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中通过白发衰翁与天真儿童的对比，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回乡欢愉之情和人世沧桑之感，并且将这两种迥不相同的感情水乳交融地凝合在一起。诗的白描手法，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藏着一片真挚深厚的感情。读之如饮醇醪，入口很淡，而后劲无穷。

诗人贺知章一生顺遂，30多岁就高中状元，其后一直在京都为官，直到86岁告老还乡，《回乡偶书》就表达了五十多年离乡宦游奔波的必然结果，幸而叶落归根，在白发飘萧的垂暮之年，终于返回朝思暮想的故乡，因而倍觉幸运。

其实不止贺知章，在古代，无论你做多大的官，绝大部分古代官员都是要退休的，还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致仕”。

关于退休的年龄界定，历朝历代有不同的规定。据《礼记》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其后历代都基本上是沿袭了这一退休年限。如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相比较古人的寿命，70岁退休基本上是等于终身制了。直至到了明清两代才逐步改为60岁退休。

不管退休年龄是如何界定的，但只要不当官，就得退休了，就得回乡（原籍），这事容不得半点商量。

其实，就算朝廷让这些退休官员留在京城，他们也是宁愿回老家也不愿待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京城住不起！

唐朝白居易年轻时当“京漂”，刚到长安拜访前辈顾况，老先生就提醒他：“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看到了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又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怕长安米贵，能在这大城市好好生活了。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郎，俸禄只够在长安东郊租几间茅屋。节衣缩食存了钱后才在长安城附近的渭南县买了一处宅子，直至50岁的时候才攒够钱在长安城里买下属于自己的第一所房子。

宋代苏洵做了十几年的官也没能在京城置办上房产，还好当时实行官邸制，公家给解决住房，但是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苏辙和苏轼进京投奔父亲时，苏洵就让其借住在官邸。后来，俩儿媳妇也带着孩子来京城了，官邸实在住不下了才花钱在外边租了一处宅院。苏轼想买房钱不够，不得已找弟弟苏辙借钱；苏辙也只能在开封南边的许昌盖房子，但耗尽了毕生积蓄。

除了京城的房子太贵住不起外，朝廷的法律也严格要求官员退休必须回乡。

让退休官员返回原籍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离职以后继续干预政事。宋朝对文人实行宽松的管理方式，自仁宗至神宗朝，围绕两次变法，形成支持和反对两个派别，日常在朝堂互怼。很多官员退休后不回自己老家，而是聚集到西京洛阳。这些人致仕之前多是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虽然离开京师，但在洛阳密切关注朝中局势，一有机会就会逆风翻盘，搅动时局。比如宋神宗逝世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迅速从洛阳物色了一帮人马，很快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其政治力量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忌惮。

后世朝廷吸取经验教训，除了少数皇帝信任的官员会被“赐第京师”以备皇帝咨询以外，其余致仕特别是因失去皇帝信任而“被”致仕的官员，如果赖在京城不走，就会引起皇帝的猜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明清两代，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如果违反规定买了房，不仅要被处罚，还要被开除公职，连买的房子也要没收。清朝对旗人有种种优待，但也禁止在任职地买房，并有旗人退休后归旗之令。

不过，官员退休回原籍后的待遇还是不错的。首先是政治待遇。卿大夫致仕称“国老”, 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 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对老臣的尊重。到了唐朝，对致仕官员要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归老家。三品以上官员致仕后，仍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上依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原有职级的礼遇。

其次是经济待遇，退休后会优厚对待。汉代规定，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吏，则干脆委任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供养起来；;唐代是五品官以上致仕者给半俸，功臣元勋经皇帝特批，退休后可保留全薪。如名相房玄龄、宰相宋致仕时，皇上特批均赐全禄。六品以下官员退休，则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