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策划丨王振宇
采访 撰文丨陈不诌
这个年初，关于束从轩的消息从来都没有断过。
从手撕员工的联名信到用200元召开发布会，这位60后创始人用难得的“网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老乡鸡这个品牌。
在手撕员工请愿信的第二天，老乡鸡获得了各大银行加起来总共10亿元的贷款授信。这样的贷款额度让束从轩不需要像视频里说的那样：“卖车卖房给员工发工资。”
这位中国快餐行业的新科状元已经年近花甲，不仅能敏锐地觉察到悄然而至的危机，也能四两拨千斤地将营销做到极致。电话里，他的语速和视频上别无二致，在讲到疫情时，对生命的关切未经排练，发自肺腑，自是毫不逊于镜头前的录播桥段。
口述：束从轩
地点：安徽合肥老乡鸡
最早听说武汉疫情是从我们同事的口中，那天是1月20号，就在钟南山院士连线白岩松之前一天。我们在武汉有店，武汉一间餐厅的店长说他们那边现在爆发了“流感”，情况好像还挺严重。
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这病叫“新冠肺炎”，店长就给我打电话问他们应该怎么应对。事发突然，我也到处找武汉当地的朋友和员工打听情况，听说当时武汉的医院发热门诊全是人，全城人心惶惶，我当时就反应过来，这可能会发展成一场疫情危机。
1月20日当天，我们管理层赶紧开会研究：“假设它是一次疫情怎么办？”当天晚上我们还对疫情的严重性做了不同程度的假设。
会不会对我们的员工有威胁？怎么保证员工的安全？对我们的生意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疫情可能会不会蔓延到其它城市？如果武汉以外的地区也爆发流感，又该怎样应对？最坏的结果——我们的员工感染应该怎么办？
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我，一个比一个严重，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一时间神经紧绷，我失眠了，过往的经历通通袭上脑海。
2003年10月，我的第一家餐厅在合肥开业，当时的店名叫“肥西老母鸡”，以我的家乡和当地食材命名。那时候非典疫情刚过去半年，赶上餐饮市场回暖，我很顺利地经营了两个月，直到有一天，电视上的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七，新闻里说美国正在爆发疯牛病，牛肉卖不出去，价格猛跌。我当时关上电视就想，如果有一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应该怎样去应对？
十天之后，那年正月初六，中国遭遇第一次大规模禽流感，当时的我半截身子进了餐饮行业，另外半截还在养殖行业，手里一共有几十万只鸡。我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员工把现在养的鸡卖出去，哪怕价格低一点也没关系。最后所有鸡全部卖出，这样我才成功躲过那场灭顶之灾。
这次，我已经尽量将可能面临的危机想得足够严重，即使这样脑海里都没有足以借鉴的过往经验。
当时我们开会的第一反应是要多囤一些米、面、油——如果真遇到了物资紧缺的情况，能不能顺利营业先不说，起码我们自己员工的伙食要保障。至于口罩和消毒液，我没有第一时间想到。
“先见之明”与“后知后觉”两个词之间的差距只有短短两天，两天之后，全国都买不到口罩，再买到的时候价格也水涨船高。
紧急会议的第二天，新闻里已经确切说明这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新型的肺炎病毒，有人传人的可能性。一夜之间人心惶惶。我在员工群里向那些在武汉地区准备回家过年的员工喊话，希望他们尽量不要离开武汉，这病有潜伏期，如果真的带回了老家传染给家人就麻烦了。
但是我忽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有一批员工在过年前休了假，我在群里喊话的时候他们已经买了回武汉复工的车票。那时候武汉刚刚发出通知，从23日上午10点正式封城。他们基本赶上了封城前的最后一个时间点进入武汉，但是刚到员工宿舍所在的小区门口就被社区拦住了，说什么都不让进。
没办法，我只好把他们暂时安置到宾馆里，那段时间他们吃住都在宾馆，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本想着在春节旺季能多一些生意，但是春节还没到，已经花了很多钱，对于扑面而来的疫情眼前一抹黑，之前想到的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就出师不利——这一拳就像打在了棉花上。
武汉封城之后大家也都闭门不出，我决定在23号关停武汉的一百多间餐厅，这是个很艰难的选择，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武汉的餐厅停业后，那些留守在武汉的员工彻底没了活儿干，我想着他们能安心待在住处就好了，毕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他们到底还是年轻人，根本闲不住，也没跟我打招呼，看着电视里援鄂医疗队陆续进入，而医生护士没有饭吃，就自发组建了送餐小组。大年初二那天，武汉地区所有老乡鸡餐厅都在同一时间开始为周边的医院送餐。
听到这件事时，一开始的担心很快就转变成了对他们彻头彻尾的敬意，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此后一段时间，我们通过团队的力量一直为身处武汉的同事寻找购买防护物资的渠道，为他们的善举保驾护航。
那一个月，老乡鸡每间餐厅都辐射了周边的几家医院，自产自送，给包括中南医院、第六人民医院、中部战区医院、武汉中心医院、武汉人民医院，第四医院、武昌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在内的十几间医院送了20000份外卖。
老乡鸡是最早一批为医院送餐的餐饮企业之一，我不太清楚之前是不是早已经有人在做，但是我想在那种情况下所有同行的努力都基于同样的原因:
看到在城市瘫痪的情况下那些医护人员治病救人相当不易，没有人不为他们的行为动容，从而也会联想到这不单单只是医疗行业的事情，也不只是武汉的事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风雨同舟才能共度时艰。
俗话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在2020年新年的寒风中走得并不轻松。2月1日，屋漏偏逢连夜雨：
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湖南省邵阳市某养殖户饲养的肉鸡发生H5N1禽流感疫情，该养殖户的接近8000只鸡死了一半不止。
其实这样的禽流感疫情比2004年我们所经历的形势更加严峻，但是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餐厅都暂停营业，即使处于开门状态的餐厅也大都没有生意，所以对于餐厅的影响是几乎看不见的，但对于养殖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禽流感爆发，市场上没有人买鸡，餐厅清库存都来不及更不会进货，鸡肉的价格从十块钱每斤跌到一块钱一斤。加上当时国内很多小型城市，还有村庄县城都实行了封闭政策，鸡拉不出去，饲料无法运达，很多养了一个月的鸡被活活饿死，只能埋掉。
我自己是搞养殖业出身，知道这时候他们到底有多难，也知道如果供应链垮了，对于我们恢复也是很不利的事，不幸中的万幸是我的供应商们饲料都充足，只是鸡卖不出去。
于是我跟供应商之间订了一个合同，这可能是外界不太知道的。合同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按照我们事先定的价格定期收他们的鸡，他们只需要专心饲养就好了，不用担心市价的影响；另一个是我们缩短了和养殖户之间的账期，本来是按月结账，现在收到货立马付款。
这一纸合约彻底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是也让我们自己承担了更大的压力。2004年禽流感之后，是时任合肥市市长的郭万清先生带了媒体来我们餐厅用餐，此后大众才对整个行业恢复信心。现在我们作为中国快餐行业的榜首品牌，自然也应该有同样的社会责任去践行良知。
2月8日，那天正好是农历的元宵节，我收到了来自我们员工的联名信，信上写他们自愿减薪停薪，还按上了手印。
看到那封信的时候，一个人在办公室泪流满面，压抑了半个多月的情绪彻底爆发。在联名信之前一段时间，我还知道了一件特别沉重的事情。
武汉的一名店长，他叫李神农，就在正月初六那天，他母亲因病去世了。他是合肥人，在武汉工作值守，封城之后没有办法回到家乡披麻戴孝，就在这样的悲痛中坚持每天为医护人员送餐，本来这一切都已经让我很难受了，谁知道还有更惨的事情发生。
又过了大概是一个礼拜，他父亲被查出食道癌晚期，只能撑三个月了，武汉的大门还是严丝合缝，看不到半点松动的迹象。他就这样每天在城内倒数，默念。直到前不久武汉封城结束，他才第一时间回到家乡，看到母亲的墓和病重的父亲。此前，他每天都通过送餐的方式分散注意，也想为父母多攒下一些福报。
面对这样的一封联名信让我为他们减薪，我怎么做得到？于是就有了那段手撕联名信的视频，哪怕是卖车卖房也要给他们发工资。虽然卖车卖房可能对发工资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起码表达了我的一个态度，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