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文话丛编》，慈波、王汝娟编订，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1985页，498.00元
中国学界注意到日本汉文话，为时并不晚。钱锺书《管锥编》尝征引斋藤正谦《拙堂文话》，称许“斋藤论文，每中肯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419页）。1994年，王水照、吴鸿春编《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刊行（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拙堂文话》、海保元备《渔村文话》及吉川幸次郎《中国文章论》，日本汉文话始广泛流播于国内。其后王先生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也附录斋藤、海保二书以备参。
王水照、吴鸿春编《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
但是除此而外，大量日本汉文话，迟迟未得点校整理。近年域外汉籍研究风生水起，日本汉诗话的点校整理，随之全面铺开（譬如马歌东编校《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赵季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中华书局，2019年），汉文话更感相形见绌。如今，慈波、王汝娟编订《日本汉文话丛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以下简称《丛编》，引用仅随文括注页码）付梓，在已知百余种文话中，择取二十五种先行推出（另附广池千九郎《中国文法书批阅目录》），极大弥补了这项阙失。
编订者将日本汉文话分成三期：五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五山汉文话率出禅僧之手，集中讨论四六文，影响不越宗门一步，与后世区别显然（“前言”第6页）。《丛编》因而主要收录江户、明治时代之作；五山部分，仅取集大成的大颠梵千（1629-1685）《四六文章图》示例。通览《丛编》，依稀可窥日本汉文章学的轮廓。
安积信（1791-1860）为川西潜《唐宋八大家文格》作序，关于日本汉文章史有一综述：
吾邦文章之起远矣。遣唐之使、留学之士，与唐朝诸名士相交，亲承指授，才藻之美彬彬如也，惜其未脱骈俪之习耳。尔后数百年，多乱少治，干戈相寻，文章荡然扫地而尽矣。元和鞬櫜以还，操觚之士寖兴。其文虽未精畅，亦颇知以韩、欧为法。至蘐园翁（荻生徂徕）出，则才力足以振之，学殖足以运之，笔力闳肆，超脱俗习，大有功于艺林矣。而顾独染指于李、王诡僻之文，贻误后学不尠。五十年来诸老先生始悟其非，专刻意于唐宋八家，而参之以有明宋景濂、方希古、唐荆川、王遵岩诸家。于是文章之道大开，高者可以进配韩、欧，次亦不下唐、王诸子。猗戏盛矣！（1545页）
他把日本汉文章的写作，追溯到遣唐使那里，开端不可谓不早。惜乎继者寥寥，直至“元和偃武”（1615），已然进入江户时期，方始蹶而复振，且由骈文转向古文。起初略知取法韩愈、欧阳修。及荻生徂徕（1666-1728）效法李攀龙、王世贞，前后七子乃风靡一世。最近“五十年来”却遭遇反拨，明代唐宋派的势力，驾七子而上之。安积氏此序撰于天保十年（1839），上推五十年，指宽政元年（1789）左右。要之，江户时代汉文章的主线，乃是前后七子与唐宋派的更迭。
荻生徂徕肖像
汉文话之流变，与其桴鼓相应。荻生徂徕《文渊》称：“若微于鳞、元美，何得见秦汉以前日精月华于数千载之后哉？”（689页）推崇李攀龙、王世贞不遗余力。其门人太宰纯（1680-1747）《文论》第五篇则称：“后之修辞家见韩氏（韩愈）之末弊而欲改之，于是务择古辞。李献吉首倡此道，汪伯玉、李于鳞、王元美继作。……然其行文，献吉、伯玉尚遵古人之法，于鳞、元美则用今法。献吉时去陈言，犹退之也。元美好变用古辞以见其巧，于鳞、伯玉即用古辞不敢裁割，于鳞又好险其语，以为古文辞当如是。呜呼！古文固难读，不亦有易读者哉？”（740-741页）除去李攀龙、王世贞，又举出李梦阳、汪道昆两家。前者系前七子领袖，功在“首倡”；后者据钱谦益说，“嘉靖末，历下（李攀龙）、琅琊（王世贞）掉鞅词苑，伯玉慕好之，亦刻镂为古文辞”（《列朝诗集》丁集卷六“汪侍郎道昆”小传），系后七子之支脉。看来，太宰氏取径较乃师稍宽，而且褒贬兼具，不一味仰望，不过，整体仍未脱前后七子园囿。嗣后论者纷纷，态度多样，然而某种程度上，均可视为对荻生徂徕的回应。
弹指数十载过去，时风丕变。赖山阳（1780-1832）称：“譬之治秦汉文，全在矿者也。（唐宋）八家范之者也，学范之者易成形也”（古田梵仙、太田大俊《二大家文则》引《山阳先醒答》，1814页），已由秦汉折返唐宋。斋藤正谦（1797-1865）《拙堂文话》卷一称：“袁中郎乘李、王之弊而起，以暴易暴，其弊视李、王更甚”，将七子、公安两派一笔抹煞；又称：“明季之文，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三家为正路”，独尊唐宋派的立场十分鲜明（1290页）。菊池纯（1819-1891）尽管要求对于唐宋文“神而明之”，勿露模仿痕迹，可也承认此派文章“何可废”（《晴雪楼文话》卷二，1591页），其时已届明治前夕。
《拙堂文话》
待得明治开化，欧风美雨来袭，本土意识勃兴，两面夹击，“直接使得汉学失去了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前言”第8页）。日本汉文章学退居一隅，终至衰微。以往门户之见，在危局下荡涤几尽。东正纯（1832-1891）《文章训蒙》卷上称：“明宋潜溪、刘青田、方正学、王阳明、王遵岩、归震川、唐荆川、茅鹿门诸家，皆可接武于八家之间。而李献吉、何太复及王弇州，亦自有精造矣。而独李沧溟之文晦涩难读，当时其党已疑之，余所不喜也。徐文长、袁中郎亦一种斩新之妙，不可掩焉，不可不读也。”（1637页）在有明一代，非但笼括前后七子、公安、唐宋诸派，甚且时时阑入其他文家，只摒弃了李攀龙一人，堂庑特为开阔。石川英（1833-1918）《文法详论》卷上“谕言”第四篇更称：“今之诸子大抵学八家，至若辞赋骈体置而不取焉。若表、启、劄子，皆用国文，故不用力于此，所谓语焉而不详者，安得醇乎醇者哉？”（1683页）进一步主张旁习骈体，连骈散的界线也淡化不少。这时节，日本言文一致运动方兴未艾，石川氏提及的“国文”用途渐广，尤其威胁汉文章的生存。当此之际，如何整合内部家数，应对外力挤压，成为汉文章学的核心课题。
以上简单勾勒，远无法穷尽日本汉文章学的内蕴。所幸《丛编》每部文话皆冠以提要，概括宗旨、评估价值、介绍版本，论析每能深入腠理。有时辨析文话材源，疏通文话思路。譬如川西潜《唐宋八大家文格》自云取材于唐顺之《文编》，提要则指出：“《文格》选录的文章中有二十八篇不见于《文编》，而这其中有二十四篇被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收录”，由此推断，川西氏“应该还参考了其他通行选本与八家别集”（1543页）。对其材源范围，认知更为准确。大颠梵千《四六文章图》以文话而专辟一卷（卷四）讨论诗歌，何以如是？提要解释道：“诗体以五七言居多，而四六句式则以四字句、六字句为主……但五言诗削去一字、七言诗去其下三字，则往往可用于四六……故而熟悉诗语与句法，实则有裨于四六”（422页），抉发此一特殊体例的深层原因。有时取文话作者其他著述参证，以呈现其思想全貌。譬如荻生徂徕《文戒》提要，详列作者各类古文选评（658页），足见其对于李攀龙、王世贞的心摹手追。同一作者《文渊》提要，又将此书要点同《译文筌蹄》《四家隽》《文理三昧》印证，坐实“徂徕文章观念形成甚早，且贯穿其学术生涯”（684-685页）。有时更横向比较不同文话家之异同。譬如皆川淇园《问学举要》提要，联系荻生徂徕、伊藤仁斋，谓三人悉属朱子学的反动而蕲向不一。徂徕以古文辞为求道必经之途，仁斋以今文揣度古文，俱将文辞看作工具。淇园则认为道无象无形，唯有借名表出，绎读文辞正可使名、物孚合，上窥道原，“由此，文辞之学摆脱了工具论，成为其学术思想的本身，而带有‘语言哲学’的意味”（824页）。这就阐明了皆川淇园开出向上一路的贡献。有时给文话家以历史定位。譬如熊坂子彦《文章绪论》提要，叙述作者长育于偏僻的陆奥，一生曲折求学历程，以其书当“地方文人在主流文化潮流中勉力迎拒的一种表现”（872页）。赖山阳《小文规矩》提要，点明作者反对蹈袭七子，食古不化，“是东国文学本土意识兴起的标志性人物”（1140页）。凡此种种论析，使读者于日本汉文章学的演变轨迹、节点及主线之外复杂情状，得有更精细的把握。一部日本汉文话史，也俨然略具形体。
赖山阳
基于《丛编》所搜罗的文话资料，尚可探索许多饶有兴味的专题。诚如编订者所言，赖山阳乃一界碑性的人物。但世事多渐变而少骤决者，细阅《丛编》，他的态度，其机早伏于前。中井积善（1730-1804）已经主张：“盖所贵在乎精核淹通，得古人之妙于牝牡骊黄之外”（《闲距余笔》，798页），不以句摹字拟为然。熊坂子彦（1739-1803）进而提倡：“苟得其法，则虽缀以国字可也，顾所以运之如何耳”（《文章绪论》，881页），即连通篇汉字也不复必要，藩篱拆去泰半。他们都是赖氏前一代人。同代人龟井昱（1773-1836）则声称：“我日本以其辞为辞，有焕其章，何用异域之文为？然无是则可，有则泯泯，可乎？”（《题蕿文谈首》，948页）撰写汉文不让中国，推崇日语不亚汉语，本土意识彰明较著。赖山阳之论调，必须置于此一氛围中，始觉水到渠成。由是观之，与其说唐宋派替代前后七子而流行，驱退了泥古风气；毋宁说泥古风气消退，为接引唐宋派创造了条件。放宽视界来看，十七世纪日本学者“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国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167页），以中国文化传人自居，轻蔑现实中的清王朝。再转进一层，日本自身传统的地位提升，便系题中应有之义。故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即“针对用汉文所写的《日本书记》（“记”当为“纪”），试图在仿佛留下了古代口语的《古事记》中找到‘古之道’，这在本居宣长那里达到了极致”（[日]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见所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94页）。中井、熊坂一代的新动向，与此合若针芥。
纵观日本汉文话，罕见中国时或浮起的重道弃文口径，向来讲求因文见道。伊藤长胤（1670-1736）称：“文虽行之余，而所以明道解经者非由此则不能，其所关系亦不细焉。”（《作文真诀》识语，697页）皆川淇园（1734-1807）称：“道者，自修己之道也。学者，自长其智之学也。此特吾得之。夫圣人之辞，吾心会焉，而后可得以修、长焉者也。”（《问学举要》，829页）猪饲彦博（1761-1845）称：“窃谓使世之文章，名正言顺，虽无关于治道，亦名教之一端也。”（《操觚正名序》，913页）斋藤正谦称：“圣贤之道术非文不明，古今之事业非文不传，故古人以为贯道之器，又以为经国之业。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哉！”（《拙堂续文话》卷八，1522页）这些文话家，持论互不相谋，在此却是异口同声。明治以还，石川英仍宣布：“文章本是圣人之道。……韩柳以下，欧苏诸子，亦皆儒者之文也，非道二程、晦庵等而已也。”（《文法详论》卷下“论文类纂”，1764-1765页）这一特点，同其语言处境有关。日本中世以前，习惯训读汉籍，“训读不是翻译作为外国语的中国语，而是试图照原样把中国语读作日本语的荒诞行径”。面对此法，荻生徂徕首揭义旗，“徂徕认为，训读无视语言差异，无助于正确理解原文意义，因此，必须抛开训读，直接阅读中文原文”（[日]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王颂、杜敬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43、144页）。江户汉文话兴盛于反抗训读法的背景之下。透过研味文辞，得汉籍——包括儒家经典——之正解，是其重要起点。文、道联结之紧密，有非中土所能体会者。这也奠定了后来汉文话的总体性格。
末木文美士著《日本思想史》
一旦把汉文当作汉文理会，中日语言间的鸿沟就愈发醒目。为此，日本文话家构想出若干训练方式。伊藤长胤《作文真诀》转述其父伊藤仁斋之法：确认汉文章原作，一二百至五六百字不等，请他人“以国字换写”，而后练习者“就译文以汉字复写，照数销注讫，以原本一一查对，朱书于旁，验其中否”。其法唤作“复文”（709页）。简言之，即将日译再回译为汉文，与汉文原作相较，借以训练、验证汉文运用能力。百余年后，帆足万里（1778-1852）《修辞通》依然沿用。他责备“伊藤氏复文，汉音皆代用国字。本邦所传汉音混讹难辨，则老师宿儒尚难之，岂可以强初学乎”，于是加以微调，“其宜和诂读者，代以国字；汉音读者，仍用汉字，一直写下，从本邦语脉”（1123-1124页）。应该说，帆足氏改良的复文法更适宜初学，而伊藤仁斋的原创性固不可掩。从复文法，令人想起十八世纪英国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的经验。他学习拉丁文与法文时，也曾两者互译，“比方说，我拿西塞罗一封信译成法文；译后将它放在一旁，等到我把原文的词句全都忘记了，再将我的法文译文尽我所能译成拉丁文。于是拿我的蹩脚译文同这位罗马演说家的平易、文雅、恰当的句子逐句对照”（《吉本自传》，戴子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70页），因而突飞猛进。吉本是在两种非母语之间互译，具体处置细节也不尽同，而其原理，与复文法实无二致。可见伊藤、帆足等人的训练方式，深合语言学习普遍规律。这属于中国古代文话不太涉及的话题。
上举数事，尝鼎一脔，足以反映《丛编》蕴藏之富。据“前言”预告，其余日本汉文话正在整理中，甚盼早日出版，想会提供更多耐人寻思的论题。目前问世的《丛编》，选择文话兼顾典型性与多元性，点校堪称精审。日本汉文话的通盘整理、考察，必以此为嚆矢。自然，点校工作琐细，也难免偶尔失手。兹录几条：法眼正意《文章达德纲领序》：“学者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理解之者，文不欲奇而自奇，诗不期工而自工。”（11页）“以气为辅”后，句号当为逗号。猪饲彦博《操觚正名》：“若夫王、李之文，谓北京为‘长安’、兵部尚书为‘大司马’者，犹本朝公卿称唐名也。，亦唯其党之私称耳，固非以为纪实之正称也。”（941页）“犹本朝公卿称唐名也”后，多一句号。东正纯《文章训蒙》卷上：“茅鹿门、沈确士等，作家也；林西仲、金圣叹，评家也。作家之言皆可资，而评家之言，其益不必多矣。《庄子》因《必读书》及《左绣》等，世所争喜，然皆评家之言，余不甚取之。”（1640页）“《庄子》因”当为“《庄子因》”，清代林云铭（字西仲）著作，承应前文“林西仲”而来。此等小节，期于重印时订正，俾全书更臻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