人破译西夏文全靠这些字典。1913年中国著名古文献专家罗振玉在俄罗斯汉学家伊凤阁（1878－1937，俄国汉学家和西夏学家，通晓满语、汉文和日语，他是俄国最早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学者之一，与聂历山齐名。在苏联“大清洗”期间被处决）手中得到一纸《掌中珠》（即《番汉合时掌中珠》是1190年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纂的西夏语和汉语双解词典），这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俄国藏的黑水城文献。

《番汉合时掌中珠》里面《天相中》编目下描述星座的一纸。《番汉合时掌中珠》是1190年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纂的西夏语和汉语双解词典，全书共37页，共收录词语414条，每一词语并列四项，自右向左为西夏文汉字注音、西夏文、汉文、汉文西夏文字注音，此书完整本现藏俄国。

弗拉基米尔大公宫（TheVladimir Palace），19世纪后期为俄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所建，立面为新文艺复兴式样，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在地。

1987年的冬天，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到访苏联，当时中苏关系较为缓和，苏联允许我们到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位于弗拉基米尔大公宫）特藏阅览室阅览西夏文献，那一年列宁格勒气温达到50年最低（1987年1月10日，气温达到-34.7℃），特别寒冷，我们俩花了三个星期阅览了全部西夏文献，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中国学者首次亲眼目睹黑水城文献全貌。我也有幸成为第一批见到这批文献的中国人，当时这批文献静静地躺在12个高大的书柜里，有的上面落满了灰尘，有的已经残破了，但总体来说，保存的很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很多中外的学者都是靠这批文献走出研究西夏学的第一步。

（作者王开现工作生活于米兰和银川，从事建筑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